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中亦西,可口可乐\作者:葛亮,小说家,学者。

  图:蒋彝的伦敦,着眼于人,包罗万象。见诸细节处,则犹抱琵琶,全赖中西读者各自解读。

  关于蒋彝(Chiang Yee,一九○三至一九七七年),最著名的段子,和享誉世界的饮品相关。一九二七年刚刚进入中国时,“Coca-Cola”有个拗口的中文译名“蝌蚪啃蜡”,不开胃到极点,可想而知长时间销售惨淡。负责拓展全球业务的出口公司在英国登报,以三百五十英镑的奖金重新徵集译名。一位旅英学者从《泰晤士报》获悉,以“可口可乐”之名应徵,一击即中。力挽狂澜的人,就是蒋彝。

  如今看来,这个脱颖而出的译名在市场上的斩获,可谓令人击节。我上课与学生讲到商业翻译的“信达雅”,仍常以之作范本。其他提及包括“宜家”(Ikea)或者“露华浓”(Revlon),当然也是颇具典故的妙译,但总觉不及“可口可乐”活色生香。

  这件事,足以说明两点,其一,蒋彝是个很有趣的人;其二,他对中西文化触类旁通。但这本《伦敦画记》,副标题是“哑行者在伦敦”(The Silent Traveller in London)。缄默的形象,总与有趣有些不搭调。事实上,字里行间的蒋彝“聒噪而温暖”。

  “哑行者”系列,派生自他的个人经歷。其字“仲雅”而谐音“重哑”,一是纪念早年投笔从戎,也曾金戈铁马入梦来(北伐期间,给自己更名为激情昂扬的“蒋怒铁”,略见一斑),但其间得罪地方权贵,他乡远走,有苦难言。再则初至英伦,英语能力欠奉,诸般感受语塞于胸,有声却类哑。“在湖区的两星期,我几乎完全静默,因平静而生的喜悦将会是我在英国的难忘回忆。”蒋彝对此念兹在兹,甚至以“重哑”罗马字首C.Y.作为自己名字的缩写,此后又送给了女友英妮丝.E.杰克逊(Innes Jackson)作了名字“静如”(Ching-yu)。

  英式幽默,中式逸趣

  看目录,总疑心蒋彝是巨蟹座,因为篇目整饬惊人。上半部是伦敦的春夏秋冬、风月雪雾,下半部是伦敦的男女老幼、书茶酒食。但读下来,行文风其实类似漫谈,随意跳脱,有些信马由繮。我喜蒋彝,在其谦和,将自己的文章低进尘埃里。他称所作画记,为“枕下书”或“茶馀饭后的谈资”,不为学富五车之人所著。并引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对读者的分类,不敢捭阖于肤浅、无知、饱学之间。其好有一比,说西方人很喜欢在中餐馆点“Chop Suey”这道菜,其实就是广东话里的“杂碎”。意在混合琐屑,亦成大观。所以,你在蒋彝笔下,看不到针砭时弊。谈及对政治的冷感,他甚而自称还不及认识四年的老邮差健谈。但有趣的是,在行文里,蒋彝频频提到一本喜欢的杂誌《笨趣》(Punch)。这是英国著名的政治讽刺类杂誌,以批判时事、揶揄时人著称。可见蒋氏的夫子自道,或许也是对自己一种大隐于市的人格保护。

  事实上,他的文章里,处处入手于微,但又颇见英国散文之讥诮。比如他谈到某次宴请,关于女主人的形容,写道:“如果我说她类似鲁本斯(Rubens)画里的女士,你大概就知道,她看来什么样子了。”这几乎是兰姆(Charles Lamb)的口脗。但整体上,上承明清小品性灵之风,或是西人爱他的地方。他谈伦敦的夏天,回溯乡情,说到中国人爱荷。其中有颇风雅的一笔,即将小撮茶叶置于花苞中,过一两日,茶叶便会散发微妙若无的香气。熟悉《浮生六记》的朋友,知其出处是主人公陈芸的作风。这一段用英文来表达,自然极其美妙。记得哈金的《等待》(Waiting),其中写人物被殴打得“遍体鳞伤”,本是很普通的成语。但他用英文表达出来,是“伤痕纍纍,如周身鱼鳞密布”,便带来惊心动魄的“美感”。所以,蒋彝或也得益于这种文化桥樑的地位。

  蒋彝的画家身份,与文并重。他的父亲是肖像画师,无奈早逝。蒋未得其传。后来四叔祖延请江州名家训导其子,这个表叔并不成器。靠旁听观摩,倒成就了偷师学成的蒋彝。足踏东西,鲜有执念,故而举重若轻。他谈伦敦雾,也谈写生,透纳、惠斯勒、庚斯博罗等信手拈来。我很喜欢的一篇,《在美术馆》(At Galleries)。难得蒋氏有许多精准而朴白的艺术观念。如以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指代东西方艺术的含蓄平和与强烈深沉。“中国艺术技巧主观而空灵,尝试让人的感觉和自然的精神合而为一。相对的,西方艺术则是我所谓的客观而戏剧化,想用人的力量控制大自然。我发现西方的绘画是动态的,和本国绘画中感受到的完全不一样。”这些观念,放到当今或不特出。但结合蒋所处的时代,是很先进的洞见。其坦言喜欢西方文化,却并无媚态。而以之躬身返照。如《谈书籍》一文,写白话文运动过后,中英出版及文学的异同,他写道:“在这儿我得强调,如今我们已能像欣赏古文般欣赏新式文章,我们还觉得,许多方面,前者对后者颇有帮助,可奇怪的是,虽然我们的新式文章较为容易,但许多西方汉学家并不乐意读,即使我们读的是现代英文,而非乔叟的古英文。事实上,我们宁可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自负于得以阅读‘古代汉语’。真了不起!可这么一来,世人对中国文学的误解该多么深呀!”最后一句,令人读罢如坐针毡。盖因当今学界,情况亦然。某顾姓汉学家对当代中国文学大张旗鼓的全盘否定,或为明证。

  以中国眼,画西方景

  即使长居英国,蒋看重华人的身份。这由他谈到中国的古典艺术家,以“我们的大师”称之可见。甚至,当名声日隆,也曾被误会是日本人。他在《日本画记》中以诗明志,“朝朝多少游春者,我是唐人知不知”。或许他的一双“中国之眼”,永远带着饱满的好奇,去刺探异文化的痒处。在他看来,英国作为民族的有趣,并不仅体现于会为了准点的下午茶而在战争中放弃攻陷敌手;也不仅止于可善待类似孔乙己行径的偷书者并视其为“雅贼”;更不单是将伟人塑像放在广场上任日晒雨淋、鸽粪盈额而没有凉亭遮挡。她拥有一个完整而迷人又匪夷所思的文化体系。《名字研究》大约最能体现这种文化对撞感。这篇文章令人莞尔,在于蒋彝放弃了一贯的淡和笔调,从无法容忍英国人对有上千个“比尔”、“约翰”、“玛格丽特”安之若素讲起,进而“谴责”这个国家取名的随意程度。这是一篇典型的吐槽文,甚至英国皇室也无法幸免。蒋氏认为是所谓“民主”影响了这个国家对名字的谨慎。中国人取名原则“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而在英国堪布兰,一个卖羊肉的农民却可以也叫“羊肉”(Lamb)。那么姓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巨大的好奇推动蒋彝做了似乎荒诞的事情,翻看伦敦的电话号码簿并发现了诸多“无法想像的姓氏”。进而推论,一个英俊的年轻人来自“卡麦隆”(Cameron)家,意思是“歪鼻子”。一个窃贼可能是“高贵先生”(Mr.Noble),一个生病走路慢吞吞的人可能是“匆忙先生”(Mr.Rush),一个矮子可能姓“高人”(Long fellow),一名国会议员可能是“管家先生”(Mr.Bulter)。

  这种揣测,或者带着点淡淡的恶意,也是两种文化对接时必然付出的代价。其实西人看中国的名字,又何尝不若此。有次小聚,一位艺文界的前辈,说欧洲电影圈,谈及张艺谋导演皆称Johnny,众人自然很费解。听他解释才明白,西人将张的姓名发音按自己的习惯拆解为Johnny Moore,自然将张导演叫成了开修车行的邻家兄弟。

  蒋彝笔下,中西有异。如英国儿童的成熟来自对大人的模仿,而老人则抗拒任何关于年龄的提醒。中国百善孝为先,以长为尊。渐入老境,从心所欲,不逾矩。又有相似处,比如体会“惧内”的尴尬,又视其为美德。

  蒋彝的伦敦,着眼于人,包罗万象。见诸细节处,则犹抱琵琶,全赖中西读者各自解读。一如他写一个大雾天,中国友人带美国朋友登山的故事:

  登上了山顶,四周尽是绵延的雾霭,尽头处是小山模糊的轮廓。“可这儿什么都看不到。”美国朋友抗议道。“那就对了。我们上来,就是什么都不看。”中国朋友回答……

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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