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里柴三郎与耶尔森

  在十九世纪末,西方的微生物学和细菌学仍处于起步阶段,人类对疫症的起因和病原都不甚了解,仍未知道鼠疫的由来和传播方法,故此时人通常只称之为“瘟疫”(Plague)。另一方面,罹患此病者的颈和鼠蹊淋巴结肿大,皮肤更会出血且发黑,死亡率高达八成,故此民间亦称之为“黑死病”(The Black Death)。一八五○年,云南省首先录得拥有相似病徵的疫症记录,并于一八六○年代爆发,及后成为中国本土的流行病。/香港历史博物馆供稿

  一八九四年三月下旬,广州爆发疫情。由于香港毗邻广州,且两地人民交往频繁,港英政府遂于四月上旬派出香港国家医院(Government Civil Hospital)的劳森医生(Dr. James A. Lowson)前往广州考察。当劳森于五月八日返回香港时,香港已于五月五日出现病例。五月十日,《士蔑西报》(The Hongkong Telegraph)以头条报道香港太平山的华人社区出现“疫症”,并以令人闻风色变的“黑死病”(The Black Death)作标题。同日,该报再派遣记者前往太平山区、东华医院和雅丽氏利济医院作调查,指出单是五月五日至十日这六天,东华医院已录得五十五宗病例,当中三十八人死亡,死亡率高达七成。

  当时港英政府仍未能确定疫症的源头,只知与挤迫的住屋和肮脏的卫生环境有关,而且疫症最早在太平山区爆发,故此劳森建议强行隔离病人、对华人社区作全面消毒、强行入屋搜索病患者、移走屋内或街上的尸体、迅速在尸体洒上石灰埋葬等。与此同时,政府在西环招商局码头(The China Merchants' Wharf)停泊医疗船“海之家”(Hygeia),专治疫者,并在摩星岭和坚尼地城一带挖掘墓地,埋葬疫症死者。及后香港政府更清拆太平山区的民房,辟为公园(即日后的卜公花园)。

  爆发及传播原因

  纵然政府千方百计阻止疫症蔓延,然而香港华人始终不信任西医,亦不理解政府的防疫政策和措施,所以不少人隐瞒疫情或私自返回内地,令疫情蔓延开去。当时的香港已是贸易中心和航运枢纽,各国驻港领事因此相当关注疫情,并把最新消息向属国或其殖民地通报,例如西班牙领事便把香港疫症的死亡人数定期通报菲律宾的卫生当局。

  十九世纪末是微生物学的发展期,“微生物致病论”仍在医学界争论不休,而一八九四年的香港疫症正好让当时支持该论点的微生物学家进行实地论证,促使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Kitasato Shibasaburō,,1853-1931)与法国的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1863-1943)在一八九四年六月来港进行研究。

  一八九四年六月五日,日本政府内务省派遣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等人赴港。当时北里柴三郎在日本医学界已甚有名气─一八八四年,他在日本长崎发现引致霍乱的霍乱弧菌;一八九○年,他与其德籍学生埃米尔.冯.贝林(Emil von Behring)共同研究出破伤风的血清,开拓了崭新的血清学领域。一八九四年六月五日,北里乘坐“里约热内卢号”(S.S. City of Rio de Janeiro)从日本横滨出发前往香港,十二日抵港后入住皇后大道中的温莎酒店(Windsor Hotel)。其间北里受到劳森的热情款待。翌日北里马不停蹄地赶赴医院视察,第三天更在坚尼地城一所临时医院内进行研究,解剖病人尸体。北里从病人的内脏血液样本中,检验出一种医学界尚未发现的病原细菌;他认为这是引发是次疫症的元凶,并将疫症名为“淋巴腺炎疫症”(Bubonic plague,日后发现此症与老鼠有关,故又名“腺鼠疫”)。六月十五日,即北里抵港的第三天,他已将这“重大发现”通知伦敦着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并在七月二十日将其发现的经过和结果详细刊登于《士蔑西报》,北里亦在这天乘坐“维罗纳号”(S.S. Verona)轮船离开香港,返回日本。

  研究存在盲点

  另一位细菌学家耶尔森于六月十一日乘“香港号”(S.S. Hongkong)从法属印度支那出发,六月十五日抵达香港,与北里入住同一酒店。这位来自法国的瑞士裔医生在法属印度支那行医,当他自荐前往香港进行研究时,当地总督坚持要得到法国政府的许可,耶尔森遂向友人求助,经法国外交部提出申请,几经波折才获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以官方研究员身份,从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派驻香港。然而,当耶尔森抵达香港后受到港英政府的冷落,只为他提供简陋的设备─在坚尼地城临时医院附近以茅屋充作实验室,以及一台显微镜和少量外科手术工具。

  当耶尔森抵达香港时,北里已对外宣称自己发现了是次疫症的病原。然而耶尔森在了解北里的解剖方法后提出疑问:为何北里从病人的内脏抽取血液,而不是直接从病人的淋巴结中抽取样本呢?盖因淋巴结才是这次疫症病变的主要部位。六月二十日,《德臣西报》(The China Mail)刊出北里的独家专访后,耶尔森更确信北里的研究存在盲点。由于没法从正常途径取得尸体进行解剖,耶尔森贿赂了两名看守华人居所的英国士兵,并从尸体上取得淋巴结的样本。最终,耶尔森验出大量细菌,而且与北里所描述的细菌截然不同。直至六月二十三日,耶尔森始取得港英政府的公文,可以正式解剖尸体。

  七月七日,北里柴三郎的首份正式报告由香港寄出,八月二十五日于医学期刊《柳叶刀》刊载。耶尔森亦于七月三十日在巴黎的国家科学院宣读研究报告。二人起初均不承认对方的发现,然而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年间,各国医学家的报告相继指出北里的样本与他们的检验结果存有差异,与耶尔森的分析和发现却不谋而合。面对同业的否定,北里在一九○○年间接承认耶尔森的研究成果。

  解开疫症之谜

  然而,为何北里抽取的样本会出现误差呢?首先,他的确没有从病人的淋巴结中抽取样本,反而间接地从内脏抽取血液检验。须知道鼠疫杆菌难以在血液中繁殖,且血液内亦可混杂其他致病的细菌,北里的研究不太严谨;另一方面,北里柴三郎是在摄氏三十七度的医院室内培植细菌,耶尔森却是在摄氏三十度的茅屋中进行研究。从往后的研究得知,鼠疫杆菌在摄氏三十度最为活跃,这亦是香港五、六月的平均温度。当温度达到摄氏三十七度时,便会滋生其他细菌并污染样本。故此,使用简陋设施的耶尔森反而能够检验出真正的鼠疫杆菌。

  自一八九四年香港爆发鼠疫后,在往后的三十年仍在香港肆虐,世界各地亦出现病例。一八九八年,巴斯德研究所的席蒙(Paul Louis Simond)到印度孟买研究相同的疫症,透过实验证实了老鼠身上的跳蚤是病菌的传播媒介,从此“Plague”亦称为“鼠疫”。一九六七年,“鼠疫杆菌”的正式学名改为“Yersinia pestis”,藉以纪念耶尔森的发现。纵然北里柴三郎在香港的鼠疫研究中出现误差,但他在其他医学领域上仍有杰出贡献,因此被喻为“日本细菌学之父”。时至今天,北里柴三郎和耶尔森分别在日本和越南各有以他们命名的私立大学,以兹纪念。

  (“历史名人在香港”系列之一,本文及图片由香港历史博物馆提供)

责任编辑:DN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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