窰火凝真.地道情怀─李慧娴的陶艺与装置\邓海超

  图:陶艺家李慧娴

  陶瓷艺术在中国已有数千年辉煌歷史,但香港陶瓷艺术起步较晚,在二十世纪早、中期才出现较具规模的陶瓷厂;而真正具有艺术性的陶瓷发展在七十至八十年代才逐渐成形。教育署和院校推广陶艺,成为美术课程。一批在外国学成的陶艺家如陈炳添、陈松江、曾鸿儒、麦绮芬、李梓良等在大专院校教授陶瓷课程;居港的外籍艺术家如马可妮、珍比露等注入西方语言风格;传统石湾陶人何秉聪、何大钧父子传承拓新,都为香港陶艺发展奠下根基。一九八一年香港理工学院(现香港理工大学)和设计学院(前太古设计学院)开办二年制高级陶艺课程,提供专业训练,培育不少卓越陶艺家,惜在一九九一年停办,其中一位学生是在一九八一至八三年曾在学院修读课程的李慧娴,她后来专注于陶艺创作及教育,一九八五年在“当代香港艺术双年展”中获市政局艺术奖(陶瓷)。李氏于一九九○至二○一○年在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任教达二十年之久,在香港陶艺界贡献良多。

  李慧娴一直住在九龙的旧区红磡。这个地区的殡仪馆、观音庙、茶餐厅和市井邻里生活成为她的亲身体验和创作的灵感泉源。她对林林总总的人物和他们的活动观察入微,以幽默闲适的手法予以表述。她不作拉坯圆器,而好以手捏陶塑来塑造形形色色人物造型,其表徵性的陶塑人物是众多的“肥佬肥婆”。在“茶餐厅”系列作品中,胖嘟嘟的师奶主妇、叔伯子侄、学生伙记穿插在地道的旧区茶餐厅中,吃着廉宜的日常饭麵、多士油包;呷着奶茶、“鸳鸯”;看看报纸、阅阅马经,闲来无事,东拉西扯、说三道四、悠然自乐。这些人物造型肌理粗犷、拙朴纯真,釉彩明丽,表现了市井生活和地道文化,引起观众共鸣和会心微笑,可说是“贴地”的艺术表现。同样的人物陶塑亦不时带有喜庆、快乐的意味,如为重建的集体回忆湾仔喜帖街(利东街)委约而创作的大型陶塑“喜相逢”;油塘港铁站的陶塑“行人.闲人”,均具闲逸畅适的韵味,行人经过,一家大小可以抚摩拍照,成为亲和可喜的社区艺术。

  也许是家居附近均是殡仪馆、纸扎和花圈店舖之故,令李慧娴耳濡目染,思考到生死荣枯的意义。她曾创作了以纸扎公仔、供品为题材的作品,又经过上环的海味乾货店时见到压得扁扁的海马、龟甲、鱆鱼、咸鱼而惨遭“扁死”的乾尸。生物无论是自然死、横死、安乐死都是随着岁月流逝而剩下尸体的皮相。这种触觉令她创作了“扁死”系列装置作品,将鱿鱼、蛤蚧、蛇皮、咸鱼的死相与自己旧日穿过的T恤并列排置,残破的T恤有如“扁死”的生物,产生错觉而製造了黑色幽默,人终有天死去成为尸骸,而“他朝君体也相同”,作出生死过渡的联想和讽喻。

  “男”与“女”的性别身份和倒错关系也是作为这一位慧黠女性艺术家探索的题目。为什么“女孩粉红男孩蓝”?各式各类的商品,以至洗手间和标示牌都分别是“粉红”和“蓝”色来代表“女”、“男”的性别?到底是谁的主意?梳子、手套、衣架以及各种日常物品都是同一样的商品,却冠以粉红和蓝色,消费主义作出了性别的选择,于是李慧娴创作了“男女大相同”装置作品,幽了这种消费和定型性别的文化现象模式一默。

  同样地,“男”与“女”两字的组合也带来不同的合义,为何三女成为“姦”字、两男女便一定是“嬲”?李慧娴作出反思,在“姦姦”与“嬲嬲”系列作品将二字解构,作出变奏组合,自创新字,并以不同的男男女女陶塑公仔拼凑变化,或玩杂技、或讽刺男女关系、或质疑男女和文字组合的可能性。拙朴活泼、姿态各异的肥女胖男,成为对文字构成和男女角力关系的重新思索。

  李慧娴从生活出发,以幽默的思维和质朴的陶塑对社会文化的议题予以诠释。最近她赴日本研习“信乐烧”陶塑,也创作了豪宅地盘和美女珠宝广告的作品系列,寄寓了她对香港楼价高昂,不堪民生负荷的反讽和关注。她的陶塑及装置艺术,成为本土地道文化的最佳缩影和反照。

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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