上海推动现代化经济 构建国际级金融中心

  图:上海的区位优势决定了其广阔的经济腹地和巨大的辐射效应

  十九大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全面布局,制定了基本方略,确立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战略架构。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要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开创“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的双向、全面开放格局。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区,需要结合自身的优势,抓住经济转型战略机遇期的机会,将自身的发展定位与国家的整体规划结合起来。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邵 宇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就已经提出要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进入到21世纪以后,国家更是把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纳入到国家战略的范畴。2009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上通过了“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製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指出要在2020年,把上海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也是上海“十三五”规划确定的总目标。

  经济与金融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柱。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如何去适应新形势下的全球化,如何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如何通过自贸区和自由港建设推动金融开放,如何加快科创中心建设引领创新驱动,如何发挥好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作用,都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要义。

  金融科技推动市场创新

  为完成“十三五”规划确定的2020国际金融中心战略目标,上海仍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首先,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巩固现有的证券、期货、外汇和黄金市场,推动建设上海国际版块市场、再保险市场、非上市公司股权转让市场等。其次,推动资本项目开放,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再次,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金融产品和制度创新。最后,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寻求金融市场化改革和稳定的平衡点。

  十九大中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任务,并从供给侧改革、创新驱动、全面开放等领域提出了基本方略。现代化的经济体系需要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与之相匹配。寻找二者的交汇点,是上海未来发展的着力点。

  没有实体经济的依託,金融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金融始终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工具,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立身之本。自2015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以来,实体经济领域的去产能、去库存成效显著,但去槓桿、降成本和补短板在中长期内仍然是政策制定的着力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需要在供给侧做好引导作用,把提高供给质量作为主攻方向,为消费升级提供新动能,加快建设製造业强国。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需要金融的支持,上海要利用区位优势,开拓自己的经济腹地,对内向整个长三江和长江沿线辐射,对外发展贸易与航运,向亚洲和全球辐射。

  十九大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经济的转型升级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同时,少了科技的支持,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的各项创新也无从谈起。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金融与科技的结合越来越密切。为此,要把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始终放在重要的地位。具体而言,要贯彻落实国务院制定科创中心建设方案,以推动科技创新为核心,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主攻方向,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动力,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断引向深入,把“互联网+”、“+互联网”植入更广领域。

  金融科技是促进科技研发、产业化和科技企业发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制度、政策及服务的系统性、制度性安排,是由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中介机构等多元主体及其行为活动共同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它不仅是技术的概念,也涵盖金融的维度。这个概念本身只是描述了金融的新业态,但它的内涵是丰富的。

  上海金融科技的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早在2010年就被确立为国家科技金融结合的试点城市,随后就陆续推出了各项政策,成功搭建了上海市科技金融信息服务平台和上海科技金融研究院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各项政策体系也基本形成。但仍有很多工作有待进一步向前推进,如服务科技型企业的多层次金融市场还不完善,金融产品体系还不健全,金融开放度还不高等。为此,有必要在“十三五”期间更加有针对性的用金融支持科技,以科技带动金融,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特别是风险投资体系。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改革之路,是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平均每年以超过1%的速度发展,至2016年底,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8%,与发达国家的90%左右的城市化率还有差距。但如果按照户籍人口来算,仍然低于50%,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化并没有实现市民化。从美、日、韩城市化的经验来看,城市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徵,而中国正在向第二个阶段迈进,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发展速度放缓,发展质量会提高。

  城市化正迈入第二阶段

  深度城市化的模式包括以港澳大湾区建设为代表的城市群战略和以雄安为代表的新区模式两种,上海的区位优势决定了其广阔的经济腹地和巨大的辐射效应。需要重点强调的是,人的分布定义城市的边界,而人的分布本身又是由交通状况决定的。交通设施建设是深度城市化的核心意义,因为核心城市的辐射范围主要就是由交通状况来决定的。但相比东京、纽约和伦敦,交通设施的密度和使用率建设仍然制约着上海的发展;同时,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让愿意来上海发展的金融专业性人才和高科技人才住有所居,也是未来城市规划的重点。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利于培育上海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自由贸易港是在自由贸易区基础上的升级,有画龙点睛的效果。自由港和自贸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允许开展离岸贸易,在离岸贸易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高端服务业,发展离岸金融等相关业务。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货物自由流动、资本自由流动和人才自由流动。

  自由港建设为上海发展航运金融提供了契机,因为航运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其所需投资金额大,投资周期长,且航运本身风险积聚,所以航运金融应运而生。经过长期的衍生与发展,航运金融已经形成了船舶融资、海上保险、航运资金结算和航运价格衍生产品四大业务。其中航运价格衍生产品,指航运业及与航运相关的石油钢铁等行业,规避海运价格风险的工具。诸如,航运运价指数期货、航运远期或远期协议和航运运价期权等。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视野不应仅局限于金融范畴,实体经济是金融的依託,发展金融的目的还是要服务实体经济。只有在以实体经济为支撑,并且在不断完善监管体系的情况下,循序渐进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扩大金融对外开放、逐步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丰富金融产品、实施人才战略、发展金融科技,以及利用自贸区和自由港发展特色金融。从纽约、伦敦和东京等金融中心的发展路径来看,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经济发展、金融生态、法制建设、科技创新等都是必备要素,这对政策方面的启示就是应该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做到不仅有分工,更要加强协作。

  歷史经验表明,依靠市场自发的力量是不够的,除了要走不少弯路,还要走回头路,在循环往復的周期中摸不清方向,因此地方政府在整体规划和体制机制构建上都应当发挥牵头作用。具体而言,政府作用主要体现在: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法规制度和监管手段,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确保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加快国有金融机构的股份制改革,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逐步取消信贷管制,同时提高金融市场化水平和开放水平,加大税收优惠力度,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吸引更多的金融要素。此外,通过合理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政府的宏观管理能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实现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

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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