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说: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1975年5月12日,邓小平应法国政府邀请前往法国进行正式访问。法方对邓小平的接待规格之高,超乎所有西方媒体的预料,许多安排都打破了外交惯例。邓小平在出席法国总统德斯坦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我们都反对超级大国垄断世界事务;在欧洲人民维护独立和加强联合的事业中,总是能够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的。
1978年,邓小平成为交往的2200年间第一位踏足日本国土并会见日本天皇的中国领导人。他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说:“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确实有不同的看法。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乘专机降落在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邓小平在与卡特会面时曾说:“我们愿意和美国发展政治、经济、文化、贸易关系。”“我们不害怕你们的思想意识,你们也不必害怕我们的。”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谈与美国发展“政治关系”,“以往我们谈的大多是‘战略关系’或‘经济关系’之类的”。
邓小平:我(从美国)回来后,马上就打仗了。但我们事先征求了你们的意见。我和卡特总统谈了这个问题,他作了非常正式严肃的回答。他给我读了一篇写好的讲稿。我对他说:中国会自己处理这个问题,有什么风险中国自己担。回想起来,如果我们惩罚越南的时候再往纵深前进一些可能会更好。
基辛格:可能。
邓小平:因为我们的兵力足够一直打到河内。但那不是好办法。
面对国际格局的急剧变化与中国承受的巨大压力,1989年9月,邓小平向几位中共中央负责同志指出:“总之,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毛泽东和邓小平有一个重大的区别。毛泽东对美国对苏政策的战略意图心存怀疑;邓小平则以中美战略利益一致为出发点,集中注意确保实施过程中不发生抵触。毛泽东视苏联为抽象的战略威胁,为祸全球,并不专门针对中国;邓小平却认识到中国面临的特殊危险,尤其是北方潜在威胁未去,南方边境的威胁又迫在眉睫,二者形成合击之势,因此邓小平与美国的对话更侧重于具体操作。毛泽东如同恨铁不成钢的老师,邓小平则像要求严苛的伙伴。
由于1978年1月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缅甸是文革结束以后我国主要领导人首次出访,确实如外电评论所说:“是有历史意义的”。邓小平以缅甸为出访的第一个国家,体现了中缅的传统友好关系。
比斯塔首相陪同邓小平走在长长的红地毯上。五个身穿紫红色衣裳的尼泊尔小姑娘,把几个用鲜花编成的花环献给邓小平,挂在他的脖子上。邓小平被邀请站到检阅台上,乐队奏中尼两国国歌。在比斯塔的陪同下,邓小平检阅了仪仗队,随后同前来迎接的尼泊尔官员和驻尼泊尔的外交使节等数百人见面。
从机场到曼谷市中心邓小平下榻的饭店,一路上数万群众自动夹道欢迎。饭店门前更是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以能看到邓小平一眼而心满意足。
泰国王太后西娜卡琳德拉热情地握住邓小平的手问候:“您太忙了,一定累了吧?”邓小平回答她:“谢谢!总理阁下照顾得很周到。祝您长寿!”
一个时代的转型和国家的进步,是以其领袖的思想转变为标志的。当我们欢呼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时,不能不追溯到30年前的一个思想细节。
马哈蒂尔说,他和邓小平有过两次会见,一次是1978年邓小平访问马来西亚时,另一次是1985年他首次访华期间。会见中,邓小平十分关注马来西亚发展经济和引进外资的情况,详细询问了马来西亚的各项经济政策和经济数据,
1982年4月27日,邓小平和胡耀邦内部访问朝鲜,同金日成举行会谈。这是邓小平第三次到朝鲜,也是最后一次出国。邓小平向金日成介绍了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此前不久,英国前首相希思来华访问,邓小平向他阐述了中国对解决香港问题的考虑。今天,邓小平又向老朋友金日成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