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监管新格局 从金稳委到资管新规

  中央决策层对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定位体现了加强统一监管的整体思路。金稳委的工作重心是通过“统筹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相关事项,统筹协调金融监管重大事项,协调金融政策与相关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来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金稳会在新监管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统筹、稳定、改革、发展是其基本职能。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总裁助理 邵 宇

  在新监管体系下,央行负责宏观审慎管理,“三会”负责微观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金稳委是央行与三会之间的协调机制。这样一来,有分工、有协作,金融监管的盲区和重叠区将由金稳委统筹协调。在风险叠加和结构转型的当下,稳定是第一性的,在稳定的基础上求发展。金融促发展的根本在于打通金融与实体的隔离,让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金稳委的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外部监管与金融机构内部监管的协调、国内与国外的协调,以及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

  一行三会协调分工

  央行的监管职能也在加强,主要体现在构建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从宏观、逆周期和跨市场的角度加强监测、评估和调节。实际上,央行早在2009年就提出了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近几年,央行一方面积极稳妥推动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逐步转型,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基本稳定,不断增强利率调控和传导能力,平衡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另一方面,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其一,在2011年正式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其核心是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应与经济增长的合理需要及自身的资本水平等相匹配,也就是要求金融机构“有多大本钱就做多大生意”,不能盲目扩张和过度加槓桿。针对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2016年起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将更多金融活动和资产扩张行为纳入宏观审慎管理,从七大方面对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引导,实施逆周期调节。之后又于2017年将表外理财纳入MPA广义信贷指标范围,以引导金融机构加强表外业务的风险管理;2018年还将把同业存单纳入MPA同业负债佔比指标考核。

  其二,将跨境资本流动纳入宏观审慎管理范畴,从外汇市场和跨境融资两个维度,从市场加槓桿融资和以自有资金短期炒作两种行为模式入手,以公开、透明、市场化的手段进行逆周期调节,促进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维护金融稳定。

  其三,继续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形成了以因城施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住房金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从政策落实情况看,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基本稳定,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保持平稳增长,绝大多数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稳健,金融市场上的加槓桿和投机行为得到了一定程度抑制,企业和居民的正常融资需求也得到了保障。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互配合,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了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同时较好地防范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了金融稳定,有力促进了宏观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将更加注重微观审慎监管,包括对金融机构的功能监管、行为监管和竞争监管。关注的是金融机构的行为,注重对消费者的保护,强调对信息披露的监管;同时还要维护市场公平的竞争环境,不以机构类型的差异而设置业务准入门槛。金稳会、央行和“三会”在监管实践中,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英国金融服务局作为统一监管机构,同时负责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这种模式的最大好处是将不同监管机构相同功能的监管合併在一起以提高效率,还可以更好地了解金融体系的全面风险。但综合监管的方法要求它必须保持和中央银行密切的协调,因为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对维护市场稳定有最终责任。

  适度、全面和有效的金融监管是保护投资者基本权益、促进金融创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效率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部署,金融稳定委员会是党中央、国务院面对金融市场深刻变革而设立的,以维护金融稳定并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机构。人民银行将继续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体系,继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更多金融活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覆盖范围;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在监管的最前线。俗话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在这个金融创新不断的时代,专业类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该加强与业界的沟通,应该保持敏锐的嗅觉。改革与开放是既定国策,同时歷史经验告诉我们,改革与开放需要建立在稳健的制度建设之上,只有金融监管得到加强,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开放才有可能。新监管框架的确立将会开创中国金融改革与开放的新局面。

  银行理财独立分拆

  资管新规是统一监管体系建立后的第一项举措,体现了风险收益“可隔离、可计量、可承受”的原则,力图为资产管理业务的规范发展提供制度保证。那么,我们的观点是不如再推进一步,与其修修补补不如一劳永逸,将商业银行的理财部门拆分成为独立的法人机构。这样就可以改“堵”为“疏”,将银行理财业务从银行资产负债表真正分离,同时把理财产品的风险与商业银行体系真正隔离─让商业银行成为专门经营信贷业务的狭义银行,让理财部门(还有类似的私人银行)成为专门代客理财的机构投资者,建立单独的机构组织体系和业务管理体系,不得购买本行贷款,不得开展资金池业务,资金来源与运用一一对应,主要从事标准化的债权资产,逐步改变目前理财产品以预期收益型为主的失衡结构,引导发行组合管理类的开放净值产品以及不存在期限错配的项目融资类产品(先有项目、再有资金)。

  这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分离,它对中国金融体系的进化意义重大。它能够实现什么功能呢?将银行理财业务分离出银行体系,交给资本市场,一方面可以真正隔离理财产品与银行体系的风险,也有将有助资本市场的结构调整和健康发展,直接融资的崛起必然还有利于推动利率市场化和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这特别明显的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培育真正的机构投资者。如果未来中国金融体系转型的主战场在资本市场,那么脱媒就是势不可当,例如ABS(资产证券化)潜在的规模就是30万亿元人民币,如此大的资产从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卸下来,目前这些基金、券商、保险、信託加起来可能都接不住,让银行自己买则毫无意义,最终只能由真正独立和市场化的财富管理机构来承接。当然他们也可以做FOF(基金中的基金)进行外包,无论如何那也是壮大直接融资资金规模,如果独立组建投研团队自行运营,那将是机构投资者队伍中的一条真正搅动市场格局的大鲇鱼。

  二是有助于打破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已经在努力打破全民刚兑的传统金融思维定式。连存款将来都不再全部保险,那么发展理财更应该是要大力破除这种陈规陋习。要让投资者养成好的风险习惯,培养正常的金融文化,打破一直存在的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再也不能用一个扭曲去抵制另一个扭曲。

  理财部门的独立分拆为中国金融系统的科学发展,以及长远发展奠定基础,我们建议即刻着手研究修改包括商业银行法、证券投资法等上位法以推动其实现。为了金融体系的更大发展和转型升级,银行监管部门应该也不会介意分拆出来的几十万亿银行资产交由直接金融监管部门来协助管理,毕竟发展直接金融是大势所趋。这种分拆可以用美国1933年的例子来做不完全的类比。1933年6月16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由罗斯福签字生效。此后银行或从事存贷款业务,或从事证券买卖,但不能同时从事两者,摩根因此被拆分为摩根士丹利和JP摩根。拆分银行理财,可以做到风险隔离、破产隔离和帐户隔离,这是破除“太关联而不能到”和刚性兑付怪圈的反成见手段。消除痼疾,需要的往往就是这样大刀阔斧的改革。

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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