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淀区法院与宋鱼水会面时，她刚从庭审现场匆匆赶来，合体的西装上别着一枚天鹅胸针，内衬浅粉色毛衫，庄重中不失柔和。十月的北京天气已凉了下来，宋鱼水的声音因为感冒有些囔，却并不妨碍她认真的讲述，「经过30年的改革历程，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特别『质』的阶段，大家追求精细的生活、职业化的管理、专业的理念和方法，市场和法律的精神越来越主流化。」说到这，宋鱼水话锋一转，但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完成现代的转换，在东西方法律文化的比较中完成中国与西方的区别，是法治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

    法律面前坚持传统

    对于中国的法治进程，实施的路径和方法上存在不同的见解，法律工作者的认知又往往与一般公众的期待不一致。宋鱼水认为，国内法制建设在30年内逐渐起步，有一个文化转型，累积共识的过程。她指出，中国有五千年的治国文明，最注重以和为贵，我们不能固守传统，可也不能抛弃传统，关键是传统的底线能不能被现代采纳。现在道德与法律、人治与法治的争鸣很多，但实际审判中，在刚性的法律规则前提下还要坚持传统文化。

    宋鱼水用自己的审判经历现身说法，「我曾经手一个侵权纠纷，两个人是大学同学，却反目成了冤家，可案件的证据鉴定过程极为复杂，如果官司打下去只能让他们两败俱伤。」宋鱼水说，考虑到社会效果，她认为案件的理想结果是调解而非判决，最终技巧性地让原被告双方认识到官司打下去没有赢家，进而体谅对方的立场握手言和。

    她认为，西方先进的法治经验当然值得借鉴，但东西方文化的区别亦应正视。她以新诉讼法中证据制度的修改举例，「我们在证据制度中加强了对证人权利的保护，这很好，但西方的这一经验是建立在证人出庭率高的前提下的，中国应当思考怎么解决证人出庭率的问题、证人不做伪证的问题，而不仅是证人权利保护的问题，这就是完成东西方文化区别的问题。」

    她认为，倘若这两个角度能比较好地完成，中国的依法治国方略会更清晰化、具体化、可执行。

    多渠道解决纠纷

    「一定要给基层法律工作者创造一个实验的空间。」她说，基层的改革长期存在，而社会科学需要尝试，预设实验的空间、由个案到规则，许多问题会因此迎刃而解。

    她介绍，海淀法院的经济庭和资产庭与北京民营企业家协会相互对接，一些案件由企业家协会出面调解，类似国外的民间仲裁，「正所谓商人纠纷商人解」，这创造了纠纷解决的多元渠道。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诚信、契约精神等的要求，都需要法治的保障，社会对法治也确乎越来越有共识。谈到自己对国内法治进步的感受，宋鱼水介绍，过去办一个案件只能翻来覆去地研究法条，查阅很有限的案卷，现在在网上一查就有非常多的资料和学术观点，依法办案的资源空前丰富。同时社会对法治的支持也是空前的，每一次民众意见的聚集推动着法律的完善，谈到法治人们都有系统的见解，近年来的历次修法人们参与的活跃程度也是过去很难想像的。

    「最重要的是，不仅大家的维权意识增强了，法律的理性文化也在增强，过去舆论监督对法官的压力很大，现在大家都认识到司法公开和让法官独立办案同样重要。」她指出，如今中国已经有丰富的司法实践积累，在争鸣和批评中，中国的法治波澜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