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致广大 学尽精微/熊万鹏

  二月十二日上午九时许,全国政协一位领导给我打来电话,“你知道吗,罗主席走了。”我的大脑顿时变得空白,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剎那间泪流满面。前一天晚上七时左右,我正在澳门参加活动,突然接到罗豪才主席大女儿小华姐的微信,“情况突然恶化”。我心里突然一紧,连忙回覆:“祈愿能度过此关”。之后,小华姐便没有再发短信。罗主席在协和医院住院已近一年,其间也曾发过几次病重的信息,后来都转危为安。我以为这次也能像前几次一样渡过难关,哪知噩耗传来,罗主席已经离我们而去!

  二月十二日下午,我从香港回到北京后,从机场直奔罗主席家里。客厅已经布置成了灵堂,正中间安放着罗主席的遗像。我清楚地记得,当年新华社记者拍摄这张照片时,我就在他身边。如今,罗主席依然在客厅里微笑地看着大家,正如当年他在客厅里与我们亲切交谈一样。一九九九年至二○○八年,我有幸给罗主席担任秘书,亲自聆听主席的教诲,切身感受他的魅力,受益良多。回想起在罗主席身边工作期间的点点滴滴,许多往事涌上心头,一时情不能已。罗主席的很多真知灼见,让人难以忘怀。

  “致力为公,参政兴国”

  一九九七年,罗主席担任致公党中央主席。一九九九年,我从致公党中央宣传部到罗主席身边担任秘书。我记得他第一次找我谈话,是在从重庆市赴酉阳县的大巴上。酉阳县是致公党中央的扶贫点,当年乘车从重庆市到酉阳县要走十多个小时的山路。罗主席请我坐到他的身边,亲切地询问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勉励我“谦虚谨慎,少说多做”。我当时刚参加工作不久,初次和大领导坐到一起,感到十分局促。罗主席亲切的话语,打消了我的顾虑,使我如沐春风。

  当年,致公党全国的人数不到两万人,而且老党员居多。有一次,罗主席参加致公党北京市委的一个活动,首次提出致公党“人少作为不能少,党小声音不能小”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士气。后来,他在多个场合进一步从政治和学理的角度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我国的民主党派不是西方的在野党,而是参政党;不需要靠人数取胜,而是靠参政能力扩大影响。这一口号正确地阐述了人数与作为、规模与影响的关系,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如果说,在担任致公党中央主席的第一个任期,他考虑更多的是解决现实问题;那么,在第二个任期,他把目光投向了致公党的过去和将来。二○○三年,他在一次座谈会上鲜明地提出,“致力为公”是致公党的光荣传统,“参政兴国”是致公党的歷史使命,这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并将“致力为公、参政兴国”作为致公党的立党宗旨。二○○八年底,他在离任致公党中央主席的前夕,还向全党发出了“致力为公薪火相传,参政兴国再谱新篇”的号召。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致公党的杰出领导人,对参政党建设的理论自觉和实践总结。这些理论思考和参政实践,集中体现在《议政十年》和《论参政党建设》两本著作中。

  “侨之所虑,常在我心”

  罗主席是新加坡归侨,对归侨侨眷、海外侨胞和侨务工作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经常谈到,“侨之所虑,常在我心。作为归侨代表,要反映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呼声,帮助他们解决现实困难和问题。”首都侨界的活动,只要有时间,他都尽可能参加。对国内侨务工作,他十分关心群体和载体问题;对国外侨务工作,他重点关注团结和资源问题。就群体而言,主要是正确处理好新侨与老侨的关系。比如,一方面他十分关心归国留学人员的回国创业问题,多次到全国各地的留学人员创业园调研,鼓励那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留学人员在国内创办企业,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另一方面,他对解决华侨农场归难侨生产生活问题倾注了很大心力,多次到华侨农场慰问归难侨。二○○八年,罗主席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十分关心我的去向。当时我有国侨办等几个工作单位可供选择。他勉励我去侨办工作,从政府的角度继续推进华侨农场的改革与发展工作,为归难侨多办实事、多做好事。后来我在国侨办工作期间,正是负责华侨农场工作。我经常向他汇报工作进展情况,每次他都认真听取汇报,并提出重要的指导意见。

  就工作载体而言,他敏锐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性。他多次谈到,文化是凝聚力,文化是生产力,文化是软实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留根工程,无论海外侨胞身在何地,只要能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就能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和民族特性,就能实现侨务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统一,既有作为整体文化的特徵,又有许多地域文化。为此,他率领调研组先后就河洛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徽文化、荆楚文化、三晋文化等进行了深入调研,勉励大家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用文化的力量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

  “官不长存,学术长存”

  我在担任秘书以后,同罗主席的接触多了起来。他的工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除了政协和党派的工作以外,他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也花了很多精力,几乎每周都要抽出时间,到北京大学法学院给博士生上课。有时候我也问他,您工作这么忙,布置一些作业让博士生独立思考就行了,不一定每周都要亲自去北大授课吧。他总是笑呵呵地说,他在北大呆了大半辈子,就是一个“教书匠”。当法官、公务员总有退休的一天,但学术研究可以搞一辈子。“官不长存,学术长存”。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总有结束之日,但文化生命和学术生命可以绵延不绝。他非常愿意同博士生共同讨论学术问题,同年轻人在一起,自己也觉得年轻了,更可永葆学术的青春、创新的活力。

  正像他所说的那样,他总是引领学术潮流,提携学界后辈,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在公法研究领域竖起了一座明亮的灯塔。他让我去旁听北大博士授课,引领我走进法学研究的殿堂。每到授课的日子,我就早早地来到罗主席家里。临行前,罗主席总是将安溪的铁观音茶沏在一个玻璃杯里,盖上盖子,带到学校。给博士生授课时,他一般就当天的主题讲述半小时左右,然后启发学生讨论。这些博士生在课前查阅资料、认真准备,在课上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课后深入思考、整理成文。后来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为《现代行政法的发展趋势》、《软法与公共治理》、《软法与协商民主》、《行政法平衡理论演讲录》等书。现在翻看当时的课堂记录,罗主席高屋建瓴、侃侃而谈的神情,依然歷歷在目,宛若昨天。

  我并非法律专业出身,刚开始旁听授课时经常一知半解。罗主席鼓励我从宪法行政法的基础理论学起,久久为功自然会学有所成。我记得他给我布置了一个作业,让我弄清“权利与权力”、“管理与治理”两组概念的异同。我查阅了大量资料,一个月后写成论文。他在论文上亲自帮我修改,指出不足之处。就这样旁听了几年,好几届博士生都毕业了。我半开玩笑地同他说,要不我也读一个您的博士吧。当时罗主席已经当选为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他思考了一会说,宪法行政法的基础知识你已经基本掌握了,要不你去向徐显明教授学习人权法吧。正是在罗主席的推荐下,我到中国政法大学攻读徐显明教授的博士研究生。我的博士论文初稿完成后,罗主席是第一个读者。二○一三年春节他在珠海休假期间通读了全文,鼓励我将论文正式出版,并慨然应允亲自作序。而今刚刚五年,斯人已去,令人不胜唏嘘!

(上)

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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