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是中央国家机关的十八大代表，他此行是在山东济南举办讲座，向市民和大学生讲授人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即使是降速后的高铁，从北京到济南依然只需要1小时32分。谈到中国经济，蔡昉和很多人一样，认为适当放慢速度是好事，也可以实现2020年小康社会的既定目标。

    争论未完红利已失

    人口结构变化带来抚养负担持续降低等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种种“红利”，到今天事实上已经逆转。2004年起，不断涌现的“民工荒”、“涨薪潮”验证了蔡昉“中国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短缺”（刘易斯转折点）的看法。这种观点在2006年曾引起很大争议，当时很多人还沉浸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传统认识中。

    蔡昉曾经预测人口红利在2013年消失，但现在他更倾向以15至59岁而不是15至64岁做劳动年龄人口的测算。“因为在中国60岁之后就业的机会微乎其微。”据此计算的结果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于2010年结束。

    从刘易斯转折点到人口红利消失，两个转折点之间日本有30年调整，韩国也有40年时间，“而我们对这两个转折点的共识还没有形成。”

    超越潜力终会受伤

    “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像你的运动能力，可能你的速度已经达到潜力极限，但广告商的压力、社会公众的期待、国家荣誉都要你继续超越它，最终的结果……”在讲座中，蔡昉以伦敦奥运会上刘翔亲吻栏架的照片向听众说明，“也许偶然还可以超越，但终究会“受伤”。”

    他有两个结论：一是潜在增长率不应该被实际增长超越、长期背离；二是潜在增长率本身可以提高。据测算，“十一五”潜在增长率是10.5%，“十二五”是7.2%，“十三五”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后五年将降为6.1%。“从全世界看，6.1%也是不错的速度。”

    经济放缓时，总有人说城市化的大量需求、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发展空间，可以作为新增长点。“这是典型的试图用需求来刺激实际增长、超越潜在增长的思路，会导致扭曲，造成产能过剩，偏离比较优势。”蔡昉被外界视为“中南海智囊”，但他依然会直言政府可能犯错：原本应对宏观周期的刺激政策会让政府感到投资很有效，与产业政策结合，把短期调控变成长期、经常使用的政策。

    “政府应该关注生产能力，保持经济增长的供给因素，不要过度采取刺激需求的办法。”

    改革不可“无为而治”

    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林毅夫最近提出，中国未来20年仍有年均增长8%的潜力。蔡昉认为对林的乐观不能简单是看对还是错，要看是用什么手段达到。若以投资推动，他并不赞同，因为“当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资本报酬就开始递减”。1994年，林毅夫曾与蔡昉、李周合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

    蔡昉认为，今年中国设定7.5%的目标，正是顺应潜在增长率保持现有水平，内需可以满足增长，正好减少对外需和投资的依赖，实现经济再平衡。“不过度干预市场，但不意味政府可以“无为而治”，要做的事情有很多。”

    户籍制度就是可以立竿见影的改革之一。蔡昉强调这可以稳定劳动力供给，直接提高潜在增长率，同时也改善消费，推进经济再平衡。更重要的是农民工主体已是第二代，要避免成为不安定因素，在群体性事件中推波助澜。“户籍制度要渐进式改革，但必须有实质性推进。”他认为在不可能所有人都得到城市身份时，缩小城市之间、城乡之间户口含金量的差距，提供比较接近的公共服务，可以在户籍制度彻底改变后，让人们的选择更加理性，避免集中到少数几个大城市。

    同时，教育的发展、国企的定位都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机会，产业内、行业内应当允许资本、劳动力甚至土地是流动的，允许有效率的企业生存和壮大，兼并其他企业，而让长期没有效率的企业死去。

    经济政策事关大是大非

    胡锦涛在“7．23”讲话中说，发展仍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蔡昉认为，一旦“馅饼”不再做大，人们更多转向“分馅饼”时，由于每个人的谈判地位和权力不同，收入差距将真正拉大，带来危机。因此，能否采取正确的经济政策，在今天已经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关系到中国的长治久安。中央要超越地方诉求，遏制追求超越潜在增长率愈演愈烈的情况，通过顶层设计，在评价考核干部政绩方式等更多领域改革。

    2007年世界银行《东亚复兴》报告第一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并推荐了防止落入陷阱的改革领域。“报告也给出了一个真实但不鼓舞人心的说法：所有这些改革都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才能见效。”蔡昉说，“改革不能过于功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