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女也有春天/沈 言

  近年,在媒体效应下,“港女”由香港女性之中性简称,变身部分本港女性“恃宠生骄、心高气傲、物质主义”的负面标籤,各色“港女”奇葩故事充斥坊间,成为一种另类的社会文化现象。甚至有观点借题发挥,疾呼香港“女权过盛”。但事实又是否真的如此呢?

  实际上,在中西文化荟萃之地,香港女性坐享得天独厚优势,具备国际视野,富有时尚触觉,独立自主,庄敬自强,若一味以偏概全,则有失公道了。有鉴于此,何不藉国际妇女节之机,拨乱反正,回归港女本原涵义,以作致送本港女性的一份节日礼物?

  若以教育背景和职业生涯计,港女无疑是亚洲区的天之骄女。近年,本港入读大学的女性人数超越男性。据亚洲协会报告,本港女性职场发展在亚洲区内相对领先,约有三成在职女性出任管理层。

  在政治及公共事务领域,本港女性参与度可谓冠绝亚洲。去年,林郑月娥成功当选特首,成为香港有史以来首位女性行政长官,为本港女权歷史写下浓墨重彩一页。论打破性别壁垒之意义,不啻于奥巴马超越肤色界限,荣登美国总统宝座。

  综观回归二十载歷程,香港女性政治地位跃升,乃不争事实。在第一届特区政府管治架构中,女性于三司中独佔两元,若再加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大有“巾帼不让鬚眉”之势。在特区政府歷届司局级官员中,亦不乏女性成员,诸如霍罗兆贞、叶刘淑仪、俞宗怡、罗范椒芬、任关佩英、林郑月娥、郑汝桦、廖秀冬、刘吴惠兰、郑若骅、陈肇始等。在政府各部门,担任常任秘书长之职的女性,更是几乎佔据“半壁江山”。据香港统计处出版的《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统计数字(2017年版)》显示,在二○○六至二○一六年的十年间,香港参与公共事务的男女分布,以担任首长级公务员为例,男性数目由八百五十三名上升至八百六十一名,相差在十人之内,女性数目则由三百三十名上升至四百五十五名,大升三成半;女高官与男高官的比例,由一比二点五缩窄至一比一点八九;参与公营架构谘询及法定组织的非官方成员数目,女性增幅超过百分之五十七,男性增幅约为百分之二十四。由此可见,愈来愈多本港女性手握公权力。

  伴随着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观念普及化,加之《性别歧视条例》的制度化保障,本港女性社会地位日益提升。从先施百货公司以赚取噱头为目的而率先聘请女性工作,到大批“工厂妹”半脱离家庭从事轻工业,至女性精英独当一面,甚至弄潮商海、叱咤政坛,而今的女性地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若说女性在职场上已获完全平等,则未免言过其实。论政府部门女性长官、企业机构女性高管比例,若要与男性真正平分秋色,仍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至于专业领域,司法界和高等教育界的女性高层,更是凤毛麟角了。此外,女性外籍家庭佣工,以及社会底层女性群体等,亦亟须社会给予更多关注。

  基于几千年“男尊女卑”父权社会的影响,“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模式,在又中又西的香港,依然根深蒂固。母职家庭角色,期望已婚女性出得厅堂,入得厨房,进得职场,既要赚钱养家,又要相夫教子,家庭负担限制女性事业发展。基于女性能力欠佳或女性须照顾家庭而难以兼顾工作等性别偏见,带有性别歧视色彩,形成女性晋升受阻的“玻璃天花”效应。如何突破潜在屏障,令女性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实有赖社会、职场、家庭多方通力协作。

  “女人不易做”,但愿社会多些宽容,职场多些理解,家庭多些关爱,让男女平权不仅仅停留在一句口号,而是彻底移风易俗、身体力行。如此这般,港女一定也有更加欣欣向荣的春天!

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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