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玉:孤独的小象/李 梦

  图:常玉画中常出现瓶花/作者供图

  最近伦敦泰特美术馆正在举办一场意大利画家莫迪里阿尼的特展。莫迪里阿尼为国人所知,应是三年前中国富豪刘益谦斥约十三亿港元天价买下的一幅裸女画。

  当人们不厌其烦地讨论“这个意大利画家的作品凭什么卖得这么贵”,我却想到其实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的舞台上,也有一位不论行事为人(孤傲清高)抑或作画风格(爱画裸女)都与莫迪里阿尼十分相近的人,他就是常玉。

  若不是前些年常去拍卖预展看画,我并不知道一九二○年代最早留学法国的那些中国年轻画家里,还有一位名叫常玉的翩翩贵公子。当徐悲鸿在巴黎国立美术学校苦心研修素描和油画的时候,这个生在四川大户人家、从小浸淫礼乐诗书的年轻艺术家,去到巴黎后,却并未选择进入专业艺术学院读书,而常常在“大茅屋画室”与一群人挤在一起自由地写生,或是流连塞纳河左岸蒙帕纳斯区的咖啡馆。

  常玉的前半生由开办丝织厂的兄长接济,率性不拘束地过日子:结婚两年,觉得不开心,离婚;画商找上门来,聊得不开心,一张画也不卖。他从来不像其他出国留学的画家那样,怀抱什么经世济国的大理想,希望用作品感化或启迪些什么。他只是想画自己乐意画的人和风景,不为稻粱,全凭己心。

  徐志摩住在巴黎的时候,时常去看望常玉。他笔下的常玉,不入世,不汲汲于名利,反而乐得逍遥。不近天亮不上床,作画总要在上灯的时候,埋身在他那“艷丽的垃圾窝里”。“艷丽”这词用得妙绝,不单传神形容出常玉的日常起居姿态,亦贴近他的创作风格。

  看常玉的画,不论那些令他成名的裸女画,还是瓶花和小动物等,每每有两处地方打动我,一是颜色,二是构图。颜色是艷,构图是奇。有趣的是,这“艷”和“奇”加在一起,却并不显得喧闹,而是自有一种别致的静与安宁。画家喜欢用大片大片亮眼的红与黄,画中的裸女也好,瓶花也罢,体态总是夸张的,要么是两条丰腴的大腿几乎佔去整个画布,要么是花枝蜿蜒交缠出奇诡的形态。不过,这些出其不意或者说随心所欲的创作,并未给这些作品增添任何艷俗或粉腻的观感。那些作品从不讨好,它们与观者之间,似乎永远隔着一段距离,想触碰而不得。

  梵高也喜欢画瓶花,而荷兰人笔下的瓶中向日葵,热烈得几乎要灼烧起来,不断凑到观者眼前来,提醒他们近距离感受这几乎溢出画框之外的丰盈生命力。而常玉的瓶花总是离人远远的,兀自开放,兀自消萎,旁人的看或是不看,并不会令到那些花本身的姿色增添或减损几分。这与常玉本人的性情对照来看,又何其相似。

  我想,常玉画花、画女人、画动物,其原因并不仅仅像他自嘲时说的那样,“张大了我那经过训练的‘淫眼’去发现美”,而在于他希望透过这些画作告诉外面的世界,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有些画家作画是为记录世情,有些是为了批判不公或歌颂伟大,而常玉只想画他自己。

  旁人画中的裸女,常常是诱人且煽情的,常玉画中的裸女,或倚或卧,背对观者,根本不在乎别处的眼光。常玉后半生落魄时,苦居巴黎,曾有画商上门求画不果,而画家转身就将那些如今动辄在拍场卖出上千万的天价作品赠予朋友,或乾脆放在阁楼积了灰尘的木架上。有些艺术家汲汲入世,渴求认同,一旦遭到些许挫折,便灰心丧气一蹶不振。常玉不同,他从来不想也不屑于得到他人的褒赏或认同。富裕的时候如此,困窘潦倒的晚年亦如此。

  去年轰动一时的台湾歷史博物馆常玉特展现场,有一幅《孤独的小象》让我印象深刻。画中只有黑、黄两色,画幅正中有一隻奔跑的小象,四围无一物,尤其显出它的孤独。据说这是常玉六十多年的人生中留下的最后一件画作。在与友人达昂的交谈中,常玉说了这样一句话:“那是一隻极小的象,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奔驰……这就是我。”

  象本是群居的动物,这样孤零零的一隻象兀自在沙漠中奔驰,除了躲开象群,还有别的理由吗?

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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