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贻聪黄瓜”辨析\徐贻聪

  近几天,由于半个月前拜访了华裔将军、古巴中国友好协会主席邵黄的遗孀后,一直沉浸在对故人的亲情回忆中,不少涉及到他的事情相继跳进脑际,形成涟漪,亲近感和哀思交织在一起,真的是“斩不断,理还乱”。

  远在西半球的古巴,有一个黄瓜品种是用我的名字命名的,古巴城乡一般卖蔬菜的人也会叫它为“徐贻聪黄瓜”,尽管他们无法准确地发出汉语的拼音,听起来类似于“苏毅贡黄瓜”。这个故事就同邵黄密切相关,日夜缠绕在我的心头。

  这个品种的命名是古巴国务委员会通过正式文件批准的,当年还由时任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农业部长在大型集会上正式、公开予以宣布并颁发的命名证书,具有完整的合法性,虽然它不具有科学价值。现在回想起来,心头还暖暖的,充满激情和骄傲。

  用我的名字命名的黄瓜并非是我发明的植物新品种,它仅仅是遍及中国各地的普通黄瓜而已。只不过因为一个特殊的机遇,让我在“无心插柳”中“无功受禄”,也成为了外交史上备受尊崇的一段佳话。

  故事的由来是这样的。

  古巴如同美洲的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种植蔬菜不多,品种也比较少。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古巴处于“特殊困难时期”,这种情况显得尤为突出。对于习惯于蔬菜的中国人来说,类似的情况让中国驻古巴使馆的馆员们很难接受,大家纷纷想办法“自己动手”,争取缓解。使馆的院子比较大,有些边角闲地,使馆决定让大家“开垦”,种植些蔬菜以补充需要。

  古巴终年气候炎热,雨水充沛,很适宜于蔬菜的生长。很快,就有西红柿、豆角、冬瓜、青椒,还有韭菜等品种的蔬菜显现在人们的眼前,让大家喜不自禁。我和老伴去后的第二年回国休假时,老伴託人在北京的南苑种子市场买了一些黄瓜和小白菜籽,带回使馆种到了“菜园里”,也很快就“崭露头角”,显出“旺盛景象”。

  一九九四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劳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应邀到使馆晚餐,随行的有内务部长、国防部的几位副部长,还有各个军种的司令等人。邵黄将军当然也陪同在侧。就餐前,我们在院中漫步,同时轻快交谈。走到“菜园”附近时,劳尔副主席看到架子上的黄瓜,问我那是什么?我告诉他是中国的一种黄瓜,馆员们种来调剂生活的。他问我能不能尝尝?我对他说,馆员们知道他尝过他们种的蔬菜,一定都会感到高兴和荣幸。他边说边走进去摘了一条,用手抹抹了就吃。咬下一口后说,“哇,怎么这么好吃!能不能让他们都尝尝?”我把大大小小基本能吃的黄瓜都摘了下来,但也不够每个人一条,劳尔说你们就分别掰一块吧,品尝一下味道。同时,他对邵黄说,你在古巴几十年,为什么我们却不知道中国有这么好吃的黄瓜?

  晚上,我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老伴。她说,家里还剩有一些黄瓜种子,你要不要给邵黄送去?第二天上班后,我给邵黄打去电话,问他想不想要点黄瓜籽。他马上大笑起来,说我一下子就治好了他的失眠症,因为劳尔的批评使他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觉。

  同他约好时间后,我将黄瓜籽给他送去,并告诉他应该如何种植。邵黄在哈瓦那城内外有好几块种蔬菜的园地,还有一些技术人员。按照我给他们传授的方法,那些黄瓜种子很快就发芽、开花、结出果实。在这个过程中,邵黄经常给我打电话,带着可以感觉到的喜悦,向我介绍黄瓜生长进程中每一步的情况。

  一九九五年五月的一天,邵黄约我去他那里见面,但没有告诉我要谈什么。由于我们经常见面,很多时候都不问缘由,我就答应了。到现场后,我发现农业部长和好多位省委书记、省长都在那里,便对他说,你有事,我改日再来吧。农业部长马上说,你可不能走!你走了,今天的会可就砸台了。因为都是老朋友,我就没有再问,带着狐疑跟着他们走进了数百人的人群。

  就在那次他们为了给我以惊喜而有意不预先通知我内容的集会上,农业部长和省委书记、省长们向我介绍了中国黄瓜在他们那里普及的情况,农业部长宣读了国务委员会关于命名“徐贻聪黄瓜”的政令,还当场颁授给了我由卡斯特罗主席亲自签署的命名证书。

  这几天,我在回忆这件往事中,常常思忖,这个黄瓜品种是应该用我的名字命名呢,还是应该用邵黄的名字命名?我只是带去了中国的黄瓜种子,其他什么都没有做,是邵黄,亲自参与并指导了它的种植,还在古巴大力进行了推广,为它在古巴的土地上成长并迅速扩展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对当时处于严重困难中的古巴农业和旅游业都产生了积极的成效,贡献不可谓不大。

  一段真实反映中国和古巴友谊的歷史。尽管里面有我的成分,但把它写出来,更多地是想让读者了解两国友谊的反覆内涵,并永远记住其中的一位有心人。

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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