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尚姿 ——清代书法实践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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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档案】

  方立,别名龙泉山人,方碧文。浙江淳安县人,在职研究生学历。1969年1月入伍,1970年5月入党,1971年6月提干。1990年5月,调入中央政策研究室任政治组筹建负责人兼党支部书记、信息组副组长。1996年后分别任信息研究局、政治研究局、国际研究局局长,2003年9月任研究室副主任。2013年3月任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聘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文化委员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名誉理事长。

  从1989年8月至2013年4月,长期参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文稿起草、中央文件起草、宪法修改以及理论和政策研究、决策咨询等工作。参与负责筹备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80余次。

  专著有《当代中国的命运和前途》(1992年)、《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中国社会主义》(1998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0年)、《古丝绸之路的当今对话》(2006年)等。主编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探》等30余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400余万字。书法作品入编《中国当代书画名家年鉴》等辞书。

  【编者按】应本刊之约,方立先生以《中国书法研究入门》为题撰写系列文章,首先在本刊连载。本期发表的《清尚姿》系第十篇,主要研究清代书法实践和理论。作者认为,综观整个清代书坛,所谓尚姿,是尚在书源多流、书风多元、书家多样。敬请关注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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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立行书作品:杜甫《绝句》45cm×45cm

  ——清代书法实践和理论

  文/方立

  公元1644年,满人先后剿灭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建立大清帝国,定都北京,传10帝,历260余年。清初,书法由明降臣及遗民保持和传承,代表书家如王铎、傅山等。乾隆至嘉庆的中期(1736-1820),碑学书法日益强大,与帖学书法各分秋色。道光至宣统的后期90年(1821-1911),帖学书法衰落,碑学书法取而代之,一统书坛,达到鼎盛期,涌现出大批碑学书家,如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等人。综观整个清代书坛,是一个书源多流、书风多元、书家多样的千姿百态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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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立篆书作品:李白诗《下江陵》136cm×34cm

  清代书法实践

  清代初期是清政权入主中原后从军事征服逐步走向稳步统治的时期,书坛基本上由明朝降臣和遗民把持和主导,明代书风和晚明革新潮流基本得到延续。在帝王提倡等因素推动下,董其昌的书风受到高度推崇和普遍仿效。

  康熙(1654-1722)名玄烨,8岁即位,16岁亲政。康熙时期,清政府注意力已经转移到思想文化领域,重新举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6次巡视江南,这些都同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巩固统治有关。康熙本人喜好书法,以专学董其昌的沈荃为师,极力推崇董其昌书法。书法依傍董其昌者,不仅在科举录取时机会更大,而且仕途也更为顺畅。因此,董其昌成为清代炙手可热的书法人物,朝野上下趋之若骛,以承帝意。在功利时风的影响下,导致以董其昌为宗的帖学书法走上了馆阁体的道路。馆阁体又称干禄书、院体,与明代的台阁体异名而同质,追求乌、方、光,妍媚甜俗,千人一面,缺乏个性和生动变化,最终走向式微。当然,在形成初期,这一书体也出现一批优秀书家,包括清初的沈荃、陈奕禧,康熙时期并称四大家的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鋐、何焯等人。

  清代初期,晚明变革书风潮流人物以不同身份进入书坛,继续发挥作用,其代表人物是王铎、傅山。王铎是由明降清的大臣代表,另外降清的大臣还有钱谦益、孙承泽、吴伟业、周亮工等人,他们把汉族文化和士大夫的生活情趣带入清廷并影响统治者,客观上传播了汉族文明,促进了中华民族大融合。傅山是明末遗民知识分子的代表,作为明代遗民中有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还有陈洪绶、万寿祺、石涛、朱耷等一大批书家,他们无论是隐居山林市井之中,还是出家入道世尘之外,都无法接受异族统治的现实,都继承晚明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人书风,带着自由和叛逆色彩,以强烈的个性抒发,创造了大量惊世佳作。但是,随着清政权逐步巩固和思想文化控制加强,特别是到了康熙以后,这种狂放不羁、个性张扬、富有生机的书风很快就被泯灭了。

  清初书坛另外一个重要实践,是金石碑学开始兴起。一方面,由于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汉族知识分子不满外族统治,潜心学术以维护汉文化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康熙、雍正、乾隆3朝文字狱不断,清统治者尤其是雍正采取严酷措施,压迫汉族知识分子并大兴文字狱,迫使汉族知识分子把治学方向转向考据方面。考据学的兴起,带动了文字学、金石学的发展,催生了碑学书法的兴起。受到金石搜访和发掘的影响,碑刻类文字受到人们重视,许多书家专心研究隶书、篆书的研究,形成了碑学书法的专门领域。

  在乾隆、嘉庆的清代中期,书法实践是帖学、碑学并驾齐驱的局面。从乾隆朝开始,清代进入鼎盛时期,统治者继续重视文化建设,在康熙朝组织汉人知识分子编撰了《明史》、《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康熙字典》等大型图书的基础上,继续编撰《四库全书》、《三希堂法帖》等大型图书。乾隆本人擅长书法,推重元人赵孟頫。在这样的背景下,帖学书法有了长足发展,到了鼎盛期,涌现了刘墉、梁同书、翁方纲、铁保等一大批帖学书法名家。帖学书家改变了清代以来以董其昌、赵孟頫书风为宗的单一局面,在审美取向上有了突破性发展,出现了以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翁方纲为代表的帖学书法四大家。他们的书法技巧娴熟,作品雍穆华丽、俊迈洒脱、化古妙用,自有一种娟秀之姿。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书风稳健浑厚的梁巘、骨力雄强的钱沣、气息平和的铁保等一批帖学书家。

  同一时期,碑学书法也达到高峰。由于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知识分子担心片言招祸,都把精力集中在经史考证和诠释方面,包括经典校勘、辨伪、史料搜补、文字训古,促使考据学亦称朴学作为专门学问兴起,其主要学派被称为乾、嘉学派。考据学的发展推动了文字学、金石学的研究,使得古文字热随之兴起。这又启发了书法家的思路,激发了一大批书法家对篆书、隶书的学习和创作热情,出现了一批从金石碑刻中吸取营养的书家,促进了碑帖书法的发展。丁文隽在《书法精论》中这样总结清代碑学书法发展脉络:“郑燮、金农发其机,阮元导其流,邓石如扬其波,包世臣、康有为助其澜”。除此外,还有西泠八家中的丁敬、扬州八怪中的高凤翰等诸多从事篆、隶书研究和创作的书家。碑学书法的兴起,逐渐取代由于单调乏味而日渐式微的帖学书法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清代从道光开始进入衰败时期,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在这后期的90年内,文化方面很少建树,唯有书法是个例外。碑学书法取代盛行近千年的帖学书法,一统天下,大放异彩。“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金石学经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发展,已经有系统的学说理论和文字资料,为碑学书法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同时,随着考古发掘的发展,北方魏碑以及墓志、造像、题名、甲骨文、汉简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品重现光辉,不仅引起书学家广泛兴趣,也拓宽了书学家研究范围。碑学书法已经不局限于篆、隶书研究,楷书、石鼓文、印文、铜器铭文等书体都包括进来。通过研究如何运用柔软的毛笔产生铸刻效果,给书法艺术带来新的结体方法和笔墨意趣,带动了行草书创作和创新。这一时期,出现了以何绍基为代表的以碑学为主、碑帖兼收的书家;以赵之谦、康有为等为代表的根植于魏碑研究的书家;以莫友芝、吴昌硕、罗振玉为代表的包括石鼓文、印文、铜器铭文研究的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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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立篆书作品:求古寻论34cm×68cm

  清代主要书家

  清代初期,官场书家包括王铎、钱谦益、孙承泽、周亮工、戴明说等人,他们基本沿袭明代尚态书风。民间书家包括傅山、陈洪绶、查士标、朱耷等人。另外,还有在清初出现的碑学书法家万经、王澍等人,他们是清代碑学书法的开拓者。

  王铎(1592-1652),字觉斯,号嵩樵、十樵、石樵等,河南孟津人,清初官场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崇祯十七年(1644年)礼部尚书。顺治二年降清,官至礼部尚书,掌管弘文院事宜,后任太宗实录副总裁并加太子太保。王铎是明末清初书坛革新派中坚人物。他自幼学书,由王羲之《圣教序》入手,对二王流派情有独钟,并且广采博收。从明朝天启中期到崇祯初期,王铎供奉翰林院,得以饱览内府收藏,不仅能够看到《淳化阁帖》多种善体,而且能够看到大量宋元书法名迹,长年累月研究、临习魏晋书法尤其是二王书法。他在长期研究中认为,宋人米芾是最得二王书法精髓的。因此,他把研习米芾书法作为深入传统和树立个人风格的着力点,把米芾以刷字为特征的用笔融入自己的笔法,以墨的流动和涨渖形成点线与墨块的对比,纵而能敛,势若不尽。王铎一生没有间断对古代书迹的临习,书风在50多岁时成熟,晚年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他善多种书体,尤其擅长行书和草书。他的行书作品有沉着痛快的气势、攲侧跳荡的结构、粗细对比的笔画,既反映米芾书法气息又摆脱了米芾书法的束缚。王铎传世作品较多,代表作品有《自作五律书》、《思台州诗轴》、《杜甫律诗卷》等。

  此外,沈荃作为康熙的书法老师,张照(1691-1745)作为乾隆的书法宠臣,都是在董其昌书风影响下成长的书法大家,在清初官场书坛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傅山(1607-1684),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号丹崖翁、傅道人、真山等,阳曲(今山西太原)人,清初民间书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虽然自幼聪慧,但在明朝没有考取任何功名。明亡后康熙十八年(1679年)年被举荐为博学鸿词科,他借口病重,坚持不赴,被有司硬抬至京。至京后,他卧城西古寺,以死抗拒,遂回故里,埋头著述。傅山气节、学问皆过人,他博通经史诸子和佛道之学,善书画、篆刻,精通医术尤其是妇科,是清初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明末清初,大批亡明大臣遗民屈服于满清统治,被傅山认为巧滑轻媚之极,这种气节也反映到他的书法观上。他主张,书法要力倡真率,崇尚古朴,注重人格,反对奴气。他不满当时流行赵孟頫、董其昌书风的现状,所以极力否定他们的书法,认为赵孟頫的书法软媚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他为了力挽“临池既倒之狂澜”,提出“四宁四毋”的书法主张:“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很明显,傅山的书法思想反映了当时汉族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思想,在清初统治者严格控制思想并且推崇董其昌、赵孟頫书法的背景下,没有也不可能引起大的反响,到了嘉庆、道光以后才异时而起,并在晚清汇集成为书学思想的巨流。傅山自己认为,对于古帖无所不临而无一近似者,只知道一个大概。在书法实践中,他习古、临古远不如王铎等人那样持久和精细,完全是依靠自己的才华和个性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书法作品用笔放纵遒迈、结字宕逸浑圆、章法满纸龙蛇,既反映了倔强、耿直的性格,也掩盖了技法上的缺陷。他的书法成就主要在行草书方面,传世作品有《草书轴》、《七言绝句诗》等。

  郑簠(1622-1693),字汝器,号谷口、谷口农,上元(今南京)人,是清初开拓碑学书法的代表人物。郑簋以行医为业,一生致力于隶书研究,书法开始从明人宋珏入手,学了20年感到“日就支离、去古甚远”,后悔从前没有追求原本,于是开始学习汉碑,才知道“朴而自古,拙而自奇”。康熙初年,郑簠北上山东、河北一带寻访古刻,摹拓汉碑。康熙十五年(1676年)到北京行医,在京20年与王概、王著补得《天发神谶碑》30字,著《天发神谶碑补考》。郑簠潜心碑学书法30多年,久而久之,“自得真古拙、超奇怪之妙”。(《隶书琐言》)他的隶书一扫前人旧习,结字不再以唐人为法而是依据汉隶,用笔不是平直古板而是兼杂草法,开拓清代碑学书法之先河。传世作品有《韩愈诗轴》、《剑南诗轴》等。

  万经(1659-1741),字授一,号九沙,浙江鄞县(今宁波)人,是清初碑学书法开拓者之一。康熙进士,授编修,视学黔中因事罢归。万经擅长隶书,得汉碑古朴浑穆之气,有《七言诗轴》等作品传世。另外还著有《分隶偶存》,辑录了汉代以来各家书论中有关隶书和八分的记述,并对汉、唐隶书特点进行比较,为当时隶书学习和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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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立篆书作品:王昌龄诗《从军行》136cm×34cm

  清代中期,是帖学书法家和碑学书法家同时辈出的时期。帖学书法以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翁方纲四大家为代表,碑学书法以金农、郑板桥、邓石如等人为代表。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香岩、日观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是清代中期帖学书法四大家之首。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乾隆四十七年后历任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嘉庆即位后任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少保、提领文渊阁事。刘墉书法初学赵孟頫、董其昌,早年作品珠圆玉润,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后,出入各家,一变以往赵、董书风之灵俏为丰腴浑朴,兼得颜字雄阔和苏字烂漫,体现了一个朝廷重臣的儒雅气质和庙堂气度。传世作品有《苏轼秋阳赋》、《临米芾帖》等。

  金农(1687-1763),字寿门,又字司农、吉金,号冬心先生、稽留山民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是清中期碑学书法的代表人物。金农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到苏州读书,后常来往于扬州间。乾隆元年(1736年)荐举博学鸿词未就,此后饱揽名山大川,一生以布衣自乐。他善诗词、精鉴赏、喜收藏、工书画,艺术风格在扬州八怪中是最为奇特的。金农书法提倡师法北碑的自然古朴,反对馆阁体的雕琢做作,抵制帖学书风。他在《鲁中杂诗》云:“会稽内史负俗姿,字学荒疏笑驰骋,耻向书家作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金农书法以隶书成就最高,早年从《夏承碑》入手,后得《西岳华山庙碑》反复练习,初步形成自己风格。他40岁前后的隶书全部从汉碑中来,笔画是平直势态,笔力雄厚。以后,他又师法《天发神谶碑》、《国山碑》,研习点画方严、字法奇古的特征。50岁以后,他截毫端作书,杂糅楷、行、草法入隶,用扁笔侧锋作出一种横画宽厚、竖笔瘦削、字型竖长的字体,被后世称为漆书。金农漆书无论点画撇捺,都以方笔为主,追求刀石韵味,横画两端常起圭角,竖画收笔常露尖头,结字方正茂密,时长时扁,上大下小,常现斜势,同后世出土的汉简十分相似。金农是清代第一位自觉取法汉碑、挑战帖学书法,既熟悉古法又有重大创新的书家,传世作品有《相鹤经轴》、《临华山庙碑轴》等。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板桥居士,江苏兴化人,是清中期碑学书法和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之一。郑燮于乾隆元年(1736年)考取进士,六年任山东范县知县,十一年调任潍县,十八年因帮助农民诉讼和办理赈济得罪地方豪绅大吏被解职。郑燮以诗、书、画3绝著称于世,尤其他惊世骇俗、自成一体的六分半书恣意无穷。所谓六分半书,是以隶书为基础,糅合真、草、篆等书体而形成的一种书体,六种半书体就是六分半书,但各种书体所占比例说法不一。郑燮书法侧重于碑学,《板桥集诗抄》记载他的话说:“字学汉魏,崔、蔡、锺繇。古碑断碣,刻意搜求。”他在山东为官的数十年间,对汉魏以来碑刻广泛收集,精心临摹,同时学习苏东坡、黄山谷等人的笔法,在50岁前后书法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他的六分半书已经是别具一格,如秋花倚石,野鹤戛烟,自然成趣。他的传世作品有《李白诗轴》等。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清代中期碑学书法代表人物之一。邓石如一生布衣,以书法、篆刻为生。擅长篆刻,书法以小篆见长,传世作品比较多。

  清代后期90年,碑学书法取代盛行千年的帖学书法,碑学书家大放异彩,书坛人才辈出。代表人物是何绍基、吴熙载、莫友芝、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沈曾植、康有为等人。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道州(今湖南道县)人,尚书何凌汉之子,清代晚期碑学书法代表人物之一。道光十六年(1836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咸丰二年任四川学政,留心民间疾苦,以言事罢吏归乡。何绍基工诗文、通经史、精律算、嗜金石、喜绘画、善书法,晚年以篆、隶法写兰竹,盎然有金石气,是继邓石如、伊秉绶之后晚清书坛最负盛名的碑学大师之一。何绍基书法初学颜真卿,对颜《争座位帖》尤其用功,早年书风接近此帖。在治学和为官期间认识包世臣并受他影响,转为崇尚北碑尤其推崇碑学书家邓石如,师法对象也转移到北派传人欧阳询、褚遂良等人,并追溯到北朝碑板、秦汉刻石。道光五年(1825年),何绍基在济南购得《张黑女墓志》,视为枕中之秘,终身潜心临习,并且由此创造了独特的回腕法,练就力敌千钧的笔力,形成独特书风。50岁以后,何绍基把大部分精力用于篆、隶书体研究,他在晚年又将篆、隶、楷各体融合,创造了集各体之长的的行草。他的行草看似信手涂鸦、天花乱坠,不可捉摸,细究则腕平锋正、力重势沉,线条方圆并用,结体自然疏放,字间俯仰揖让,整体气势矫健鼓荡。传世作品有《鲁峻碑轴》、《杜甫咏马诗》等。

  赵之谦(1829-1884),初字益甫,后改字撝叔,号无闷、冷君等,浙江绍兴人,晚清篆刻家、书画家。咸丰九年(1859年)举人,官江西鄱阳、奉新、南城知县。赵之谦行楷书法早年师法颜真卿,受包世臣影响后,转为研究和师法北魏、六朝造像。羊毫用笔力求万毫齐力,并且融隶书笔法于魏碑,处处逆入平出,圆转而深厚。传世作品有《急就章轴》等。

  吴昌硕(1844-1927),原名俊,又名俊卿,字苍石、昌石、昌硕等,70岁以后字行,号朴巢等,浙江安吉人,是晚清诗书画印全能的艺术大师。吴昌硕22岁中秀才,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任安东县(今江苏涟水县)县令,上任仅一月辞官,以书画印为生。晚年寓居上海。吴昌硕篆刻取法汉印和石鼓文,格调高古,开清末一代新风;书法出入秦汉金石碑刻,五体皆备,篆隶书尤佳。篆书早年师法杨沂孙,30岁以后广泛涉及秦汉刻石,并且临习石鼓文,至60岁左右,确立个人风格,70岁以后,人书俱老,个人风格更加成熟和强化。篆书代表作品有《临石鼓文轴》等。吴昌硕隶书同样古意盎然,似篆似隶,亦篆亦隶。他的楷书、行草书也功力深厚,别具风格,特别是晚年行草遒劲凝练,有锥画沙、屋漏痕的妙趣,有行书《五言诗轴》等作品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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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立篆书作品:真善美34cm×136cm

  清代书法理论

  明清阶段是我国书法发展的集成时期,书论也随着书法实践发展而异彩纷呈,尤其是清代书论博大精深。所谓博大,是书学到了新的学术高度,书法艺术所涉及的文化门类达到学术专科水平。所谓精深,是书学各领域出现了一批承前启后的集成性巨著,强化了书法艺术的理论基础,提高了书法艺术的学术境界。清代书论著作主要包括:卞永誉《式古堂朱墨书画记》、李放《皇清书史》等史传类著作;王国维《戬寿堂所藏金石文字》、佟世男《篆字汇》、周靖《篆隶考异》等文字典籍类著作;冯武《书法正传》、程瑶田《书势》等技法类著作;孙承泽《庚子消夏记》、倪涛《六艺之一录》、梁诗正《石渠宝笈》、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等著录类著作;冯班《钝吟书要》、周星莲《临池管见》等论述类著作;还有宋曹《书法约言》、笪重光《书筏》、翁振翼《论书近言》、杨宾《大瓢偶笔》、万经《分隶偶存》、王澍《论书剩语》、蒋和《蒋氏游艺秘录》、朱履贞《书学捷要》、姚孟起《字学臆参》、王文治《快雨堂题跋》、阮元《南北书派论》、包世臣《艺舟双揖》、刘熙载《艺概》、康有为《广艺舟双揖》等著作。这些著作或以通解技法见长,或以辨体立式著称;或为鉴赏品评裁定,或为考订甄别训释;或树帜晋、唐,或临摹赵、董而光大帖学,或尊碑抑帖、推崇汉魏而呐喊新变;或高屋建瓴、折中百家,辩证论书而入近代美学殿堂。总之,清代书论著作琳琅满目,资料全面而信实,考据丰富而缜密,文字精微而见解独到,不可胜揽。

  倪后瞻《倪氏杂著笔法》,是清初推崇董其昌书风的代表性书论著作。倪后瞻年轻时学书,曾经得到董其昌亲授,是与邓太素等人一道被认为是仅次于董其昌的明末四大名家。他的《倪氏杂著笔法》完全遵从和发扬董其昌书法观点,甚至连董其昌所用毛笔形制和发笔方法都详细记载。他认为,能用笔便是大家、名家,用笔者,笔笔有话趣。又说,古人每称弄笔,弄字最可深玩。用笔能转换,自能识得轻重、缓急向背、偃仰;能留得笔住,不直率油滑也,此等字是不传之秘,岂可忽过。

  孙岳颁、王原祁等按照康熙敕撰的《佩文斋书画谱》,是官方最全的书画丛辑,历时2年完成。书法部分包括:论书10卷,其中书体、书法各2卷,书学、书品各3卷;历代帝王书2卷;书家传33卷;历代无名氏书6卷;御制书画跋、历代帝王跋各1卷;历代名人书跋11卷;书辩正2卷;历代鉴藏书类4卷。这部著作引证书目1800多条,每条之下注明出处,被后人誉为自有书谱以来最完备的著作。

  倪涛《六艺之一录》,全书分为金器款识、石刻文字、法帖论述;古今书体、历朝书论、历朝书谱6个部分,共406卷。该书内容丰富,凡六书之异同、八法之变化,已经刊刻、墨迹之源流、得失,载籍所具有者,无不搜辑。但由于内容庞杂,编排条理不是很清晰。

  冯班《钝吟书要》,大量论及楷法,认为学书首先学习结构,可师碑拓;结构既明乃学用笔,非看真迹不可。他分析历代名家作品风格,认为就结字而言“晋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法因理立,意学理成,这些都不及理的“从心所欲不逾矩”。

  刘熙载《艺概》,由文、诗、赋、词曲、书、经义6个部分组成,《书概》是其中一个部分,涉及书体演变、流派发展历史、南北书风比较、历代名家书论、技法理论等。通篇仅2万多字,但议题广泛,论述辨证。在师造化和学传统的关系上,不能各执一端,要把天然和功夫巧妙结合起来,“与天为徒,与古为徒,皆学书者所有事也。天,当观于其章;古,当观于其变。”在法和意的关系上,认为书法虽然要重视法度,但法是受意的统领的,意存法度之中,法受命于意,互为表里。在工和不工的关系上,学书者一般都是由不工到工,再由工到不工。精道的不工,是工之极也。

  阮元《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是嘉道之际的代表性书论。其中,《南北书派论》根据大量碑版资料和正史记述,详尽探讨了书法演变源流和南北两派分合兴衰,认为大约以魏晋为分界,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以王羲之一门为代表;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以索靖、欧阳询为代表;锺繇是两派的共祖。唐初,由于太宗独尊右军,才有王羲之一家兼掩南北之势,南派虽显,但北派未泯。至宋以后,由于阁帖盛行,所以中原碑版石刻不受重视,于是北派愈法衰微。到了元、明至清,书家多为阁帖所囿,更无书法。据此,阮元号召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欧(阳询)、褚(遂良)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他感叹,什么时候才能够使汉、魏古法不被俗书掩盖?《北碑南帖论》进一步比较了碑学书法和帖学书法的优长,针对帖学书风日趋单调等时弊,倡导书家汲取碑版之长。阮元的两论,标志着清代碑学书法理论的确立。

  包世臣《艺舟双揖》,包括论文、论书两部分。针对当时馆阁体偏软媚弱之弊,他试图从六朝碑版中找到可信笔法源流,认为六朝书法之美在于茂密。构成茂密之美的要素包括五指疏布的执笔法、逆入平出的运笔法、计白当黑的结字法、大九宫的章法等。

  康有为《广艺舟双揖》,首次提出碑学和帖学的概念。康有为不同意阮元、包世臣关于南帖北碑的划分,他认为,无论南北都兼有碑版、墨迹,南北两派只有尚风韵和多筋骨的不同。康有为也不赞成包世臣以指运笔、五指齐力的技巧,认为用指力写字,笔力必然困弱。他主张执笔腕平掌竖,使筋反转,由腕入背,才能发挥通身之力。

  综观整个清代书坛,所谓尚姿,是尚在书源多流、书风多元、书家多样。在清初书坛,延续了明代晚期革新潮流,是崇尚个性张扬、书风多怪的多元多彩之姿,王铎、傅山等是主要代表人物。在清中书坛,随着帖学书法兴起,开拓了师宗多元、人才辈出的新局面,是崇尚取法古帖、师法多源的多元多彩之姿,刘墉等帖学四大家是主要代表人物。但是,随着馆阁体书风盛行并主导书坛,流行近千年的帖学书法因日趋单调而衰落。在清晚书坛,取法古碑、开创新境的碑学书法达到高峰,是崇尚古意盎然、书风多样的多元多彩之姿,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等是主要代表人物。清代书坛的尚姿之风,根源于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条件,发源于汉字和书法自身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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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孟頫《吴兴赋》34cm×300cm

责任编辑:徐孟楠 徐孟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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