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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大师"背后:钱学森是"保护者" 胡耀邦也要让步

  整个社会像无形的网

  回头看,“三不”政策的片面执行,俨然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作为亲历的老记者,陈祖甲认为,各级媒体扎实执行了“不批判”,但“不宣传”的要求却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执行到位。

  老领导胡绩伟在1983年离任,新领导与其观点不同。至于部门层面,亲历张宝胜的表演,令陈当时的顶头上司改变了看法,严格执行起“不批判”的政策。

  从1982年起,反对特异功能、伪气功的文章鲜见于主流媒体,为社会意识形态“守门”的媒体不仅失位,还随即成为伪科学的鼓吹者,特异功能与气功的合流也为此提供了方便。

  1984年,《重庆工人报》发表长篇报道《神医·神话·现实》,正式推出“气功大师”严新。严新是“人体科学”领域以“气功”出山的第一人,对“气功大师”的宣传开始抬头。

  此后六年间,仅是关于严新“神迹”的著作就有十几种之多。《光明日报》多次报道清华大学针对严新的研究,称其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分子结构”。

  1987年是这段荒诞岁月里重要的一年。一位中央领导在接见相关代表时表示,“气功不是迷信,而是科学,这不是什么既不要反对也不要宣传的问题,而是要大力宣传,以便促进这项科学研究的深入,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这彻底颠覆了“三不”政策,伪科学宣传自此上了台面。那一年,中国人体科学学会首次召开会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瞭望》杂志的记者一一出席;也在那一年,张香玉、张宏堡、田瑞生等气功大师纷纷“出山”,掀起了一股“气功热”;还是在那一年,江西省司法厅、公安厅和南昌市气功学会联合派人到监狱测试王林,王林随后出狱。

  次年,“气功”节目登上了春晚。气功师张加陵表现了气球站人、意念推板和纸吊灯管等节目。后来有专业人士指出节目是剪接而成,主持人姜昆后来也承认,踩爆了好几只气球。

  相较之下,受“不批判”政策限制,“山羊”们的身影越发黯淡——在主流媒体上失声,在出版界也步履艰难——领军人物于光远此时已调任社科院,其身份已不适宜再反对“人体科学”研究;当伪气功引发了民众的狂热后,反对者甚至要担心自己的安全。

  曾有两位《健康报》的新闻工作者与杜继文并肩作战,写作多份报告揭露严新骗局,无人理睬,最终放弃;由于受到威胁,一位著书反伪的医生晚上出门甚至要带菜刀。

  眼见“绵羊”一方在各种经济资助下出版了海量书籍,杜继文也想出书回击,向社科院报告却未得到回复,最后只能找了相熟的出版社,以个人名义、用笔名出版。

  “于光远问我怕不怕,他夫人听见了,在一旁埋怨,‘你看,我不让你干这些事儿,你偏要干’”,杜继文觉得,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四川、北京都有气功反对者遭袭的个案。

  在杜继文的记忆中,虽然没有直接阻力不让出书批判,但整个社会仿佛有一张“无形的网”,使批判类书籍很难面世,“最大的问题,就是清醒的文化人都不能讲话了”。

  1988年,随着国际组织“对于声称异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来华访问,并通过测试令所有“超人”折戟,《科技日报》、《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系列怀疑论者的文章,但这种声浪终究被年底出版的钱学森等著的《论人体科学》盖过了。

  那一年,在507所所长陈信主持的向中央多个部门领导作的汇报表演上,张宝胜一败涂地,但目击者、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写作的《“奇人”张宝胜败走麦城实录》却直到1995年才刊登出来。这几乎是双方力量对比的一个缩影,“山羊”的喉咙被掐住了,7年后的曙光当时还无迹可寻。

  “黄金时代”

  90年代初,当王林在江西省体委办公室主任陪同下,进京接受中央“人体科学工作组”测试时,“人体科学”正迎来发展历程的最高峰,制造出海量信徒,为多年后伪科学屡次死灰复燃打下基础。

  在反复研究上世纪最后的20年后,湖南城市学院副教授涂建华将之概括为一场“神秘主义运动”。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是个宗教不发达的国家,历史上就有神秘主义文化的传统,只是在五四运动、“文革”期间一度被压制;人们对终极关怀的需求也赋予神秘主义空间。

  初成气候的“大师”们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将他们的特异功能向实用领域推广:严新的气功能改变2000公里外的物质分子结构,张宝胜能用意念把药片从玻璃瓶内抖出来,张香玉能使用“宇宙语”与天外信息交流,沈昌能用意念把癌症“抓”掉,张小平能治百病,有的气功甚至能使农作物增产。严新首创的“带功学术报告”被实用的“大师”们广为效仿,大小“报告会”一时间遍地开花。

  随着市场竞争愈趋激烈,不少“大师”还走上了组织化的道路,张宏堡将特异功能发展为“麒麟文化”,宣称麾下有弟子3000万——在涂建华看来,由于建立在相似的思想基础上,特异功能的邪教化几乎是一种必然。

  “大师”们正享受着他们的“黄金时代”。申振钰总结的“四大天王”中,严新、张宏堡、张香玉从信徒们的腰包中攫取着难以想象的财富——张香玉14天的“万人授功”即可获利40万元,这也为她后来入狱埋下伏笔——走高层路线的张宝胜则把通往中央各要害部门的通行证揣在公文包中。“天王”之下,活跃在民间的“功法”不下千种,修习者多达数千万之众。

  “黄金时代”也提供了最足量的荒诞:“医家秘传气功”的学员们聚坐在北京妙峰山,人人头顶一口铝锅;山西气功师宣称改造了90%以上的蚊子;严新甚至接手了两弹元勋、晚期癌症患者、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邓稼先的治疗,邓被折腾了一个月后逝世。

  如果说,此前反对“人体科学”可能面临理论上的批判、舆论上的攻击,现在坚持做“山羊”,就要面对切实的人身威胁。

  在张宏堡要求弟子在家中悬挂他的头像、顶礼膜拜后,北京、四川两位反对他的干部于1995年2月的同一天被袭击受伤。陈祖甲曾采访的一位科学杂志主编透露,当他拒绝一篇有关特异功能的论文时,连手下编辑都跑来施加压力,抱怨“你别弄死我们啊”。

  于光远似乎并不惧怕这种压力,他把战火烧到了境外。1989年1月9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于光远谈话:《我坚决反对反科学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宣传》;2月,聂春荣针锋相对地写了篇《我坚决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

  新生的“大师”,不变的客户

  1994年3月,还没等到设想中的“气功大厦”成真,著名的“人体科学”支持者张震寰去世,仿佛预示着风潮落幕。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这位戎马一生、曾亲自参加气功辟谷的老人还在关心同志的病情,“托人寻找有擅长的气功师帮助调理,可是唯独不考虑他自己”。

  在悼文中,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原解放军总参通信部政委管谦评价他“不唯书,不唯上,勇于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地支持人体特异现象的存在”。

  这几如一曲挽歌。被压抑许久的反伪科学呼声已到了爆发的时候,时隔12年,“山羊”终于对“绵羊”发起了又一轮集中攻击。

  1980年代后期起,中国科普研究所模仿“大师”,搞了多场揭露伪气功的报告会,常由郭正谊院士出面,与“大师”针锋相对。

  更大的麻烦来自发展本身。“大师”们的事业发展依赖于利益驱动,这使他们频频撞上法律红线。张香玉、张小平先后因涉嫌诈骗落案。

  1994年末,在院士联名上书中央后,《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中央委员会文件的形式下达,为攻击吹响号角。

  “山羊”们迎来了痛击“绵羊”的关键一年。1995年2月,中国科学院112名院士联名签发“科普倡议书”,呼吁通过科普反对伪科学。主流媒体上终于又集中出现了对特异功能宣传的批判,雪藏7年的对张宝胜“走麦城”的揭露终获刊发,《工人日报》更是用头版消息加整个第五版的规模刊登了六位专家揭露严新骗局的文章。

  成势已久的“大师”们并未立刻倒台,尽管在舆论上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山羊”仍面临威胁。发表《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一文的何祚庥屡遭围攻、恐吓。

  即使在“人体科学”热潮的尾声,“山羊”的路依旧曲折蜿蜒。1997年3月,在一封致人体科学工作组的函件中,公安部方面提醒说,“对前一阶段批判‘伪科学’的活动,似应给予全面正确的评价,不应全盘否定,应当看到其在揭露利用气功搞诈骗活动,倡导实事求是、严谨科学态度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涂建华认为,尽管无法看到工作组此前发给公安部的函件,但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工作组至此还“全盘否定”批判伪科学。

  以1999年取缔“法轮功”为分水岭,盛极一时的“大师”们坠入低谷。严新、张宏堡等先后前往美国,后者在2006年的一场车祸中丧生;沈昌和此前的张香玉一样,因经济犯罪入狱;张宝胜等则销声匿迹,再无声息。

  “大师”远去,孕育他们的土壤却远未消失。在申振钰看来,上世纪末的“决战”并未伴随意识上的刷新,新世纪的十多年间,伪科学的浪潮依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生的“大师”玩的还是老一套——权贵的支持、学界的背书——只是更有钱了。

  涂建华则分析起“大师”们不变的客户——官员、演艺界人士、商人——“他们为什么信‘大师’?因为恐惧。我们社会的偶然性特别多,仅仅凭自己努力不能获得成功,所以很多人把成果当作神助。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可能存在不公平的竞争,因此只能寻求庇护。”       

  • 责任编辑:赵毅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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