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籤覆盖下的王安忆

  图:王安忆接受大公报记者专访 大公报记者林燕珊摄

  王安忆的身上有太多被外界赋予的标籤,比如,“风格多变的高产作家”,“上海城市书写者”,“张爱玲后又一海派文学传人”。然而,这些对于作家本人而言,不过是外部的喧哗,她直言:“《长恨歌》把我的创作覆盖了,把我简单化了,觉得我就是一个写实的、张爱玲式的海派作家。有时候被这样定位,其实很无奈。”她宁愿隐藏在作品背后,与热闹保持距离。而早就成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写作,尽管既艰苦又孤独,但在王安忆看来,“我们写小说的人,还是喜欢这种状态”。/大公报记者 管 乐

  早闻王安忆被视作“文学界的王菲”,属于较难访的对象,一来不轻易接受採访,二来回答问题惜字如金,气质里带出的严肃与认真常常会让没有充分准备的访问者难以接近。然而,在一个小时的对谈中,却让人看到她作为知识分子孤傲背后的真实,不虚伪,不粉饰。非典型的上海长相,朴实家常的穿着,听问题时常常伸长脖子,目光专注,回答时语速很快,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但句句经过掂量,大多就事论事,不会由此及他。

  香港学生更加感性

  王安忆此次来港,是受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之邀,教授今年新增设的创意写作课程。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相比职业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等身份,王安忆对在大学教写作实践课显得乐此不疲,侃侃而谈。

  自二○○四年进入上海復旦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至今,她已有十多年教书经验。二○○五年,王安忆也曾到香港岭南大学任驻校作家,教写作课程。与在内地面向研究生不同,在香港王安忆接触的多是以港生为主的本科生,在面对面的交流中她感受到两地学生明显的差异。

  “香港学生写的题材很感性,多数和生活经验有关。当时金融风暴刚过,很多学生交上来的作业都与金融风暴有关,包括家庭的变故,个人的命运,还有整个社会的气氛。他们虽然年纪很小,但已经能够感受自己身边的生活。这次在中大上课,给我的感觉也是如此。”王安忆续说:“内地学生写作的内容往往是很流行的,可能是周围的暗示太多了,他们写校园的爱情,写青春故事,而这些基本上都能找到样本,比如从村上春树的作品里看到一些影子。”不同于内地学生作品偏同质化,港生的作业让王安忆看到了原生家庭在各自身上的烙印,她认为“这可能跟内地这些年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有关,他们的生活潮流化格式化,写的题材主要靠想像。”所以,王安忆一直向学生强调“要写与你的经验有关的东西”。

  教授写作不靠教材

  事实上,“创意写作”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不新鲜,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创意写作在欧美已兴起多年,很多高校都开设了写作方向的MFA(艺术硕士),即俗称的“写作班”或“作家班”,一般需要两至三年修读完毕,白先勇、严歌苓等都接受过写作班的培训。反观内地,即便是设立全国首个创意写作项目(MFA)的復旦大学,不过十年左右。怎么教?教什么?教材从哪里来?一直是写作课老师研究的课题。

  “没有教材。”王安忆很直接。“因为面对的写作对象、修改的作业,都不是固定的,我需要及时作出反应,然后和他对谈、讨论。我常常跟学生说,写作不像下围棋那样有段位,我写了几十年,碰到的问题和你们碰到的一模一样,就是写什么和怎么写。写什么很重要,也是最最基础的事情。所以在课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决定写什么。”

  如今,她又打破在復旦教授“小说写作实践”的方式,一开始便给学生开题。“在復旦,我一般会先给他们一个总题目,然后让他们把自己的经验放进去。在这里,时间比较紧张,我就要求每个学生先开题,然后让他们去找最适合写或者最想写的内容,这是第一步。”

  中大的教课只有一个学期,然而面对数量上要比内地多上几倍的一个班三四十个学生,王安忆毫不掩饰身为师者的担心,例如不能如期收到作业,学生缺课旷课的情况还时有发生,“因为他们没有想到,原来写作是一件艰苦的事情,需要克服很多困难。”

  作家无法挖掘培养

  在王安忆看来,写作课可以传经验教技巧,探讨小说的逻辑,然而却无法培养出作家。她说:“天赋很重要,可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她直言:“作家根本不是靠挖掘和培养,就得靠他自己生长出来,这真的是一个自生自灭的状态。大家只能耐心等待,等待他慢慢地成熟,需要一个过程。不要着急,慢慢等就对了。”

  王安忆无疑是具有小说家天赋的。她出生于文学之家,母亲是著名作家茹志鹃,父亲是剧作家、导演王啸平。王安忆没有让父母的光环遮盖自己的能力,她靠自己的才华、靠自己的勤奋成为当今备受瞩目的作家之一。她说:“没有人特意来培养我,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书籍是比较充裕的,所以我从小就养成看书的习惯,父母的谈话也会提供一些教养。”童年时代的生活如今回忆起来依然美好。王安忆续道:“但他们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你要去做一名作家。我的母亲自己就是个作家,她深知里面的苦处,而且当时‘文革’期间,知识分子容易受到一些冲击,她内心其实希望孩子不要去写作,最好去做科学家或者医生。可是没有机会。”

  动盪的年代,大量的书籍在大街上随处可得,广泛的阅读成为她的心灵慰藉,而知青岁月则加深了她对生活和苦难的认知。这些经歷都成为王安忆日后创作的源泉。“文革”结束,王安忆重返上海,开始陆续发表作品,一九八○年,她正式开始写小说。发表于一九八四年的首部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洋洋洒洒二十五万字,讲述初中生雯雯从孩提到知青时代的生活,明显地具有半自传色彩。到一九八六年初版发行的中篇小说《小鲍庄》更是被视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而王安忆也开始被定位为知青作家、寻根文学作家。

  一九九五年,代表作《长恨歌》问世后,她又被归为海派作家,成为“上海城市书写者”“上海文化的代言人”。不过,王安忆始终不认为这部备受追捧的小说是她最好的作品。“《长恨歌》是一个带有很多通俗元素的作品。它确实为我培养了一些读者,但是也把我的创作覆盖了,把我简单化了,觉得我就是一个写实的、写日常生活的、张爱玲式的海派作家。有时候我们被这样定位其实是很无奈的。”

  获奖作品曾遭退稿

  对于二○一六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匿名》被外界评价“难读”“烧脑”,王安忆显得不以为意。“我很早就开始不太关注外界的评价,如果有人和我谈谈话,我也愿意听。其实写得如何,作家自己最明白。哪一点做的是满意的,哪一点觉得不满意,谁都没有作者本人清楚。如果你觉得很踏实了,别人再怎么说你也会很放心。自己最最明白。”对于有评论认为《匿名》不似王氏风格了,王安忆颇为无奈地说:“作者留给别人的印象,自己无法控制,这是一个完全被动的状态。其实在《长恨歌》覆盖下,你会看到我的写作是比较多样的,这种比较抽象的写作,我其实很早就开始尝试了。”她还举例,二○一六年获得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的实验性小说《纪实和虚构》在最初投给文学期刊时就曾遭遇退稿,最终发表也是经过了删减。

  不过,王安忆也坦诚年轻时很骄傲,“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写作是很骄傲的一件事,而且想去颠覆传统的意识特别强,到现在才慢慢回过来,觉得小说还是要写得好看,你不能拒绝读者。”但她依然坚持小说不能去迎合读者,“千万不能”。

  香港文学保持个性

  继《匿名》之后,隔了一年,王安忆便推出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集结了《乡关处处》《红豆生南国》和《向西,向西,向南》三篇小说,其中《红豆生南国》则是她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创作《香港的情与爱》后又一次书写发生在香港的故事:自幼为人领养的男主人公与养母、生母、妻子,以及离婚后出现在他生命中的女性们的羁绊。

  在《香港的情与爱》里,王安忆将香港形容是“一个大邂逅”,“一个奇迹性的大机遇”,“它是自己同自己热恋的男人或女人,每个夜晚都在举行约会和订婚礼,尽情抛撒它的热情和音乐”。二十多年后,到了《红豆生南国》中,她如此写道:“填地日益增阔,地上物堆垒,天际线改变,变成几何图形,等到天黑,将大放光芒,此刻还封闭在新型建材的灰白里。汽笛声被夹岸的楼宇山峦吃进去,吐出来的是回声,海湾已成回音壁。这是香港吗?他都不认识了!”

  自一九八三年第一次来香港,如今三十多年过去,这座城市给王安忆带来变化的不止是视觉上的冲击,更有心灵上的震撼。“早年在国外认识的一个香港人曾跟我说,香港这个地方,每个人都想从它身上得到一点好处,但是从来没有人说‘我爱香港’。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爱香港,他们开始考虑香港的前途,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不再是过客的心态,而是一种认同感,我觉得这跟回归有关系。”

  对于香港文学,王安忆建议要坚持独特性,“就像上海文学不会刻意去融入普通话写作一样,香港应该保持自己的个性。因为写作是一个非常个人的,甚至相对孤立的过程。否则,你不就没有性格了吗?”

  逗留在香港的这段时间,王安忆除了在中大教书,以及与导演许鞍华商量有关张爱玲小说《第一炉香》的电影剧本合作外,就是写作了。“喜欢安静的人才会去写小说。我不喜欢吵闹,可能是生性的缘故,和别人接触时,相反还会很有压力,所以我还是喜欢写作这种状态。”

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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