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饥荒记忆的“85后”

2013-05-17 11:11:48  来源:南方周末

 湖南双井村中学生刘红丽在采访老人。(草场地供图)

  寻找饥荒记忆的“85后”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范承刚 发自:北京

  编者按:不满足于纸面化的历史叙述,一群从未体验过饥饿的“85后”回归乡村,重新挖掘半个世纪前三年困难时期的民间记忆。他们发现,今天吃饱了的村子在某种意义上依旧“饥饿”。拒绝遗忘、进而改造乡村和自我,成为这群年轻人重新思考的命题。

  发现爷爷曾“作恶”后,郭睿并不伤心。“获得一个正确的认识,比拥有一个‘伟大的爷爷’要重要。”

  找寻饥荒记忆,困难不仅在于历史的遥远模糊,还在于现实的坚硬。不少老人拒绝采访,反对公映纪录片和立碑。

  挽救记忆的同时,年轻人将触角从历史延展到乡村当下的环境、教育和空巢老人等问题中来。

  经历了半年的乡间寻访,25岁的郭睿终于得到了一个不是太好的结果: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她的爷爷作过恶,殴打过一个挖野菜充饥的乡亲。

  但郭睿并不伤心,她得出结论:“获得一个正确的认识,比拥有一个‘伟大的爷爷’要重要。”

  但仅仅在三个月前,郭睿仍在为“好爷爷、坏爷爷”的问题而纠结。她出生于1988年,从未尝过饥饿的滋味,纵使已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祖辈的历史在她看来总遥远得像东方夜谭。“活的历史不在书里,”她说,“而在身边每一个人的记忆中。”

  郭睿的认识得益于一项名为“民间记忆计划”的饥荒口述史搜集行动。在富足的年代里,让饥饿的记忆不至于湮没,正是这项计划所想达到的目标。它号召年轻人返回成长的乡村,绕过教科书的单薄叙述,挖掘正在消失的历史碎片。

  2010年至今,已有二百余人参与,共采访一千余名老人。依靠超过两万分钟的采访影像素材,这群年轻人制作了十六部纪录片、两部剧场作品,以及两百余份口述记录。

  重建一段独特的民间记忆,也是计划发起者、独立纪录片导演吴文光的心愿,“让年轻人重担历史”。

  从汉堡包到榆树皮

  2013年4月25日,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坐满百人的教室里,“草场地”(民间记忆计划成员的群体名称)的年轻人们放映了纪录片《吃饱的村子》,回溯大饥荒时期的山东省邹家村的故事。一位前往丹麦学术交流的上海教授看完哽咽:“记忆被淹没,你们却在试图直面历史。”

  但这样的自觉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对这群“85后”和“90后”来说,久远的饥荒年代曾陌生得像一团雾,甚至连相关的影视作品或小说都很难找到。

  另一位成员,天津美术学院学生王海安对于上世纪中叶那场饥荒的唯一了解,是挂在家中猪圈的一块榆树皮。年过八旬的爷爷告诉他,这是“苦日子”时唯一的食粮。日子好了,老人也不忘留一块以纪念昔日之痛。

  出生于1988年的王海安对此嗤之以鼻,这个数字媒体专业的大学生,与众多同龄人一样,对乡村感到厌倦,并渴望拥抱崭新的城市生活。他也从未试图了解乡村的历史。

  年轻人对历史的漠然一直是中国教育界的难题。一家调查公司曾对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青少年历史知识现状的调查显示:七成受访者不及格。而哈尔滨另一项同题材调查中,个别中学生竟将盛世唐朝描述为一支同名摇滚乐队。

  网络作家慕容雪村也曾著文表达了对年轻人的担忧:“他们被可口可乐和汉堡养到了胖得走不动路的地步……遇到争论甚至懒到连上网查一查资料都不会。”

  57岁的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常在一些大学上课,他发觉85后乃至90后青年拥有广阔的视角,热衷于新技术与互联网,却对父辈历史知之甚少。

  三年饥荒,便是“空白”。土改、文革等题材相继进入电视剧、小说,1942年的饥荒也拍成了电影,1959年开始的那场饥荒在文化产品乃至公众议题中却鲜有出现。许多孩子甚至压根不知道这个时期。

  这位喜欢将镜头对准红卫兵、流浪艺人、草根农民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决定做些什么——“如果失去了对历史的观照,是年青一代最大的悲哀”。

  2005年,他曾发起村民影像计划,来自全国的10个村民获赠摄像机,用于拍摄一切令他们感到有趣的议题,如村民选举等。村民们第一次透过镜头,表达自己的“声音”。吴文光决定延续这一方式。他开始鼓励学生,返回乡村,挖掘三年饥荒的历史。“草场地”工作室随之成立。

  在父辈的记忆里

  2010年,包括郭睿在内的首批二十余名参与者回到各自的村庄。

  出发前,年轻人对于村庄并不了解,关于历史的知识也少得可怜。参与者罗兵曾求助历史课本,却只发现了寥寥几十字:“自然灾害严重,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合作协议。这一切造成国民经济自1959年至1961年的严重困难。”

  这几乎是所有参与者最初对这一时期的共同认识。邹雪平说:“老师一直这样教,也从没意识到是否该追问更多。”

  而当细节在这些年轻人面前展开时,郭睿也无意中得知自己家庭的另一面:自己的爷爷,在饥荒时曾是生产队长,打过人,作过恶。

  郭睿有些不能接受。爸爸曾告诉她爷爷是军人,上过朝鲜战场,刚正不阿,一辈子都为国家工作。

  “好像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这个25岁的女孩迫切想要知道:爷爷为何打人?她翻遍了家乡临颍县的县志,却很难找到相关记载。读了七年历史的她最终决定回到乡村,和村里每个老人聊天——用“最笨的方法”,拼凑爷爷的形象。

  郭睿还找到父亲。父亲当时沉默了,拒绝作答。

  在计划组织者吴文光看来,这群年轻人需要打破长久以来对历史的偏见与误解。“他们父母的记忆是被整理过的。孩子必须要跨过他们,作为孙辈去拼凑其祖辈的历史。”吴文光说,“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甚至永无休止的愚公移山式的动作。”

  正如吴文光所说,伴随着采访,这群年轻人震惊于苦难细节,也开始自省对历史的淡漠。

  最先被参与者邹雪平记录的,是关于食物的记忆:谷糠、树皮、水草、井绳、观音土……最艰难的时候,村里的榆树皮全被剥光,连榆树叶也没有了;苦涩而干燥的食物堵塞了人们的肠道,拉不下屎,只能用手一点点抠出来,或是喝有毒的蓖麻子油,腹泻到脱水甚至痉挛。

  人们也因为粮食而相互告发、怨恨或折磨。一对饿晕了的父母为了省口粮,将4岁的孩子扔在屋外冻死;一个老人偷菜被发现,害怕批斗,把手脚捆起来,跳了池塘;村里还掀起了一场如火如荼的运动——“打老虎”(找藏粮食的人),私藏粮食的,都被吊在树上毒打。

  出生于1986年的罗兵,回到了湖南茶陵县罗家屋。采访让罗兵感到惊讶:每个老人都告诉他,村里那三年并未遭受任何天灾,粮仓里有足够的粮食,却不能发给社员,“都是要上缴国家的”。

  王海安也第一次得知了家族的悲剧:年迈的太爷爷不堪忍受饥饿,带着族谱逃离了村子。而到了1961年,两千人的张高村只剩下八百人。

  老人们的讲述,颠覆了邹雪平对历史的认知——她从未想到平静的村庄下掩埋着如此多的苦难。她也开始重新定义记忆的作用:“那些老人的故事,应该说出来,它们是历史的一部分。”

  2011年5月,“民间记忆计划”被正式定名。“有些历史的细节散落在民间,就像岩石一天天风化。如果不去见证,又将被遗忘、被掩埋。”吴文光说。

责任编辑: 唐一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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