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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城管临时工现状:文化程度工资待遇普遍低

6月13日晚10点,朝阳区国美第一城附近,一名城管队员带领一队协管例行巡查街边大排档。“延安城管‘临时工’跳踩商贩头部”后的第四天,北京某区城管指挥中心,薛立被告知,“你们最近不能上街抄摊了”。

6月13日晚10点,朝阳区国美第一城附近,一名城管队员带领一队协管例行巡查街边大排档。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6月13日晚10点,朝阳区国美第一城附近,一名城管队员带领一队协管例行巡查街边大排档。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6月13日晚8点,朝阳路和青年路交叉口西侧,一次联合执法行动中,辅警与协管抬走商户的烧烤用具。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6月13日晚8点,朝阳路和青年路交叉口西侧,一次联合执法行动中,辅警与协管抬走商户的烧烤用具。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5月31日,陕西延安市发生“城管跳脚踩商户头部”事件。延安市城管局回应,跳踩商户头部者为临时聘用人员。

  众多公开报道显示,延安事件不是城管群体撞击公众视线的孤例。而“临时工”这个名词,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很多事件的担责者。

  据北京市政协2011年撰写的调研报告,北京市城管在编数量7000余人,外聘协管、保安约6500人。

  市公安局近日称,目前,本市文职辅警人数达2.9万余名。

  数以万计的“临时工”,是通过何种渠道进入城管协管、公安辅警岗位上的?他们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受到怎样的管理?

  协管、辅警都没有执法权,但到了真正的执法场合,执法权的界限就很容易模糊,导致协管很容易越界。

  “延安城管‘临时工’跳踩商贩头部”后的第四天,北京某区城管指挥中心,薛立被告知,“你们最近不能上街抄摊了”。

  临时雇佣军

  并不是所有城管队都像薛立所在队那么“低调”。

  6月13日晚,朝阳路和青年路交叉口西侧,20多张餐桌的露天排档,从眉山烤全鱼和大厨师两家饭馆门前延伸到非机动车道。餐桌上,烧烤箱里木炭火星迸射,20米外是一家加油站。

  “抄摊的来了。”8点整,有人喊。

  四五辆公安、城管、工商执法车在喊声中刹车。戴防暴头盔的辅警、全身黑衣的城管协管,10多人冲在最前面。城管、民警和工商执法人员拿着步话机指挥。

  众人冲到两家饭馆门前的大烧烤炉前,拨开烤串的店员,抬下烧烤炉扔到地上、浇水熄火。其他协管把大盆的田螺和生肉串往执法车上搬。

  饭馆老板哭叫着躺在满是油污的地上,试图阻挠执法,辅警和协管左右躲避,继续搬店外的器皿。

  胸前有编号的城管、民警和工商执法人员对商户明示,这是联合执法。

  五六分钟内,除食客坐着的桌子没被抄走,两家饭店门外的摆放物已被收缴,两辆城管的皮卡车后斗满满当当。

  在城管队当了近3年协管员,只要一有城管的负面新闻,无论在北京还是外地,薛立都会低调几天。

  上述查抄场景,对薛立和李笑两人都不陌生,很多时候,他们就是其中的一员。

  薛立,北京某城管队协管;李笑,北京南城一派出所辅警。

  从某种程度上,两人是同行——他们的工作都是辅助执法,身份都是“临时工”。

  临时工在这个城市占有很大比例。北京市政协2011年的调研报告显示,北京城管在编数量7000余人,外聘协管、保安约6500人。

  媒体公开报道显示,目前,北京目前有5万余名民警,文职辅警人数达2.9万余名。

  “为什么临时工的数量如此庞大?”干了5年辅警的李笑深有体会,“派出所警力不够。”

  他所在的派出所有40多个在编民警,刨除领导、内勤、社区民警,负责治安的民警只有七八人,“这七八人要负责4平方公里的治安犯罪打击,人手、精力确实有限。”

  一名警方人士证实,北京警方一直面临警力不足的困难,需要辅警协助。

  城管协管也一样,朝阳区城管部门2010年的一份汇报材料显示,城管须对多项城市环境专项整治,协管、保安的存在,缓解了他们人手长期不足的困境。

  选拔与培训

  虽是“同行”,但薛立和李笑入行的途径完全不一样。

  没经过任何培训,薛立入职了。

  他与某保安公司签劳动合同,保安公司为城管队提供人员。这样,薛立就成了城管大院的一名保安。

  一家保安公司的队长赵东明介绍流程:城管队需要协管和保安,就会招标,保安公司去竞标,中标后,城管和保安公司签订合同,保安公司负责派驻队员,城管方面统一给保安公司支付工资,再由保安公司给每个保安发薪。“对于保安公司,这叫劳务派遣,说白了这是政府购买服务。”赵东明说。

  薛立所在的城管大院里,有些人从保安公司来的,有的是通过关系进来的。

  当初托老乡找保安公司队长求职时,老乡嘱咐薛立“别空手”。

  薛立用两条烟和一顿酒犒劳,队长点头了,“以后得听指挥,有纪律。”

  记者查询多份公开的城管部门招聘保安的招标公告,上面没有对受聘人员的工作内容、职责做任何说明。

  相比薛立,李笑的入职较为严格。他最先进的是北京振远护卫中心,一家“为要害单位、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提供安全守卫人员”的保安公司。

  新入职队员须接受一个月保安专业培训;被选中且有意愿当辅警的保安,会再接受一个月的辅警培训,“都由武警来训练,要求掌握简单的擒拿、消防常识。”

  李笑跟保安公司签了两年合同,并进入派出所当辅警。

  李笑所在的辅警队基本不直接从社会上招人,辅警队有权限到振远护卫挑人,进辅警队还要过道关,每名辅警的简历都经严格审阅,“身体、精神状况正常,没有过违法犯罪污点,政治表现过关。”管理李笑的警长说,招李笑的原因是他当过兵,“不容易出问题。”

  内保的外勤

  刚进城管队时,薛立的职责是“内保”:在城管大厅门前站岗,到监控室盯录像。

  刚进队时,没人跟薛立说过内保还要“抄摊”。

  初中没毕业薛立就来京打工,在饭馆当过服务员,去厂里操作过机器,从来没穿过制服。

  穿上制服的薛立发现,内保远不止看监控、站岗:常要跟着城管出去,也穿城管制服,只是没臂章和胸前的金属字编号。

  站了一周岗,有天城管去巡视,队长扔给他一件城管制服的上衣,“跟上”。

  “内保”上了街,就成了协管,协助城管执法。

  “城管让干吗就干吗,别动手打小贩。”同去的协管嘱咐他,但在街上薛立看见,嘱咐他的协管大步跑上去撵小贩。不自觉的,薛立也冲上去,抓小贩的车,揪小贩衣服。

  “给你记了外勤,有30元补助。”回来路上,保安队长跟薛立说。

  李笑的外勤则没薛立那么张扬。

  李笑介绍,辅警,全称叫警务工作辅助人员。按所里的要求,辅警的工作范围,包括辖区夜间巡查;盗窃案高发季受民警指派在角落蹲守,等待抓捕偷自行车的贼。随同出警时,民警会让他把一些街头打架斗殴者带回派出所,偶尔也会带他一起进入争吵的居民家,帮忙劝解一些小区里的家庭纠纷。

  随民警蹲守制假窝点让李笑记忆深刻,“查抄时我们跟着进去,但抓人的是警察,我们只帮忙看人,别让嫌疑人逃跑或者自残。”

  “入职时派出所说,辅警没执法权,不让动手。”李笑说,辅警工作零杂,但归根结底就一条——只协助民警,不能越界,这条界,就是执法权。

  冲动与困惑

  20多岁的薛立回忆,他第一次冲上去抄摊,更多是源于积极表现的冲动,“别的协管都上了,你能拖后腿?”

  “城管从不直接说让我们冲,但你不往前冲又不行。”薛立说,在城管队有很多“道道”。有时保安队长会找个别队员谈话,“就是说谁谁谁,你最近不积极。”

  薛立说,队长说的“不积极”,暗指他们遇事不往前冲,“不积极,就只能在队里窝着盯监控,没有外勤补助了。”

  而抄摊的好处显而易见,每次回来,队员们少有空手,抄回来的包子等熟食倒进垃圾堆,剩余物品按规定一律进仓库,“水果或袜子,我们顺手拿点。”薛立说。

  但保安们也有困惑,薛立在保安队干了3年,工资没涨过,仍是进队之初队长定级的1800元,“队长说个头不足1米74的,一律1800,超过这身高的,2000。”按个头定工资是哪家的规矩,薛立到现在也没弄明白,至于三险五险,更没戏。

  近日,北京某区城管大队协管、保安招聘的招标公告上,参加竞标的公司都没有注明“三险一金”。一家参加竞标的保安公司负责人称,虽然给城管干协管比较危险,但出于成本考虑,他们只会给骨干人员上保险,“其他的保安员一律不给上(保险)”。

  还有和正规军的距离感,薛立说,城管会让队长把保安随机打乱分配,担心他们跟小贩们混熟提前通风报信;围住违法商贩后,城管会让保安看住扣下的东西,然后单独跟商贩们说处罚的事,“谈处罚时,不允许保安靠近。”

  民警也和辅警保持距离,在西城区民警陈然看来,很少有辅警接受过专业的法制训练,素质参差不齐,因此他们派出所不会让辅警参与打击犯罪等任务,“出了问题很麻烦。”

  30岁的李笑如今已是辅警队长,工资也逐渐增长,如今能拿到3000多元月薪,底薪1800元,其余根据岗位级别、工作表现核发。派出所管吃管住,这减少很多生活成本。

  虽然工作相对稳定,但李笑越来越担忧。“我们和警察最大的区别,是没有执法权。”李笑感觉,很多时候他是在克制,“非黑即白,这种灰色身份很容易越权。”

  今年,自学本科的李笑买了很多考试用书,考公务员成为他的新目标,“希望有一天,咱也能成在编的。”

  在城管大院干了半年后,一天夜里,睡在薛立上铺的老乡下了床,悄悄走了。薛立见过太多保安干了几天、几个月就走人,“没有待遇和前途,怎么稳定?”

  自保与无奈

  最近,延安城管饱受非议,队长不让薛立出去查抄违法摊位,他倒也自得其乐。

  20多天前,有家游商数次经劝阻无效,城管对薛立等4名协管说:“你们先上去,别动手。这回别让他们再跑了。”

  不让跑,又不让动手,这咋整?

  后来还是动手了,4人围住卖水果的农用三轮,男摊主见势不妙,跳上车发动,挡在车前的保安冲上去拽车把,三轮车撞上马路牙子,险些翻车。情急的摊主一拳抡过来,拽车把的保安捂眼惨叫倒下,薛立和随后上前的两名城管摁住男摊主。“不是不让你们动手吗?”一名城管斥责。

  挨打的保安住了3天医院。“工资照发,医药费是城管队结的,还补助了600块钱。”薛立说。

  “每隔几个月都会有队友在抄摊时被打伤,没准哪天就轮到我。”薛立现在想的是怎样才能自保无虞,小贩一激动,也得劝,让他们也别动手。“我们也故意磨蹭点,让后面的城管上来处理。”

  每次跟警察出去,李笑都会叮嘱手下“学会保护自己”,千万别动手打嫌疑人,“抓手抱腿,别让他从兜里掏东西,别被嫌疑人伤了。”这都是李笑通过实践得出的诀窍。

  李笑还要求每次出任务的小组,必须有一人拿手机拍摄现场,“不是拍警察执法,是拍我们辅警协助执法。”李笑说,这既是工作成绩,也是一种证据和监督。

  王飞是北京某城管队队长,他所在的城管队,正式编制30多人,外聘保安20多个。他说,保安数量也与城管队编制有关,正式编制多的城管队,保安的数量就多。

  “大家看到的协管抢小贩的车,收占道经营的摊位,这些都是城管指挥的。”王飞说。

  王飞说,北京对城管执法要求很严,“三个严禁”、“四个不准”,城管不准强行暂扣物品,不准追赶行进中的车辆等;但城管必须开展工作,最近拆违建中就有城管负责人执行不力被批评甚至免职。双重压力下,既要避免执法中与他人冲突,又要把该干的工作完成。

  在王飞看来,北京城管在全国同业内做得算比较规范了,但有时执法中还会受非议,“这是城管行业的问题。”他说,为何民警执法、辅警协助执法就很少出现问题,而城管执法、保安协助城管执法就容易有问题,“因为在老百姓心中,警察是抓坏人的,城管是管穷人的”,“跟着城管管穷人,能受老百姓喜欢吗?”

  王飞举例,他所在的辖区小广场,有个残疾人写字卖钱。按规定这属于无照经营,城管可依法办理,但老百姓会说“城管就会欺负穷人,欺负残疾人。”如果城管不管,就会有市民投诉,“城管都是干吗吃的?”

  虽有抱怨,王飞还是认为城管对于城市有很大用处,“要是全北京的城管歇一周,老百姓就知道城管多重要了。”

  新政与希望

  据媒体报道,目前北京文职辅警达2.9万余人,去年,北京市公安局在机关非执法、不涉密岗位实行文职制度,并规范一线辅助执法的辅警队伍建设。

  从市公安局参照民警招聘标准、方式,严把辅警招聘笔试、面试、体检、政审等进人关口。

  按照“文职辅警与民警一致化管理”的要求,市公安局制定36项管理制度,还专门制定出台针对辅警管理的“八条禁令”,完善督导检查机制,同时精细化管理文职辅警队伍的薪酬福利、职位管理、考勤考核、教育培训等方面。

  一名警方人士介绍,以前辅警多来自街道、乡镇,即治安联防员。人员多从派出所辖区下岗、低保人员中挑选。另一部分辅警来自保安公司,虽然这两部分辅警都经过培训,但“这些人素质不高,不太适合协助警方工作”。

  这名警方人士介绍,现在,北京市公安局成立有警辅处,专门负责辅警的招聘培训管理。“这部分文职辅警相比以前的联防和保安,素质的确提高了。”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北京辅警的“新政”,可以向城管协管管理推广。

  竹立家称,“与其他‘临时工’相比,城管协管面对的对象更加复杂,这也是为什么城管的协管更容易出事的原因之一。”城管雇佣的协管跟着上街抄摊,他们的行动受城管的指挥,“到了真正的执法场合,执法权的界限就很容易模糊,导致协管很容易越界。”

  在竹立家看来,对城管协管,主管部门更应规范化、制度化。但治本之策在于推动编制制度改革。(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坏事都是“临时工”干的?

  6月3日,延安城管暴踩商户头部的视频出现在网络上。延安城管部门回应,打人者为临时工。临时工群体再次引发公众热议。

  文化程度不高、工资低、待遇低,是当前临时工群体普遍现象,也是临时工易引发公共事件的原因之一。如何破解临时工管理难题,使其更好地完成社会管理职责?学者认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质”,是问题的根本原因。与在编人员同工同酬,吸引高素质人员加入,进而提升临时工的整体素质,才是治本之道。

  为什么总是临时工?

  “被推到前面办难事”

  近年来,“临时工”总伴随着负面新闻。引发大火的,挪用善款的,让电梯出事的,粗暴执法的,甚至还出现过借官方之名颁发“中华脊梁”的。

  郑媛媛是延安城管“踩商户头”事件中,涉事的女“临时工”。在她眼里,工作时,脏活儿累活儿都是他们协管员干的。比如,查扣商贩或商户违规物品,他们会把物品抬上车;比如巡街,他们会到最远区域;在办公室,他们还会帮执法队员跑腿儿,送文书材料。

  平时,临时工还“要和执法队员们处好关系”。郑媛媛说,因为队里要考核他们的工作,执法队员们会给他们做考评,如果考评不合格很可能被辞退。

  延安南山大队一名不愿具名的协管则讲述,今年一次清查流动商贩的执法行动中,执法队员指挥四名“临时工”去堵商贩的车,自己却跟在后面,并不介入。协管员和商户有些推搡,最后协管员控制了商贩,把收缴的东西放到城管车上。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公安、城管的正式人员把“临时工”推到前面,难办的事情“临时工”干,容易“背黑锅”的事情“临时工”上。

  现实中,“临时工”的整体文化水平也不够高。

  以延安为例,城管部门的临时工大多为初中毕业,少数为高中或以上学历。

  郑媛媛称,延安城管局招聘协管员时,她正上大专,考入凤凰大队后就退了学。

  记者搜索多地协管员招聘公告发现,招聘大多只要求初中、中专或高中以上学历。没有职业技能要求。

  而一些地方对“临时工”的培训也不重视。

  延安城管局一名协管员告诉记者,刚入职时,支队会为他们培训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执法程序。工作后,有的大队培训更像“走过场”,两三个月也没有一次培训,工作一段时间后有的法规就会忘记。

  据《南方日报》报道,广州一工作6年的城管协管员表示,入职以来没培训过,执法业务培训公务员才有,“我们都是根据经验工作,或者老协管员带新人”。

  当地城管内部人士还对媒体透露,如今,政治工作、党团学习、纪律教育等制度形同虚设。对于随时可能遇到暴力冲突的协管员,没有任何针对性的防御培训。

  到底有多需要他们?

  为招到人使劲降标准

  延安市城管局和人事部门招聘时,设了三个标准:没有犯罪记录、35周岁以下、初中以上学历。

  在延安城管局党委书记侯世怀看来,招聘门槛的原因是工资水平太低。“每月910元,用人单位和人事部门给其上‘五险一金’。”

  城管局执法监察支队副支队长段玉亭表示,前几年他们招到了几个大学生,不到2个月都走了。“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谁愿意留下?”

  工资太低,两仨月换批人是常事。郑媛媛说,2009年,和她一起到凤凰大队的协管员现在已经走了近80%。有的大学生纯属是过渡,找到其他工作后马上跳槽。

  浙江淳安县城管协管2009年的招聘公告里,尽管限定应聘者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但基本工资为900元,不解决住宿。

  为什么不能提高待遇?“我们集体越级反映过,但还是没有解决”,广州一协管员曾对《南方日报》说。

  为什么不能少而精地招人?汪玉凯认为,由于协管员基本属公益性岗位,需要解决困难群体就业问题。同时,在有限财力下,如果招的人太少,在一些涉及执法的部门,可能管理不细致。

  他们是怎么来的?

  城市化进程催生协管

  新中国成立后,就有了双轨制用工模式。那时,“临时工”主要承担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国企的保洁、做饭等保障性工作。

  文革时期,教育行业出现临时工群体。中小城市以及乡村学校的民办教师便是该群体的主流。

  上世纪90年代,国务院发文推行公务员制度改革。各部门各省市开始制定“三定方案”(定机构,定编制,定职能)。相对于有编制的“编内人员”,临时工被统称为“编外人员”。

  执法领域,公安、城管行业的“临时工”群体始于改革开放初期。他们协助普通民警、城管执法人员,负责治安维护、交通管理、市容市貌维护等。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城市管理问题变得棘手。各地政府开始通过“社会公益性”岗位招聘辅助性执法人员,包括治安协管员、交通协管员、城管协管员等,但没独立执法权。

  延安市城管局执法监察支队副支队长段玉亭透露,目前延安市城管监察支队一线执法人员50余人,平均年龄44岁。“这几年,延安人口增加到227万,城管管理面积增加了好几倍,只靠在编执法人员根本不够。”

  目前尚没有公开资料显示,全国究竟有多少“临时工”。曾有报道称:东部沿海一县农业局正式编制40个,“临时工”达100多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称,个别经济发达城市,执法部门的协管员数量和编制内人员数量相当,甚至超过在编人员。二三线城市,协管员数量达到编制内人员的20%或者更高。

  如何解决临时工之困?

  “与在编者同工同酬”

  “临时工”乱象已引起有关方面重视。

  近日,南京出台文件,规范“临时工”。对“临时工”进行总量控制,不论市级机关,还是事业单位,任用编外人员必须向市编制办报批,人员经费由市财政纳入预算,统一划拨,行政机关编外人员不得超出行政编制的10%。

  同时将使用编外人员较多的部门作为重点,要求制定实名制管理、薪酬待遇标准、分级管理等。此外,所有编外人员公开选聘。

  而湖北省在2007年10月,就要求清理全省机关事业单位临时人员用工,推行临时聘用人员“人事派遣制度”;河北曲周县在同年12月,全部清退县里临时工。

  在竹立家看来,给“临时工”正式的编制身份,才是解决问题根本。这个身份“不是事业单位编制,而是和在编人员相同待遇的政府雇佣身份。因为有和执法人员相同的待遇,更高素质人员会参与到招聘考试中来。”竹立家说。

  但是,政府财力能否负担协管员的待遇?竹立家认为,20年前,我国财政收入是GDP的五分之一,现在财政收入是GDP三分之一,政府财力完全可以承担这部分支出。另外,当前确实有部分公共事业部门人员存在“吃闲饭”现象。人事部门可以考虑对“吃闲饭”的岗位进行清理,减少财政压力。

  • 责任编辑:唐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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