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怎样炼成的

  图:许倬云著《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

  《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歷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是一本论文集,

  书中收入的文章分为四组,

  一是泛论中国歷史上的族群认同、国家认同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是评估歷史上各少数民族对中国歷史与文化的积极贡献;

  三是蒙古帝国和元朝的关系;

  四是从回族、满族为例分析民族认同和民族形成。

  这二十多篇文章或长或短,

  体裁各异,

  有学术论文,

  有学术散文,

  有书评和读书札记,

  也有论战文字;

  不过,所有文章都或近或远指向一个共同的话题,

  就是如书名所示中国人头脑中的“我们”是如何形成的,

  或者说,观念意义上的“中国”是怎么形成的。\尼三

  实际上,近年来这已成为一门“显学”。许倬云的《说中国》、葛兆光的《宅兹中国》、许宏的《何以中国》等不但在学界广受好评,而且引起大众关注,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应该说,认真思考自己从哪里来,是探明将往哪里去的前提,也是民族意识充分发育、民族自信不断确立的表现。这充分说明,随着我国国力不断强盛,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对自己的歷史有了更深刻和理性的认识。

  两种国家建构模式

  我以为,本书最有启发的是把中国歷史文化和国家建构形成、发育和成熟的漫长歷史过程,概括为“从南向北”、“由北到南”、“自东往西”这三个主题词。所谓“从南向北”是指今天中国境内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四、五万年前从南部边界地区进入中国的不多的几批祖先人群的后裔,在公元前两千年之前,“从南往北”探寻生活资源的史前人类,在全国各地留下了许多史前文化遗迹,创造出一幅中国史前文化多头起源、多元发展、相互影响的局面。“由北到南”则是指公元前两千年左右,随着“三代”在华北的兴起,华北各史前文化逐渐被整合为一体并跨入文明的门槛。此后,华北成为中国歷史文化不断向前推进的动力所在,“歷史变迁的空间节奏由‘从南往北’转变为‘由北到南’”。直到南宋时期,中国经济文化重心才完成了从北到南的转移。

  然而,汉文明这种从北向南扩展的进程,只是就东部中国而言的。要获得中国国家建构的完整概念,还要考察“自东往西”的过程。正是在这里,《追寻“我们”的根源》作者姚大力提出了中国歷史上的两种国家建构模式。一种是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汉和唐为其代表。唐代主要依靠由册封和朝贡制度构成的朝贡体系治理州县制之外的附属国家、地区和人群。这套体系被歷代王朝所继承和发展。但是,这套体系也有适用的范围和限度,当处于受羁縻地位的边缘依附者紧贴汉地农业社会沿边可垦殖地区,并且规模不大时,就有可能逐步被中央王朝“消化”,纳入行政管理体系之中,而那些长期没能被“消化”的附属者,有的慢慢就会脱离附属关系,甚至和中央王朝变为国与国的外交关系。歷经宋元明清歷代发展,直到清政府瓦解前夕,尚未完成改土归流的土司地区的最大范围,超出黑河─腾沖线之西并不太远。这也就是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国家建构模式所能囊括的可以有效治理的最大国土范围了。所谓“黑河─腾沖线”是一条反映中国人口分布特徵的划分线。如果我们在黑河和腾沖之间划一条直线,可以把现代中国疆域划分为面积差不多相等的东、西两部分。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佔据54%国土面积的西半部总人口,仍然只佔全国人口的10%,而将近90%的中国人口,集中在佔国土面积46%的东半部。黑河─腾沖线粗略地勾勒出了近代之前中国大面积宜农地区的西部界限,也可以看作是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分布区之间的划分线,在这条线以东,除去朝鲜族、壮族、侗族、傣族等几个农耕民族外,佔绝大部分的是汉族人口,在这条线以西,则是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区。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其实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这一国情被黑河─腾沖线生动地反映出来。

  既然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国家建构模式无法向黑河─腾沖线深度推进,中国又是怎样构建出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推动这个歷史进程的制度途径又是什么呢?这就要说到书中指出的另一种国家建构模式,即内亚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元和清为其代表,“它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而成熟、发达于清”。元和清这两个内亚边疆帝国“对处于其版图之内的汉地社会以及汉地边缘可以採纳羁縻建制来予以管治的地区,基本上沿用汉唐式的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模式。但它们对分布在今日中国佔国土面积一半以上的西北部各大型人群实施治理的体系,则源于另外的资源”。按照这一论断,目前关于中国歷史的流行叙事就值得反思。因为后者“基本上是把两千多年来中国国家形成与发育的歷史,描述为由秦汉确立的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在被不断复製与向外延伸的过程中逐渐调整、充实和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实际上,这一看法是片面的。西部中国的绝大部分区域,很难被改变为“编户齐民”之地,实现辽阔的版图只有依靠制度创新。而作为创新成果的内亚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不追求汉文化对全部国土的覆盖,而是“力求把有效的国家治理与保持疆域内各人群的文化多样性最大程度地统一起来”。正如雍正皇帝所说:“中国(指汉族地区)之统一始于秦;塞外之统一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两种国家建构模式的提出,不但揭示了潜藏于歷史风云中的智慧,而且回答了现代中国版图如何形成的问题,真让读者有豁然开朗之感。

  发覆与别解

  陈寅恪治史多有“别解”,常出“发覆”之论,揭示出人们平时没有发现或关注较少的歷史现象,并作出新的解释。《追寻我们的“根源”》中有不少“发覆”之论,让人读后久久思考。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抗元英雄文天祥,在被元军俘虏后,曾对一个前来劝降的从前同事说:“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也就是说,文天祥曾设想过在元朝统治下出家做道士,如果朝廷有事,他也愿意帮着出谋划策。可惜元朝没有给他这一选项,只是让他在被处死和在朝为官中选择。文天祥选择了英勇就义。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谢枋得,面对元朝的徵召,他答覆道:“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言下之意也是承认元朝统治的合法性,但本人不愿出仕为官。当他被强制送往北京后,和文天祥一样,也选择了以死抗争。文、谢二人之死,并不是因为今天许多人认为的那种民族主义立场。他们所採取的是一种“遗民”立场,它不要求“遗民”拒绝或反抗新王朝的统治,也不要求他们天天伸长脖子朝新王朝吐唾沫,只要求他们不在新王朝担任正式官员。我们读史时不能把近代以后形成的民族主义立场硬塞给古人。

  有意思的是,元朝是一个蒙古人做皇帝的王朝,但在灭亡之后依然留下了大批甘心做“遗民”的人,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汉族,还有汉人为了拒绝在汉人建立的明朝做官而自杀。在后世人如钱穆看来,元亡明兴是“华夏重光”,但在明初的人看来,这只是一次歷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而已,并没有赋予它更多的民族主义的内涵。他们谈起这件事时,“心中笔下无华夷之别”。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在前近代的中国,尽管华夷之辨始终存在,汉族却总是能接受异族的统治呢?

  传统的解释是在“文化至上主义”框架下完成的,即认为“夷夏之辨”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文化归属感超越了政治归属感,异族只要认同中华文化,那么就具有成为中原之主的合法性。姚大力从考察国家观念出发,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别解”。他认为,在中国的传统时代,一个由非汉人统治的王朝“中国”与作为这个国家中主体人口的汉人的“中国”,二者之间确实会存在紧张关系,但并非不可共存的。“因为传统王朝的合法性是通过君权神授的天命观、正统论之类言说来予以论证的。最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否出于相同的族属,不是衡量该王朝合法性问题的基本尺度。”在近代以前,中国歷史上的国家认同由三个层面构成,第一层面集中在对在位专制君主的忠诚,报国与忠君差不多是互相等同的概念;第二层面聚焦于维繫属于某一姓的君主统系的王朝,古人说“自古无不亡之国”,这里的“国”指的其实是一个个王朝。此外,还有第三个层面,就是超越了对某个具体王朝的一个歷时性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政治追求的意识。但是,国家认同的核心还是王朝认同,支持明初的元遗民效忠旧朝的,主要也是这种王朝认同。

  重新认识元朝

  说起元朝,我们的感情总是有些复杂。鲁迅曾说,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但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吕思勉也说:“蒙古人始终没懂得中国政治——而且可以算始终没懂得政治。他看了中国,只是他的殖民地。”陈寅恪的看法则有微妙的不同,他认为:“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而今人以宋元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在这里,他虽然重点是要说宋文化之高明,但对元也没有完全否定。

  确实,元朝是“我们”的,然而今天的我们又该如何回望那一段歷史呢。《追寻“我们”的根源》作出了理性的回答:“元朝疆域的几乎全部核心地区,包括它的政治统治中心,在它治理之下的人口主体,几乎全都位于今日中国。连元朝的最高统治者自己也宣布,它继承了汉、唐、宋、金的法统,把本政权看作自汉、唐延续下来的正统谱系的接续者。有什么理由说元朝歷史不是中国歷史的一部分。”因此,元朝并非中国歷史上的一种断裂。相反,元朝创造了唐以后又一次大一统的局面,而且其规模和深度远远超过了唐。如前所述,如果不是定型于元的内陆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中国今日的版图是无法想像的。也正是在元代的大一统局面以及它构建的世界体系下,文化在多元碰撞交融下达到了新的繁荣。比如,元朝与基督教文明多有来往;在唐代一度消失了的“景教”,在元代又出现在各地。再如,享有盛名的元青花所需要的原料之一,就是从西亚进口的,等等。

  最后,我想说,《追寻“我们”的根源》是一本史学著作,又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它所要完成的并非仅仅是对歷史的回顾和思考,当然这种回顾和思考是最重要的基础,但它更重要的任务是探寻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是如何从制度和文化上熔铸成“我们”的。这显然是一种穿透歷史时空的智慧。对此感兴趣的人,不妨读一读这本书,相信会有不小的收穫。

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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