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4月的一个下午,王海容将一封人民来信转交至毛泽东至手中。此时,毛泽东正坐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休憩。读罢,主席的表情凝重起来,他当即给写信人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李庆霖何许人也?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全国,卷走了福建莆田小学教师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他去了县城几十里外的贫穷山区插队落户。1700万“李良模们”满怀激情,奔赴祖国四面八方……

激情:“我们到农村去”
“主席挥手我前进”
青年热血沸腾,十分积极,咬破了手指,写了血书,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我们举着红旗、戴着大红花,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那时我们年轻,非常虔诚,也很狂热,“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好儿女志在四方”,这是我们的口号。[详细]
  • 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代表团回国后,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详细]
  • 效仿苏联,毛泽东也肯定了知识青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同年9月,他在《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按语中明确指出:“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便作为一个精炼提纯的口号,迅速在广大知识青年中高喊起、流传开,并成为当时一些热血青年的自觉行动。[详细]
  • 1968年11月,又一届应届中学毕业生即将离校,此前的1966年、1967年两届毕业生既未能升学,也无业可就,如何安置这些青年学生成为当时一大社会问题。12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的农村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详细]
失望:理想覆没在现实中
回城:“走后门”大行其道

知青办负责人回忆 干部来找我“开后门”

知青办是很“吃得开”的单位,权力很大。那时各个单位都想巴结我们,有什么就拿什么来,为的是希望知青办能给他们单位的子女给点方便,安排到好一点的地方。体委给足球票,新华书店给书票。当时物资供应紧张,但是我们从来不愁缺物资,很多东西都是通过内部购买。
        来“走后门”的,除了希望安排孩子到好一点的知青点,还有一个,是希望能把孩子早点弄回城。一些干部来找我开后门。我就说,“如果让我帮忙找地方的话,很难找。但是你们自己找好了地方,我开绿灯就是。”不过,对于领导开口的,市知青办一般都会照办。
        省里某个厅的副厅长是江苏人。他儿子在“文革”中被迫弄到原籍,但他又想回广州。我先安排他先到从化下乡,转个弯,去从化招工的时候,再招回广州来。[详细]

高干子女要回城 不同意不开追悼会

上海知青周公正,在农场是副教导员。一位高级干部的三个孙女与周公正在同一连队。她们的爷爷去世时,家属提出要三个孙女回城,否则就拒开追悼会。僵持的结果,是盖着“中共中央组织部”大红印章的调令发到了农场。周公正平生第一次看到这枚神圣得高不可攀的印章,却是对其神圣的嘲讽。知青们想尽办法走后门调动回城,一旦成功就什么都不要了。一位高干子弟以探家名义临走时,作为教导员的周公正还给他做工作:“早点回来……哪还有影子啊?今天想来,自己都笑着摇头。”
        蒋巍在他的报告文学作品《蓦然回首》中写道:“从1971年开始,一些被‘三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的老革命兴高采烈开始执掌‘一把手’的权柄,他们的子女随即兴高采烈扑打着翅膀纷纷从乡间飞走了。党的威信在人民和青年中间的急剧下降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引起广泛不满的腐败现象也由此发端。千百万知青大军仿佛一下子清醒过来,原来如此啊一一军心从此涣散,理想从此崩溃,虚幻的反修大业失去了迷彩……”[详细]

女知青上大学 被当地干部“潜规则”

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农”则从农村“知识青年”中产生。农村“知识青年”由“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两部分组成。这是从来源上区分。若从性别上区分,则有男女之别。男知青要上大学,要以钱物通关,女知青则有时不免要献上身体。当然不只是上大学。下乡知青要上调回城,要请假回家,甚至仅仅是为免受刁难、欺侮,男也要献物,女也要献身。“文革”期间,被当地干部“潜规则”过的女知青,不知凡几。
        另据一篇名为《被亵渎的青春》的报告文学描写:“有些女知青是以肉体为代价换得一张离开农村的通行证的。1972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余人获得这天大的幸运。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妇科检查的大夫惊讶地发现,二十余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几乎全都不是陈旧性裂痕,再准确点说,她们都是在招生通知发下以后失去贞操的。”[详细]

梁晓声:“上山下乡”运动,经不起直率评说

一令既下,地动山摇。一手既挥,无敢抗者。对于绝大多数城市百姓人家的子女,根本没有第二选择。

邓贤:知青运动是一场破坏

“如果可以打乒乓,我不会去当知青,如果可以当兵,我也不会去,但是,这一切都不可能……我每天在劳动,但是,心怀不满。”

潘鸣啸:中国因知青问题产生很多腐败

如果你研究这个“上山下乡”,就会发现那个时候,也有很多问题很多腐败。

青春:“无悔”还是“忏悔”?

“败坏社会风气”:李庆霖“告御状”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因自己当知青的儿子在农村口粮不够、无钱购物看病等,心力交瘁,琢破釜沉舟,毛着胆子冒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倾诉知青生活之悲苦:“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
      于是,便有了开篇一幕,毛泽东回信说:“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一语道出环境使然。另一位告御状的知青胡向东,因“现实中遇见的一些事情无法理解”致信周恩来总理,并附上一首16字令的诗《送》:“送,大吃大喝排场红,君不见,超支公家弄;送,一分一文从群众,来不易,坐吃金山空;送,挥金如土理难通,中央令,岂当耳边风。”[详细]

理想剥落:知青“堕落”的悲剧根源

为何原本热血沸腾响应号召的知识青年们,却“堕落”成不良之风的参与者甚至制造者?“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始目的一被触及,其理想色彩彻底剥落,“知青”们头脑中残存的使命感化为乌有。明白了自己只不过是解决当年城市就业难题一大举措的牺牲品,明白了是伟大领袖当时希望尽快结束“文革”混乱局面的“一着棋”,于是觉得自己们不但是被“撵”下去的,哄下去的,而且简直是被“诓”下去的,难免悲从中来。怅回首,昨今追求两茫茫。泣忆无数个“客愁西向尽,乡梦北归难”的流放日,“心不怡之长久矣,忧与愁其相接”。那悲中,自然还有着不知究竟该向谁倾诉的灰。何况,当初的理想色彩和使命感,在近十年的艰苦岁月中,在仿佛被抛弃了的日复一日的企盼中,本已从他们的心理上精神上瓦解得差不多了。如同鱼市收摊前的活鱼,拨一下虽还能在浅水中游动,扔到案上虽还能剧烈扑腾,但已是鳞败鳍残了……[详细]

青春不再:无论“无悔”还是“忏悔”

大部分知青千方百计回归了城里,虽然有一些回城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多数返城知青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和困难。以上海为例,“文化大革命”结束,人潮涌回上海,安排工作很有难度,只能分期分批地由居委会来安排,好一点的由街道工厂来安排。作家叶辛回忆道:“我们上海目前有一些区长、副区长,有一些厅局级干部,是知青出身,他们就是从居委会、街道一步一步走上来的。也有一部分国营厂矿,比如造船厂、钢铁厂,安置了一部分知青,能够进到这样工厂工作的知青,那是最好的……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出了一些干部,出了一些人才,大量回城的知青还是在普普通通的劳动岗位上。”
      “留下的知青的命运也很坎坷,前两年北京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跑到延安,专门访问了目前还留在延安的知青,写了一份报告,我看了都触目惊心。留在延安的,受到延安各级政府关照的,从事的几乎就是两个职业:一个是看大门,还有一个是烧锅炉。为什么?知青无非是当时的初中生、高中生,在当今讲究学历的时代,他们毫无竞争力,只能去烧锅炉、看大门。还有一次我因为工作关系到一家宾馆,迎面遇到一个当年女知青,她抱了很多换洗下来的被单、枕套什么的,她本想回避我,但迎面走来想回避也来不及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打了一个招呼。我问她做什么,她跟我说回来之后没有找到工作,没有什么文化,只能做这个。我问她每个月收入多少?她说也就是500到700元。”[详细]

中国的知青运动从狂飙突起到最后偃旗息鼓,延续了整整十年。曾经咬手指写血书的年轻人,从最初的狂热归于沉寂、失望,“反抗”顺理成章。积极的主旋律下,呈现出上山下乡运动的另一面:与当初的誓言形成莫大反讽,为了调回城里,知青们找出各种各样的办法,一些高干子弟,更是让“走后门”大行其道,送礼之风蔚然成行——“这些行为构成了1970年代腐败的温床”。
    无论“无悔”或者“忏悔”,他们的青春曾开放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并随着国家的命运而沉浮。近半世纪过去,1700万知识青年的生命,都已步入夕阳。

责任编辑:雨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