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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疾幼童幼儿园身亡 园方被判赔7万余元后消失

为了治好儿子的耳疾,他们孤注一掷,不惜倾家荡产,甚至抛下同样有耳疾的女儿,带着儿子在河南、北京、沈阳寻医治疗。一般孩子在这里上学,每月的学费是280元,而赵力勇因为有耳疾需要特殊照顾,要避免碰撞,赵武正每月向幼儿园交500元的学费。

  曾经,儿子是赵武正夫妻最大的希望。

  为了治好儿子的耳疾,他们孤注一掷,不惜倾家荡产,甚至抛下同样有耳疾的女儿,带着儿子在河南、北京、沈阳寻医治疗。

  2012年5月26日,就在赵武正的儿子赵力勇快要治愈的时候,命运打破了他们所有的希望。赵力勇在北京市通州区育才双语幼儿园因摔倒蹊跷身亡。

  据了解,该幼儿园没有报教育主管部门登记注册,且未按照法律规定配备专业的医师和保健员,属于非法开办的幼儿园。

  2012年10月17日,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处幼儿园方赔偿赵武正夫妻7.4万余元。

  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维持原判,而开办幼儿园的夫妻却早已人间蒸发,无影无踪。

  “至少要跟我说句对不起呀。”赵武正捧着儿子心爱的玩具,泪流满面。

  丧失爱子 儿子幼儿园摔伤抢救无效

  一个男子将紧闭的朱红色大门推开一条缝,弯着腰,弓着背,朝里面张望着。随后,他退了回来,在朱红色门前的人行道上来回踱步……

  育才双语幼儿园上空,几面不同颜色的旗子懒散地随风飘着,密密麻麻的电线在它们上面纵横交错。下面朱红色大门两侧的图画以及橱窗里面已经掉下一半的“幼儿风采”画作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是一所幼儿园。

  “说句实话,我特别不想来这个地方,每次来这儿,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心理上的折磨。”赵武正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把孩子送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现在孩子却再也回不来了。

  “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是永远的痛……”赵武正扭过头,不再看幼儿园,转身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

  2012年5月26日,就是在这所幼儿园里,赵武正失去了他唯一的儿子。

  赵武正清楚地记得那个下午,他回家后见家里没人,便给妻子刘芸打了一个电话。从那一刻起,噩梦像巨蟒一样缠上他的身体,连呼吸都觉得困难。

  当时,惊恐万状的刘芸慌里慌张地告诉他:“儿子在幼儿园摔倒出事了,正在抢救,可能快要不行了。”赵武正觉得妻子在说胡话,“我儿子身体棒着呢,就摔了一下怎么可能快

  要不行了。”

  赵武正赶到医院后,儿子正在抢救,妻子刘芸在外面哭。一名医生从抢救室出来,对赵武正说:“这个孩子可能不行了。”

  如同晴天霹雳,赵武正怔怔地站在原地愣了好半天。他不相信眼前的一切,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早上还好好的,晚上就没了?他苦苦地哀求大夫,一定要救救自己的儿子。

  可是,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孩子还是没有一点反应,最终被医生宣告死亡。赵武正和刘芸跪在床边,失声痛哭,“孩子,你醒醒吧!咱们回老家看姐姐去。”

  孩子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就像睡着了一样。他们怎么也不相信,唯一的儿子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自己。

  祸不单行 儿女先后患有耳疾

  新生命的诞生总是给人以极大的希冀。

  2007年10月8日,赵武正的儿子出生,在此之前的1999年和2002年,妻子刘芸分别生下了两个女儿:大女儿有点耳聋,二女儿正常。此时,家里终于添了一个男丁,自然很是高兴。

  儿子出生后,取名赵力勇——寓意勇敢而有力量,赵武正希望他成为自己生活的动力。

  赵武正和刘芸都出生在河南,家住周口玄武镇赵庄村,是一个离县城还有三十多公里的偏僻而又贫穷的小山村,这里人多地少无厂矿。

  赵武正家六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老五。生活的窘迫让赵武正小学一毕业就踏入了社会,种田、打零工、搞建筑……

  自1998年,赵武正和刘芸结婚后,建立起一个幸福和睦的小家。次年,大女儿的出生又给他们带来了无比的欢乐。他出外打工,妻子在家照顾孩子,一家人倒也其乐融融。

  但因为打零工工资低,每月只有两三百元,所以赵武正家里没有什么积蓄。

  大概在女儿8个月大的时候,医院查出她听力差,需要戴助听器,但因为家里没有钱,女儿也因此被耽误了。

  祸不单行。2008年5月的一天,刘芸打电话告诉在外面打工的赵武正,说儿子的听力好像也不太好。

  听完妻子的话,赵武正一下子蒙了,“大女儿的耳朵有问题,儿子的耳朵怎么也……”他不敢想,赶紧回家带儿子看病。

  当地的医院对赵力勇的病无能为力,劝赵武正直接带儿子去北京求医。

  北京求医 “有一线希望,我们都要争取”

  “北京的医院一定能治好我儿子的耳朵。”2008年5月,赵武正和刘芸笃定这个信念,攥着家里几个月攒下来的2000元钱,带着大女儿和小儿子来到了北京。

  走出火车站,赵武正一家来不及审视这座有着“中国心脏”之称的北京城,便在拥挤的人群中,询问着去往医院的路。

  医院人潮涌动。挂号处浩浩荡荡的队伍正在缓慢地向窗口移动,咨询台的工作人员正在解答着患者和家属的疑问。不时地,还有救护车停在门口。

  “这里就是北京的大医院。”看着这些,赵武正不禁高兴起来,觉得儿子的病在这样的大医院一定治得好。他信心满满地带着妻儿走向耳鼻喉科,手里紧紧地攥着他挂的“专家号”。

  看病的过程不如赵武正想象的顺利。各项化验的费用高不说,不少项目的结果也不能很快出来,而专家出诊通常只有半天。等到两个孩子全部项目化验结束,他们唯一能做的只剩下等待。

  赵武正没钱住旅馆,只能带着两个孩子在医院收费大厅的长椅上过夜。每天晚上,他们都用从家里带来的毛毯裹着小儿子,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大女儿身上,不让孩子们挨冻。

  而他们每天的食物除了馒头就是咸菜,饿了就只能拼命喝水。由于吃的不好,刘芸没什么奶水,年幼的赵力勇有时候嘬了半天没有奶,饿得使劲儿哭。

  “整个医院除我们以外再也看不到这种带着两个孩子在长椅上过夜的情况了。”赵武正觉得对不起孩子,但他没办法,他甚至有些感激医院没有赶他们一家走。

  经过近两个星期的等待后,专家给出了诊断结果:大女儿需要配助听器,而小儿子比较严重,只能通过配人工耳蜗改善听力。

  “目前,最便宜的人工耳蜗需要16万。”专家的一句话顿时让赵武正的脸变了色。16万,对赵武正来说就是天文数字,他想都不敢想,但如果不做手术,儿子的前途就毁了。

  了解到赵武正的难处,专家给他提供了两种方法:一种是回户籍地申请台湾某慈善机构捐助人工耳蜗设备,另一种是在北京申请做中韩合资的一个耳蜗医疗实验项目,争取免费的耳蜗。

  “虽然不知道这两种方法的希望有多大,但有一线希望,我们都要争取。”赵武正对刘芸说。

  希望出现孩子获免费救治

  希望会让人产生两种行为——争取和努力。

  从2008年5月到2009年7月,漫长而艰难的寻医路上,赵武正丝毫不敢懈怠。他在河南、北京两地间多次往返,穿梭其间。

  台湾某慈善机构工作人员让赵武正耐心等待,因为等待救助的人太多了;而对于中韩合资医疗实验项目,赵武正一直和北京医院的专家联系着,并多次去北京找他,但每次得到的答复也仍然是需继续等待。

  有一次,这个专家正好去韩国开会,赵武正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打通。为了联系到这个专家,他孤身一人赶到北京,在医院一等就是一个星期。

  一年多的等待中,河南至北京每两月一次的往返,几乎消耗了赵武正全部的时间和精力。他基本上没有工作,仅靠河南老家种的粮食维持本就捉襟见肘的生活。

  一家五口人经常把一盘白菜从早吃到晚,而且一连几天都是只吃白菜,只因为这是当季最便宜的菜。而吃上一顿肉对于他们一家来说更是奢望。几年时间里,他只偶尔给孩子们买根火腿肠。

  赵武正往返的车费和生活费用基本都是靠年迈的父母资助。为了省钱,他每次都会提前备好烧饼等干粮到北京去,烧饼吃完了,就买几个馒头充饥。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9年6月的一天,负责中韩合资医疗实验项目的公司打电话通知赵武正,“孩子被录取了”——尽管只是一个实验项目,且有极大的风险,但这对他们来说也是天大的喜事。

  一年多的时间里,一张张申请表、层层的筛选、多次的面试、反复的身体检查、天天担惊受怕,唯恐万一被人顶替的焦虑,全部化成了兴奋和激动。

  希望就在眼前,赵武正夫妻俩高兴得一夜没合眼。

  儿子开口“这一句爸我等得太久了”

  手术的日期定在了2009年7月2日。提前三天,赵武正和刘芸带着儿子再一次来到北京,心情激动而忐忑。

  能做手术固然高兴,但在签署《手术协议书》时,夫妻俩还是捏了一把汗,毕竟这个手术的风险很大。在两人商量了半个小时后,赵武正心一横:“没路了,只有这条路,拼一把。”说罢,在协议书上歪歪扭扭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手术顺利进行,赵力勇在医院休养了三天后,便很快出了院,但这三天对赵武正来说却并不轻松。由于医院要求每位病人只能有一名陪护人员留院,赵武正只好偷偷地在医院安全出口处的走廊里过夜,因为一旦被保安发现,就会被撵走。

  “每天都跟打游击一样,从没睡过一个整觉。”赵武正无奈地说。

  病房里别的病友的床下总是放着各种营养品,而赵武正和刘芸每天只能给儿子喂几口馒头,儿子不喜欢,他们就买最便宜的饼干哄哄他。

  见他们一家三口吃得简单,相邻病友的家属经常会送一些食物给他们吃,赵武正总是不好意思地接下。

  “看着这些吃的我心里特难受,别人住院都是尽量吃些有营养的东西,我们却连饭都吃不起。”赵武正低下了头。事实上,他和刘芸每次来北京,即使是吃馒头也不敢多吃,为了省钱看病,他们从没吃过一顿饱饭。

  术后,赵武正又带着儿子辗转到沈阳的康复中心训练。为了维持生活,赵武正找了替人推货的活贴补家用,刘芸则每天陪着孩子做康复训练。

  “叫妈妈……”刘芸每天坐在儿子旁边,重复着这句不知说过多少遍的话,甚至一度失声,但儿子在头三个月仍没有丝毫反应。

  看着儿子,夫妻俩的心凉了一大截,整夜睡不着觉。那是一段漫长的等待。赵武正每天做梦都希望早上一睁开眼,儿子能叫自己一声“爸爸”。

  临近年关,一家三口打算回家过年,但儿子仍没有任何进步。赵武正急了,气得朝儿子的屁股上打了一下,孩子“哇”的一声哭了。也许是被逼急了,儿子突然开口,喊了一声并不标准的“爸”。

  听到这句话,赵武正激动得眼泪差点掉了下来,“这一句爸,我等得太久了。”

  重男轻女父亲深知亏欠女儿

  2010年的春节,赵武正一家五口终于团聚了。亲戚朋友全都围着赵力勇,教他说话、逗他开心,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

  而当一家人有说有笑的时候,赵武正的大女儿却默默地走开了。家人到处找寻,最后才在厕所里发现了她。大女儿看到爸爸走过来,忙指着自己的耳朵,瞪着无辜的大眼睛看着他。

  赵武正很愧疚,“我把孩子生下来又养活不好他们,就是砸锅卖铁,也只能治一个孩子”。由于农村重男轻女,他选择了为儿子治病,大女儿至今也没能配上助听器。赵武正深知聪明而敏感的大女儿一直对自己的偏心很生气,并因此与他们产生了隔阂。

  手心手背都是肉,赵武正很难受,女儿也是自己的孩子。回忆起当初去北京的场景,说不了话的大女儿跟着他们带着弟弟去北京瞧病,吃馒头就咸菜,住医院的长椅,看见弟弟和妈妈哭,她也跟着哭。

  “就来了北京一次,天安门也没能领她去看看,以后一辈子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带她去北京。”赵武正哽咽了,他觉得自己亏欠女儿太多了,但他实在力不从心,只能孤注一掷先治好儿子。

  赵武正为了给儿子治病,从河南跑到北京,又从北京跑到沈阳。几年的时间里,他带着儿子跑了无数次医院。

  训练有成 儿子很有说话欲望

  2010年5月份,经过康复中心训练后,赵武正又带着儿子来到了北京,并让他在北京市通州区的一所语言培训学校就读。经过一年的培训,儿子已经基本能够和别人进行简单的对话。

  为了让儿子可以正常地说话,赵武正和刘芸商量着将孩子转到一所普通幼儿园,和正常孩子一起学习和玩耍。经过联系,刘芸了解到通州区育才双语幼儿园可以招收像赵力勇这样有耳疾的孩子。

  一般孩子在这里上学,每月的学费是280元,而赵力勇因为有耳疾需要特殊照顾,要避免碰撞,赵武正每月向幼儿园交500元的学费。幼儿园也曾向赵武正保证:一定会特别照顾赵力勇。

  育才双语幼儿园共有75个孩子,分大班、中班、小班和小小班。除了几间教室和宿舍外,室外空间有许多娱乐设施,赵武正看着比较满意,也从没怀疑过这所幼儿园的正规性:“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有资质的幼儿园,因为我觉得就算在外面开个店,也得有营业许可证,不是谁都能办幼儿园的。“

  自从上幼儿园后,赵力勇就很有说话欲望,走在路上见人就“叔叔阿姨”地叫,不管认不认识。每天,小力勇总会把在幼儿园发生的事跟妈妈讲一遍。慢慢地,他还学会了背诗和写字。

  不光学习学得快,小力勇更是妈妈贴心的小棉袄。有时候刘芸在一旁洗衣服,他就露出小脑袋说:“妈妈,我帮你洗,妈妈累了。”

  赵武正晚上下班一回来,小力勇就扑上去“爸爸,爸爸”地叫。看到儿子欢快的样子,赵武正很是开心,所有的劳累和烦恼都在一瞬间消失了。

  意外发生 孩子蹊跷死亡

  幸福来得如此不易,却消失得如此突然。

  2012年5月26日,原本健健康康的孩子突然就没了。当时,除了幼儿园里和赵力勇在一起的小朋友,似乎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根据赵力勇的老师王欢的说法,当天赵力勇的父母因加班没有及时来接孩子,晚上7点左右,天已经快要黑了,赵力勇和同班的一个孩子先后进了厕所,之后她就听到一阵急促的呼吸声,等她跑进厕所,赵力勇已经躺在了地上。

  此后许多老师过来帮忙,将孩子抬到了桌子上。园长赶到后,把孩子送到了医院。

  而和赵力勇在一起的小朋友被当时的一幕吓蒙了,他说自己没有碰赵力勇,是他自己摔倒的。而赵力勇的老师王欢也说,自己当时离厕所很近,没有听到打架的声音。

  经过法医鉴定,赵力勇系因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慢性气管支气管炎导致心力衰竭、呼吸衰竭死亡,不排除疾病死亡。

  对于这个说法,赵武正没有表示异议,但他想不明白,孩子一直都很健康,为什么会突然心力衰竭?事后,赵武正和家人曾去幼儿园讨要说法,但没能解决问题。

  让赵武正想不到的是,这所幼儿园属于非法开办的幼儿园,没有报教育主管部门登记注册,且未按照法律规定配备专业的医师和保健员,这就对孩子的人身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不仅如此,幼儿园曾被多次转让,“办幼儿园这么随便,我真后悔把孩子送到了这里。”赵武正悔不当初。

  2012年9月27日,赵武正和刘芸怀着悲痛的心情将儿子火化了。随着儿子的离世,赵武正这些年所做的努力和经历的苦难似乎都付之一炬。“钱没了,人也没了。”他瘫软在地上,喃喃地说。

  第二天,刘芸离开了北京这个伤心之地,只剩下赵武正一人等待着法院的判决。

  物是人非 父亲留守北京为儿讨说法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门前的小道与稍远的大路相连,被雾霾围绕着。这里低矮拥挤的房屋,像极了鸟儿在大树的枝丫上筑的窝。

  里面的一间是赵武正租住的屋子,他的临时小家,而家已物是人非。

  2013年5月22日,赵武正坐在凌乱的床铺边缘,出神地望着手里的一把玩具大刀,嘴里喃喃地说:“孩子的东西都扔了,只留下他最爱的这把玩具大刀,做个念想罢了。”

  顺着赵武正失神的眼眸望去,家里凌乱不堪,一片狼藉,处处布满污渍、灰尘。桌子上零乱地摆放着日用品,脏兮兮的电饭锅也歪歪扭扭地立在上面,儿子曾经当书桌的茶几也是污渍遍布,孤零零地摆在脏乱的地板上。

  而一年多前有儿子的日子,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的温馨。窗明几净,沙发上欢跳的儿子,茶几旁写字的儿子,扑哧哧打洗脚水的儿子,门外玩耍等待爸爸下班的儿子……

  如今,这里却成了赵武正的痛心之地,“若不是要为儿子讨个说法,我一天也呆不下去。”

  2012年10月17日,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处幼儿园方赔偿赵武正夫妻7.4万余元。幼儿园方不服,后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维持原判。

  法院判决后,开办幼儿园的夫妻两人没有履行判决,就离开了通州区宋庄镇,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电话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事后,赵武正来过幼儿园两三次,每次都趴在门上朝里面看看,希望里面能有人在,但换来的都是失望。

  “我其实也不需要他给我什么钱,只是希望他们能有一点反思,而不是一句话都不说,人就消失了。至少要跟我说句对不起呀。”赵武正叹着气说。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 责任编辑: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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