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条尽快立法 遏止域外“播独”/文兆基

  近日,曾策动“佔中”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前往台湾出席“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的论坛,并在论坛中大谈他的“港独”愿景,惹来了全城声讨。不少意见认为,特区政府应该严正执法,禁止反对派煽动“港独”,并规管“港独”分子与外部分裂势力的勾连活动。然而,是次事件某程度亦反映出一个事实:现行法例存在法律漏洞,政府必须尽快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才能填补现存的法律缺位。

  现行法例存有漏洞

  首先,不少人认为,戴耀廷当日发表“播独”言论,已是涉嫌触犯《刑事罪行条例》第9条的煽动意图罪。可是,不论他的言论是否构成煽动,但因他是在台湾而非香港发表言论,这便涉及香港的域外司法管辖权问题。

  一般而言,只有在香港行政区域范围内所犯下的刑事罪行,香港法院才拥有司法管辖权,除非另有条文规定。例如:任何人若触犯了《刑事司法管辖权条例》第2(2)条和第2(3)条所列的两类罪行;又或者列明具有域外效力的条文提述,如《防止贿赂条例》第4条中,便列明“任何人不论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贿赂公职人员,均属犯罪。然而,在现行的煽动意图罪中,既无列明具有域外效力的条文提述,亦不属于《刑事司法管辖权条例》第2(2)条的“甲类罪行”,政府亦因此不能提出检控,实在有其堵塞漏洞的必要。

  至于勾连外部势力的问题,则存在两个法律漏洞。第一,戴耀廷当日“播独”,是以个人身份出席活动,并无代表任何政治团体。现时香港并无法例,能够阻止个人跟外部分裂势力勾连。更值得注意是,即使《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政府应自行立法保障国家安全,也只是要求立法禁止香港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繫”。

  换句话说,即使政府重推第23条立法,也未必会立法禁止个人跟外部分裂势力勾连。若是立法禁止的话,则有可能惹来司法覆核的挑战。然而,在今次戴耀廷“播独”事件中,我们已能看到,一个知名度颇高的个人跟外部势力勾连,也能对香港社会构成极坏的影响。由此可见,规管个人跟外部势力勾连,实在有其必要。

  政治性团体定义太狭窄

  勾连外部势力问题的另一漏洞,则是现行《社团条例》第8条虽已禁止香港的政治性团体,跟外国政治性组织或台湾政治性组织建立联繫,但是条文在“政治性团体”的定义则订得太狭窄。在现行条文中,只有该团体是“政党”或“宣称是政党”,或其主要功能或宗旨是为参加选举的候选人宣传或作准备,才算是“政治性团体”。在这定义下,主要功能是策动街头运动的“社运组织”,便不受规管。

  然而,大家经歷过“佔中”一役之后,便会知道“社运组织”也可以作出严重危害香港社会的公众秩序。为何现行法例只限制政党跟外部势力勾连,而不限制“社运组织”呢?此外,《社团条例》虽已将接受外部政治势力的资助、贊助或财政支援,列作“联繫”的一种,香港却从没法例禁止匿名捐献。在此情况下,外部政治势力透过“白手套”进行匿名捐献,政府又如何查觉呢?

  总括而言,戴耀廷今次“播独”,已显露出现行煽动罪没有域外法律效力、《社团条例》将“政治性团体”的定义订得太窄、无法阻截外部势力透过匿名方式资助香港政团,以及无法规管个人跟外部势力勾连的问题。特区政府应尽快展开第23条立法工作,并在立法过程中堵塞漏洞。

  另一方面,若是中央认为,香港应立法限制个人跟外部分裂势力勾连,便有必要根据《基本法》第159条启动修法程序,修正第23条的条文。

   时事评论员

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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