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改议规大快人心/闻昱行

  立法会终于通过了修订立法会议事规则的议案,有望终止多年来困扰香港的“拉布”现象。有反对派议员与学者提出反对,其中陈永政《立法会修改议事规则之后》一文可以作为代表。文中列举种种理由,论证“建制派以偷袭方式快速修改议事规则,是对香港整个政治社群的侮辱”,是“持力不讲理”,云云。但这些指责完全经不起推敲。

  第一,文章认为,在二○一六年立法会选举中,建制派主张反“拉布”,反对派支持“拉布”,而选举结果是反对派在直选议席上佔多数。这说明“拉布”作为制度上容许的政治手段,已经得到香港法例容许下最大程度的正式民意授权。

  这种说法的错误之处在于,选举时“拉布”与否只是众多议题中的一个,选民是否选某个候选人,与其支持“拉布”与否关系不明确。如果选举制度是单议席单票制,这种论调可能还有一些道理(比如上次新界东补选,反对派就以“保住议事规则”作为理由竞选),但在比例代表制之下,选民的选择与“拉布”与否的相关性更小。而且,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二○一六年立法会选举时的各场辩论中,根本没有把是否修改议会规则作为焦点。这样又怎么可以说二○一六年的选举结果是选民不支持修改规则的“授权”呢?

  民意支持修规毋庸置疑

  第二,文章认为“民意调查不能取代直接选举的授权”。无疑,民意调查不是一种授权,但如上分析,二○一六年的选举结果本来也不能视为授权。因此两者间根本没有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正确地说,有关是否修改议事规则,没有所谓的授权问题。

  民意调查与选举结果,哪一个更能反映民意呢?答案无疑是前者。除了上述分析说明选举结果与选民是否支持修改规则没有关联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投票有投票率的局限。每次投票最多只有约六成选民,也就是说,只能反映出六成人的意见。一般而言,投票者的政治参与程度比不投票者高,也就是说,如果把投票视为“取样”方式,那么必然只能取到有政治热情高的的选民。这在统计学上是一种取样的系统偏差。而民意调查的取样是随机的,理论上不带系统偏差。即使在实际操作中不可避免有偏差,也可以经过多次调查及不同组织进行的调查而“抹去”那些偏差。因此,如果多个民意调查都显示支持修改议事规则,这才是更科学地说明民意到底在哪方。

  民意调查的结果很明显,多个不同时间、不同组织的民调都有约五成市民支持修改规则。这证明支持修改规则的人确实远大于反对的人(有相当一部分人持中立态度)。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次修改规则期间,反对派阵营团结一致出动所有宣传工具,但除了在网上稍有回声之外,现实生活中应者寥寥。反对派再三呼吁支持者到立法会前示威露营,结果连续几天都只有百人左右的规模。这充分说明“拉布”不得人心。

  第三,文章认为,建制派趁六位前议员被DQ的时机修改议事规则,是“偷袭”,不符合政治伦理。这种论调尤为可笑。那些议员被DQ完全是咎由自取,被DQ合情合法合理,这与建制派议员毫无关系。

  事实上,西方立法机构趁一些意外出缺“偷袭”之事多不胜数。前一时期,美国参议员麦凯恩检查出脑瘤,需要休息,议会要投票时,共和党还千呼万唤要麦凯恩带病出席,没有说要民主党出于政治伦理不提议案。民主党最近意外赢得亚拉巴马州补选席位,要求共和党把税改法案最终版本的投票推迟到新当选议员上任后,共和党坚决不干。可见议会的政治斗争,讲究的是见缝插针,哪里要讲些所谓“政治伦理”。

  反对派应反思如何履行职责

  第四,文章认为,“建制派亦选择了以最差的方式修改议事规则限制‘拉布’——扩大主席的随意权力”,提出应该设立程序,让民选议员辩论是否剪布,再表决是否终止辩论。这个说法更荒谬。必须强调,香港反对派的“拉布”,不是外国的冗长辩论,而是在辩论过程中通过无数的修正案与无限次的点人头拖延时间。按照这位论者的说法,要终止辩论,还要先辩论一次是否终止辩论,投一次票。这非但不是反“拉布”,而是提供双重“拉布”的机会。

  第五,文章认为修规把立法会“全体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最低人数由全体议员的二分之一(即三十五人)降至二十人,违反基本法第七十五条。根据立法会法律顾问与外聘大律师的意见,全体委员会不等于大会,所以没有违反基本法。现在有人已经提出司法覆核,这个问题应该留待法庭解决。

  反对派以“拉布”为常规武器,事无大小无论对错都“拉布”,把理性辩论的场所变成无聊的“拉布”战场,甚至出动“塔利班式”的小丑手段,浪费宝贵的光阴与纳税人的金钱,实在已经成为社会运转的障碍。建制派议员怎会不得不提出修改议事规则?市民又怎会不站在支持修规的一边?

  现在反对派议员更应该做的,是痛定思痛,好好反思。反对派仍有充分的权力反映他们代表的选民的声音,希望他们以后能正确行使议员职责。这次修改议事规则,确实大快人心,希望政府未来施政更加顺利。

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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