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悼爱玲/李以庄 周承人

  图:香港著名电影研究学者黄爱玲于1月3日骤然离世,令人痛惋 资料图片

  惊悉黄爱玲遽然去世,实在无法接受!我们与她相识三十多年,也是她的读者,一直视她为老师。

  我们在广州工作,只因研究香港电影,才有机会认识爱玲。

  原来我们各有自己的专业,也各自出版了几本专业著作,为何会转向研究香港电影?只因以庄一九八一年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为高年级开设选修课:电影理论,在备课时发现:香港电影产量曾居世界第四位,仅次于印度、美国和日本,有“东方荷里活”之称。如按人口比例,香港影片产量实居世界之首。当年港英殖民当局,视电影为商品,从不资助,香港电影是自己养活自己!但当时内地及台湾都有电影史,香港却无!

  一九八四年,以庄向中山大学校方提出:中山大学应利用毗邻香港的地理之便,及能讲粤语的优势,开设一门“香港电影”的特色课程;以庄只要求配一位懂粤语的助手,以便将他带出来,令这门课香火不断。当时在中山大学担任副校长的吴某,让系主任转告说:“香港电影无非是拳头加枕头,没有研究价值。”以庄听了很愤怒,经两年考虑,决定提前七年退休(即在一九八六年,在五十三岁时退休),自费全力投入对香港电影史的研究。

  二○○八年八月初,我们合写的论文《香港电影与香港社会变迁》,在北京获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及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组成的“华夏杯”港台电影优秀论文评选组委会,评为获“华夏杯”港台电影优秀论文奖,发给奖杯及获奖证书。我们到京领奖时,国家文化部有一位主管科研基金的朋友主动找我们说,以微薄养老金自费研究香港电影,太辛苦了!他说:以“香港电影”这个大项目,可以申请二十万左右的经费,他可以帮忙。我们多谢他的好意,但我们没有申请,为的是要确保在学术研究上的独立性,及据史实说真话。正因此,我们常为说真话,而不得不与人争论。

  爱玲对我们的研究大力支持,不但花宝贵时间读我们的文章,且提出中肯意见,对我们帮助很大,尤其是我们的颠覆性研究成果发表后,感到压力很大时,她鼓励我们说:“你们的研究成果是一道不能跨越的坎,任何人可以有不同意见,但要拿出扎实的考证来!”

  三十多年来,爱玲在百忙中,曾多次亲自到广州看望我们,送书送刊物,关心我们的研究。尤其令我们感动的是:我们花大力气採访香港左派影人及研究左派电影歷史,写了一本名为《香港银幕左方》的书稿。爱玲及石琪都为此书写了序。去年底,爱玲从美国回来后,曾与以庄通电话,说她与李焯桃先生两人为我们的《香港银幕左方》一书出资,在香港出版。以庄说:我们应自己出资,但她不肯。

  至于此书的书名,则来自爱玲曾在香港电影资料馆编过一本关于左派影人口述歷史的书,友人迈克提议了《银幕左方》这个书名,她非常喜欢,觉得它既简洁又形象,后来她编的书因故改用了《理想的年代─长城、凤凰的日子》的书名。此次,爱玲便将她喜爱的书名转赠我们,遂有《香港银幕左方》的书名。

  最为重要的是:在爱玲最后给我们的电话中,她说对我们的书稿作了一些修改,我们非常感动!因她刚刚从美国接父亲回港,同时正在忙着搬家,竟然还花心血来改我们的书稿!我们恭候她将书稿从电脑发来,每天打开电脑,都首先看电邮。不见有书稿,却不敢催她,只是伸长脖子,盼呀盼……,不料却发生如此痛心的意外!

  回想爱玲在为我们的《香港银幕左方》一书作序时说:“认识周承人和李以庄两位前辈已多年,他们对生命的热忱和真诚,每每叫人感动。”又说:“李以庄对香港电影一片情深,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周承人也‘被拉下水’,二人从此对香港电影不离不弃。他们是老派的民间学者,没有研究经费,没受过西方式的学术训练,也不谙外语,搞起香港电影研究来,确实限制不少,但胜在有一份蛰伏潜沉的内在力量,老老实实。”她的鼓励,我们将永远牢记在心!并要认真改好书稿,否则实在对不起爱玲!

  爱玲爱猫,难忘她到我们家时,见到邻家的猫儿即久久注视不走。当我们把家中珍藏的小玩具送给她时,没想到她竟如孩子般的开心。她为人的纯真与学识的深沉,均令我们难以忘怀!

  当以庄因乳腺癌已转移,在医院动大手术时,爱玲竟立即专程来穗探望。那种深切的关怀,实在使我们感动,如今回想,不禁泪下!

  至今,我们实在仍无法接受爱玲已不在的事实!一想起,总是心如刀绞!

  爱玲!您的倩影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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