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报国:《大公报》的抗战社评

  79年前的今天,1938年1月13日,《大公报》社评中分析:“日本可能的做法,是一面加强进攻的军事形势,一面间接恫吓胁诱,来压迫国民政府屈服。”当时,抗战的烽火延烧已半年,作为一个弱国的当家,国民政府求国联,求九国公约国,求英美的努力均告破产,而彼时“友邦”德国的调停,也因日方近乎亡国的和谈价码而最终搁浅。其时,日本政府御前会议威胁“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象,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与此同时,日军在蹂躏南京之后,为打通华北与华中战场,开始夹击徐州。后来,抗战就是这样在日本的“战略”和“政略”双管齐进下步步南下,扩大侵华的。这充分体现出了《大公报》洞察局势的敏锐眼光和战略预见。

  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大公报》是最具影响力和声望的报纸。在《大公报》留下的巨大精神遗产中,“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原则为新闻业提供了宝贵的标杆。香港传播研究学者李金铨教授指出,这“四不”原则与西方的“媒介专业主义”互相发明,“接近之,甚至超越之”。李金铨指出,西方的“媒介专业主义”中的道德理想脱胎于二十世纪初美国的“进步运动”,而以总编辑张季鸾为代表的“文人论政”,则是深藏于中国儒家士大夫深深的淑世情怀之中。

  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复刊之初就揭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原则。

  而作为一份在抗战的烽火中声望渐隆的报纸,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化成了抗战期间一篇篇饱含热情赤诚、慷慨激扬的社评,张季鸾也和报社同人一道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的“大公报时代”。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先后发表的有关抗日的社评不下200余篇,抗战到底的思想贯彻始终。在1939年4月15日的社评《报人宣誓》一文中,《大公报》誓言“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旨,为国效忠,为族行孝,在暴敌凭凌之际,绝对效忠于抗战。我们对国家的敌人必诛伐,对民族的败类必摘击,伐敌谋,揭奸计,是我们不敢后人的任务。”满腔热血,字字铿锵。

  作为当时的中国文人,“以笔为枪”是本分,《大公报》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战舆论和思想动员,坚持做国家民族的喉舌,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为“文人论政”的高峰,以张季鸾亲自命笔为代表的《大公报》社评,对当时的战局尤其是国际大势每每有精当的议论,以今天的“后见之明”来看,很多地方的远见卓识仍不禁让人拍案称奇。

张季鸾像

  抗战之初,国民党政府就守定“苦撑待变”的基本策略,期待国际形势的激变朝着有利中国的方向发展,使中国得到强大的盟友,具体而言就是“应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但有趣的是,在最初求国联、九国公约国及英美联合干涉而不可得的无援的困境中,向中国提供了最实在的援助的却是两个被排斥于华盛顿体系之外的“极权国家”:苏联和德国。

  就德国而言,战前中国与德国关系的紧密程度甚至超过了与英美的关系,尤其在军事方面,德国在国民党政府国防现代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管在军备还是防务体系上。战前,中国市场占德国军火出口总量近三分之一,而德国装备在中国进口军火中超过八成,当时国府外交部长张群甚至称,德国“在同中国友好的国家中居于首位”,而德国一开始则在中日之间保持着“等距离外交”的微妙平衡。

  但欧洲的形势很快迫使德国在合作伙伴与政治盟友之间站队,惟有日本能助其餍足在欧洲的野心,舍弃中国是显然的选择。于是1938年初,希特勒在演说中公开承认“满洲国”,声称日本是东亚安定的因素,承认其侵华战争的“成果”。接着便是德国对华的军火禁运及召回德国军事顾问。当时,国民党政府为了多捞一点外援只能忍气吞声,对两国关系曲意维护,对德国顾问百般挽留,最后落脚为“不即不离”的对德政策。

抗战时期的大公报馆

  在当时的艰难处境中,谋国者必着眼实际,委曲求全或可谅解,而张季鸾随后一篇针对希特勒演说的社评,则从更宏观的视野揭示出中德关系大转变的意义。社评一方面从道义上对希特勒的转变进行谴责,一方面明确地指出“(这种转变)就远处大处看,只有好,没有坏”,至此国民党政府可以抛掉对德国的幻想,“专走反法西斯集团一条路”。社评还预判德国如此拉拢日本“足见对欧计划……恐怕还有企图。就全局而言,法西斯集团采取积极的攻势,才可以促成反法西斯国家联合阵势之成功,大势上反而有利于中国”。联系到德、意、日订立同盟后,蒋介石在日记中欢天喜地地写下“于我实求之不得,抗战必胜之局定矣”,足见张季鸾的眼光。

  可就在三国同盟订立前夕,“苦撑”已达三年的中国正陷入空前的孤立。受欧战形势影响,苏联对华援助急剧减少,继续滇越铁路封闭后,英国为求自保对日妥协,一度关闭滇缅公路,汪伪政权“还都”南京后正加紧与日本勾结,剩下尚未“觉悟”的美国研判着当时并不明朗的局势。而在国民党内,妥协的气氛空前高涨,亲日、亲德分子相当活跃。就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中,《大公报》在社评中振臂一呼,激发全民族在恶劣的处境下抗战到底的决心,同时分析时局指出:抗战三年后的中国已形成世界重要安定势力之一,随着日本南进日亟,太平洋方向战场的比重逐渐增加,“中国抗战的重要性亦日益明显……中国和美国苏联已成为维持太平洋正义秩序的三大支柱,而日前实际努力于摧毁日本'门罗主义'的就是中国,今后的太平洋问题,中国是主要解答者,中国不点头,任何解决办法都无法成为事实”。

  这些话在当时看来,似乎带着点走夜路给自己壮胆的意味,却指明了战时中国战场的“身价”,和战后的国际地位,落脚点还在于坚持抗战。正因为这种坚持,罗斯福在美国参战后才逐步形成所谓帮中国建成一个“大国”的对华政策,并促使中国成为其战后格局构想中共同支配国际事务的“四警察国家”之一。只是这种构想随着国共内战及冷战的风云而告吹,却是后话。

  大公报在抗战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抗战舆论,“替人民说话,做政府诤民,做国家的喉舌”

  随着三国同盟的签订,德、意“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日本南进成为定局,美国随即加紧在远东的部署,美英步调也日渐协调一致,同时更明确开始对中国提供实质性的大规模援助。但由于欧洲战场的牵制,美国必须全力控制大西洋以确保援英,而日本与南进策略中最后的后顾之忧苏联的谈判尚未敲定,为争取时间佯装缓和,日本派出“知美派”野村吉三郎出使美国,开始了长达一年的谈判。但自野村使美开始,《大公报》在当时的社评就料定美日关系根本上无法调和,其矛盾是美国要“维持合法秩序,而日本要打破现状,独占'大东亚',建立排他性独霸的'新秩序'”,因此根本目标上南辕北辙,绝无调和的余地。

  作为早年留日的学生,张季鸾对日本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他曾分析日本的国民性说:日本人一是贪婪,二是嫉妒,三是巧取。这最后一点并不尽然,当着对象是弱者时则“实在是蛮干,而且十分残忍”,“对于强者则亦有打算,并不冲动”。而这三点在外交上的表现,则是欺骗说谎。由此张季鸾指出,野村使美只是虚晃一枪,“日本在这次近卫登台前,虽明知英日关系无法改善,却仍表示对英可能妥协之空气,等到'滇缅路协定'骗到手,便把米内有田的所谓亲英内阁牺牲了。现在又想利用野村骗来美国,它的算盘早就打定了,假使美国受骗,而国际局势一旦于它有利时,牺牲野村甚至换一次近卫内阁又算什么?”

  果不其然,在其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日本在对美谈判中提出了要求承认其霸占中国的要求,在苏德战争爆发后进军东南亚,继而又制定《国策实施要领》,宣称“不惜对美一战”。而随着第三次近卫内阁总辞,东条英机上台,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

  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日战争与美日冲突融为一体,中国成为全球性反法西斯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公报》社评评论认为,中、美、英是“天然可靠的联盟”,而且它应该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框架,中国将全心全意加入到新建立的集体安全体系。此论可谓有胆有识,充分明确了中国浴血抗战的终极前途是洗涮百年国耻、力争大国地位。

  但出于种种原因,中国虽列名“四强”,中国战区却始终得不到重视,不仅被排斥在同盟国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之外,而且一时间美英首脑会谈均不邀中国参加。对此蒋介石也哀叹“名为同盟国,实被歧视”。也就在美英首脑魁北克会议之时,《大公报》在社评中就曾为国请命慷慨陈词,直指“其他国家”在中国流血牺牲时“懵然罔觉”,“联合国家的胜利与世界正义的保障,都建基于中国的抗战不屈上”。可以说,从那时候起,《大公报》就在向世界证明着中国东方主战场的地位。

  在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后,由于国民党在几个方向的战场上节节败退,友邦惊诧,举国哗然,一向对罗斯福“抬举”中国嗤之以鼻的丘吉尔指责国民党政府得到了美国的“过分援助”仍是烂泥扶不上墙。对此《大公报》在社评中对当局怒其不争,“替人民说话,做政府诤民”,呼应当时的宪政运动,力谏国民党结束训政,颁宪法选政府,振衰起敝一新天下之耳目,对外则要求盟国“慎重考虑抗战中中国对此次大战的贡献与需要,更考虑战后中国对世界和平秩序的合作的价值与分量”,义不容辞地做国家的喉舌。

  而就在胜利曙光之际,《大公报》又发表《胜利逼人》的社评,对时局特别强调两点:“第一,准备军事力量,在自己战场上,到处作主力的反攻,就能加速敌人的崩溃,善收战果;第二,要切实掌握国家的统一与团结,才能使胜利不成空谈,使国家立于巩固的地位。”但彼时的国民党既不能从政治上吸纳中共,苏联加入对日作战也已成定局,给战后局势带了了极大变数,并最终参与塑造了后来的历史。当然,这已不是一班报人所能左右的了。

  著名新闻史学者方汉奇教授编著的《〈大公报〉百年史》一书中评论说:张季鸾一介书生,既非政治家,更非军事家,却时常能对时局有所预见,很大程度源于他的长期积累和职业敏感。而继承了张季鸾衣钵的王芸生,也因其对外事的了然,才能作出大手笔的文章。当下部分新闻从业者的一些议论时常受到“不专业”的讥弹,人的知识视野或有局限,而张、王等人却能凭深厚的素养和精深的观察为时代立论,确实值得后辈学习借鉴。自然,这背后有其文章报国的情怀,但相信这也不应该是那一代人的专属。

责任编辑:DN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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