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运公司不满各地乱收费 执法部门拿杂志当依据

2013-04-10 07:19:25  来源:中国青年报

王金伍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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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立名目收取的“护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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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朱凤鹏一直在为自己的货车轮子争空间。今年3月,他又一次出发,带上法律顾问,从云南省玉溪市一路奔到河南,出现在焦作市山阳区法院的原告席上。

  他今年57岁,是玉溪市鹏程运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营着140余辆大型货车。去年9月,公司一辆货车途经焦作境内长济高速沁阳服务区时,被该市交通路政管理处的工作人员罚款3000元。为此,他将路政管理处告上法庭。

  上原告席这一趟,朱凤鹏花费近两万元。像这样看似“赔本的买卖”,他没少做。这个精明的商人非常清楚,只要赢了官司,哪怕是和解,他那些货车今后就能少交点罚款。

  “我们就是菜板上的肉,任人宰割。不主动争取,公正不会自己长脚跑过来。”朱凤鹏大声说道。

  本来想节能减排,没想到把自己给坑了

  朱凤鹏赶到焦作时,他的“助威团”也陆陆续续前来,甚至还有河北省武安市的一个人,早晨4点多,就开车往近300公里远的法院赶。

  “我一定能赢。”在法院门口,朱凤鹏一再重复他说了一路的话。朋友们也七嘴八舌地为他鼓劲:“我们支持你打到底。”

  前来为他助威的朋友都是货车经营者。这些年,他们和朱凤鹏一样,深受罚款之痛。

  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指出,全国一年公路罚款为3000亿元。据公安部网站信息,目前全国货车保有量1900余万辆。以此计算,每车每年“摊”的罚款达15000元左右。朱凤鹏自己也算过,有几年,他的每辆车每年至少为公路罚款“贡献”两万元。

  其实早在1994年,国务院就发布《关于禁止在公路上乱设卡、乱罚款、乱收费的通知》,拉开治理公路“三乱”的序幕。近20年过去,罚款仍是屡禁不止。

  朱凤鹏有稳定的生意,利润也不错。他对公路罚款虽有些心痛,却也不愿意和执法部门较真儿,宁可“花钱买平安”。但自2009年开始,这个商人发现一切都与以前不一样了。货车车轮只要一动,就得付出巨大代价,包括比以往更高的过路费和更高的罚款。

  “快要撑不住了。”朱凤鹏开始紧张。自1994年注册这个公司以来,他第一次面临危机。

  危机来自他2008年定制的80辆新型货车。这种货车的挂车,采用了国外流行的超宽单胎和空气悬挂系统。当时,国内的重型挂车一般采用双胎,即每一轴单侧的轮胎数量为两个,用单胎挂车的人很少。

  定制之前,朱凤鹏就打听过,这种新型挂车不仅节能、耐用、多拉货,而且符合国家提倡的“节能减排”政策要求。有人和他开玩笑说:“说不定环保部门还能给你补贴。”

  他还核实过,自己定制的挂车,完全符合国家标准。2004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对单胎、空气悬挂挂车有专门的规定。

  配合新型挂车,朱凤鹏又购买了相应数量的进口牵引车。截至2008年底,他为此投入近亿元。

  2009年1月1日,国家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随即,超宽单胎的第一次转动,就让朱凤鹏大吃一惊。一辆新型车往返北京,全程高速,车货总重40吨,过路费比同样承载量的普通双胎车要多出近6000元。

  当然,新型车有明显的节能优势,百公里油耗,要比老车型节油7~8升。

  他根据驾驶员带回的收费票据进行分析,发现问题出在“超重”上。收费站对该新型车执行的最大限值承载量为29吨,但整车及集装箱的自重就高达19吨,加上货物当然就超了。实际上,按照国标,新型车和之前的老车一样,有相同的最大限值承载量,即车货总重不超过43吨。

  “我们的车辆符合国家标准,为什么不按标准计重收费?”朱凤鹏忿忿不平,时不时冒出一句“国骂”。

  与高过路费一起的,驾驶员还给他带回一张2000元的罚款单,罚款理由是“超限”。

  对于超限,朱凤鹏同样不认可。不过当时他无暇顾及此事,而必须全力解决单胎车辆的过路费问题。不然,公司80辆新型车,一年的过路费,就得多支出600多万元。

  “本来想节能减排,没想到把自己给坑了。”他一声叹息。

  我希望生活在一个有秩序有尊严的社会

  每辆车120万元的投资,即使比以前少赚,车轮也得转着。朱凤鹏也在转。此后的一年多时间,他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全国各地。

  第一站是北京。2009年春节刚过,朱凤鹏就带上公司最熟悉业务、最懂法律的员工,到交通运输部反映情况。

  到北京之前,他做了充分准备,找到3份文件。一份是国标,一份是《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以及《关于印发贯彻实施紧急会议纪要的通知》。

  后两份文件,就是朱凤鹏常挂在嘴边的“2号部令”和“紧急会议纪要”。

  这3份文件对朱凤鹏采用的新车型,都有明确规定。“按照规定,我的新车和老车一样,都能拉43吨。收费站按超限收费,完全站不住脚。”朱凤鹏说。

  到北京后,交通运输部的门卫不让他进去。他就每天守在交通运输部门口,想来一个“拦轿告状”。春节后的北京,天寒地冻,这个西南汉子冻得浑身发抖,每天都裹着厚厚的棉袄。中午他们轮流在小饭馆吃饭,以免“错过领导”。

  终于在几天后,站岗的武警小战士偷偷将朱凤鹏放进交通运输部大院。小战士还给他指点,找哪个人最管用。

  按照小战士的指点,朱凤鹏顺利找到交通运输部公路司的领导。他问对方,为什么高速公路收费站不按标准收费。

  “领导一点脾气也没有,耐心地听我说。”朱凤鹏回忆说,“领导也真当回事,说会给我一个答复,还说以后来了直接找他就行。”

  9月下旬,当他第8次到交通运输部时,朱凤鹏拿到了刚刚发布的交通运输部(2009)527号文件。这份文件,日后成为他相当重要的一个“武器”。

  这份《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治理车辆非法超限运输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像朱凤鹏这样的新车型,实施计重收费时,应按国家标准予以认定。

  朱凤鹏只上过小学二年级,不认识多少字,只能流利书写自己的名字而已。在听同行者一字一句念出这份文件后,他“像小孩一样跳起来”。

  回到公司后,他复印了很多份文件,分发到每个驾驶员手中。员工们还记得,在公司会议上,老板经常喊:“我们胜利了!”

  可事实证明,这个曾经的军人低估了眼前的困难。直到现在,仍有一些地方的交通部门,不认可527号文件。

  当年国庆节一过,朱凤鹏又转起来。他带着自己的员工,带上4份文件,驱车到一些省份的高速公路管理部门“拜码头”。

  这是朱凤鹏的第一次。他是云南昭通人,在玉溪市做公司10多年,他从不拜访当地政要,不在酒店宴请别人。他也不认识几个当地领导。即使像红塔集团当年的风云人物褚时健,他也只是把对方请到办公室,在几张办公桌上吃饭。

  他的办公室门时常敞着,勤杂工进来,他也会递根烟。很多员工,甚至可以和他对骂。骂完即忘,第二天仍是嘻嘻哈哈。

  这个腰缠万贯的老板满口脏话,经常在说话中自称“老子”。“老子不求人。”他经常这样说。

  但是这一次不同。为了让自己的车辆能有个平等待遇,他破例宴请他人吃饭。有时,他还说一些恭维话。

  在他的努力下,有几个省份,比如云南、广西等地高速公路管理部门的人,表示以后收费,按照527号文件执行。但更多的省份并不买账,依旧对他的新型车按29吨的最大限值计重收费。

  “对有些地方,交通运输部的文件就像一堆废纸。”朱凤鹏有些沮丧。

  无奈之下,他决定在湖北省采取“过激”行动。

  当时,湖北是朱凤鹏的车辆经常路过的一个地方。无论向东、向南或向北,湖北是必经之地。2010年3月,他在疏通湖北省高速公路管理部门无望的情况下,召集滞留在湖北的公司车辆,并做好标语,准备在3月15日“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这一天,堵死收费站,以引起该省相关部门重视。

  他策划的行动,引起外界的关注。在新华社记者的努力下,湖北省高速公路管理部门认同了朱凤鹏的请求。朱凤鹏也放弃了自己的行动。

  “这不是我想做的,我希望生活在一个有秩序有尊严的社会。”他说。

责任编辑: 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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