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言论破阵·医患之争
导语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即使当代中国,医护人员也曾被尊称为“白衣天使”。然而,近年一连串的恶性袭医事件让医患关系一再成为讨论的焦点:浙江温岭杀医,齐齐哈尔医生被高中生用铁棒打死……3月5日,广东潮州又发生辱医事件,因病人抢救无效死亡,家属纠集了100多人,押着医生游行。

    一次次血淋淋的残酷现实背后,是谁把温情脉脉的医患双方推向了持刀相见的境地? 

责编:雨田
从“希波克拉底誓言”说起
    “吾将尽吾之能力与智慧,以己之才帮助病患,戒用医术对任何人等以毒害和妄为。”
    这条以希波克拉底名字命名的誓言,在医学界流传了2000多年。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最负盛名的医生,被后人尊称为西方“医学之父”。其将向医学界的行业道德规范书写下来,成为“希波克拉底誓言”,内容包括要求医生为病人的福利着想;恪守医生的职责;清清白白行医,不受贿赂,杜绝一切堕落害人行为,等等。至今,几乎所有国家医学院的学生,入学的第一课就要学“希波克拉底誓言”,而且要求正式宣誓。
    中国医学院的学生同样对“希波克拉底誓言”耳熟能详。在古代,医学界派别林立,门户各异,但都遵循“医乃仁术”的主导思想,非常注重医德。“救死扶伤”与“悬壶济世”,成为东西方共通的职业准则,这也使得医生这个行业备受尊敬,以至于现在很多上年纪的人都尊称医生为“老师”,不难看出,多数百姓对于医生有着特殊感情。
“白衣天使”变成“白眼狼”
    然而,医生的形象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歧义横生,种种“劣迹”暴露了医德的沦落,人们开始将“白衣天使”改称为“白眼狼”。
    “谋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少数医生在金钱的诱惑和利益的驱动下忽视了职业道德,见利忘义。一方面,医生收受红包,已是“心照不宣”的事实。红包也有行情,根据城市经济情况、医院等级、手术大小、患者经济情况综合决定红包大小。“一般的小医院主刀大夫给300元,最多不超过500元,麻醉师的红包价是200元,手术助手也得‘意思意思’。”另一方面,在中国“以药养医”的体制下,医院医生吃回扣屡见不鲜,中间的差价全由患者买单。2011年11月,央视记者在调查时随机选取的20种常用药品中,几乎所有药品从出厂到医院的中间利润都超过了500%。其中一种常用药出厂价为7元,中标价56元,7元钱中,药厂挣1块钱左右,此外,从7元到56元差价的49元被分摊给医药代表、医药公司、医院和医生。
    “害命”:比追逐利益更令人心寒和恐惧的是部分医生对生命的轻视,频频爆出的医疗事故固然与医生职业水平高低有关,但更多是责任心的缺失。“病人手术一年以后感觉身体不适,到医院一检查竟然发现体内残留手术刀”、“医生手术误将少女卵巢切除”,其他类似的新闻也是层出不穷,诸如手术过后将纱布、剪刀等物体留在病人体内、在患者左右脚分别输A、B型血等事故,不禁让患者感到不寒而栗。
 
    考取医师执业资格证书的医务工作者举起右拳宣读“希波克拉底誓言”,郑重宣誓忠于卫生事业,全心全意为百姓健康服务。
 
 
 
 
 
    患者术后感到不适,透视竟然发现体内残留了一把手术用的剪刀。
    看病难,看病贵,加上医生形象的一落千丈,患者很容易将不满情绪宣泄和释放,从言语暴力,到肢体冲突再到恶性伤人,医患关系已经完全异化,变成了一个无药可救的绝症。2014年2月17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北钢医院的杀医事件震惊了社会,一名仅19岁的高中生,由于对治疗结果不满意,产生报复心理,将一根50厘米的铁棍对准了自己曾经的主治大夫。这距2013年10月发生的浙江温岭杀医事件不过半年。据中国医院协会等机构的调查统计,2012年12月至2013年7月间,中国医院场所暴力伤医事件逐年递增,每年每所医院发生的平均数从2008年的20.6次上升到2012年的27.3次。另据人民日报发布的《聚焦•医生执业状况调查》显示,近十年间,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
    在医患纠纷中滋生了职业牟利集团“医闹”。这些医闹组织,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流程,如在医院焚烧纸钱、摆设灵堂、摆放花圈、违规停尸、拉横幅、张贴标语或者大字报、散发传单等。待家属与医院达成赔偿协议之后,从中获取一定的报酬。职业医闹的出现,进一步反映了医患关系的尴尬与无解。
    从医患纠纷频发造成的伤害已是多数医者难以承受之重。哈医大一院一位参与抢救的外科医生写道:“我麻木地在走廊穿行……面对大多无助而信任的眼神,我努力控制情绪,尽量表现得和蔼而专业。但内心的恐惧却一直在滋长。满医院的患者和家属,仿佛每个人都身藏凶器,可以随时置我于死地。身上揣的柳叶刀,不到拇指大小。如果真的遇到袭击,如何抵抗?”
    一些医护人员因此放弃了本已规划清晰的职业医生梦,转而从事其他行业。年轻一代也开始重新审视这一职业。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已经出现“医不过二代”现象——据媒体公布的最新医师执业状况调查,中国78%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
    更有甚者,因为医患关系的紧张,出于对自身安全考虑,许多医生越发保守,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治病救人的效率。一些医护人员坦承,医患关系恶化和频发的暴力事件让医生心理负担很大,变得更加小心谨慎,对一些年龄大、手术风险大的患者有时更愿意推荐保守治疗。
    在2012年3月哈尔滨杀医案发生后,有人将原因归于医生不会沟通,有人认为错必先在医生,还有一些人甚至叫好。一项令人震惊的调查结果是65%的网民对医生被杀表示高兴。网友“颜是颜色的颜”批评温岭医生的举标语行为:“黑吃黑、收红包暗箱操作、视人命如草芥的时候,这些所谓有德的医生又在哪里呢?只不过触及了自己的利益,医生就全体出动反抗。”
    耳鼻咽喉科主治医师王文斌对记者说,他永远也忘不了,当大家心急如焚地守候在急诊室门外时,一位围观的老奶奶却说,医生态度不好,就应该被捅。还有人说,现在的医院就知道赚钱,肯定是医生把人家逼得没有办法,人家才会杀人。一位患者甚至说,杀死一个医生,下次来看病,服务态度肯定更好了。将刀捅向医生的可能只是偏执扭曲的极少数,对医生抱有敌意的却是大多数。
 
    岭杀医事件发生后,数百名医护人员聚集在温岭市人民医院广场内,悼念遇袭身亡的医生王云杰,并抗议“医闹暴力”。


 
    为避免在医患纠纷中受到伤害,连续数日医生护士全体戴着钢盔上班。


 
    某青年在医院就医意外死亡导致医患矛盾激化,家属大闹医院,并在医院正门前摆放花圈。
毛泽东时期的赤脚医生:农村人生命的守护者
    赤脚医生是文革时期活跃在农村的医疗人员,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靠生产队的工分生活。赤脚医生常常就拎着一个装有几片普通药片、一支针筒、几块纱布和一个听诊器的药箱,走村串户给人看病。农民们生了病,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尽管他们无法治疗什么大病,但通过一些简单的科学治疗和土法医疗,他们仍能治好一些疑难病症,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被认为是农村人生命的守护者。
    村民对赤脚医生十分尊重,医生在村里的地位很高,甚至要超过村干部,那时候,谁家来了客人请赤脚医生去作陪,客人和主人都会觉得是很荣耀的。这样的尊敬并非敬畏,是一种值得托付的信赖。
非典时期医患关系:双方休戚与共并肩作战
    在北京清华医院副院长王仲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张“宝贝了十年”的照片。这是13名“非典”病愈者与北京协和医院医护人员的合影,摄于2003年9月。照片上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口罩后,笑脸灿烂。照片下方粘着一张心形卡片,13名病愈者在其上写下“救命之恩,永生不忘”,并郑重签名。“非典期间给人一个最为深刻的感受,就是那场灾难面前的医患关系,透明、信任、忠诚、坚定。” 王仲说。
    北京急救中心急救医生贾大成在《追忆非典点滴》一文中,回忆了如下难忘一幕:当时一位老人发烧两天,咳嗽、呼吸困难,“疑似非典”。他随几个同事全副武装后,立即登上危重症抢救车。 “我随手摘掉了‘猴帽儿’(一种罩住头部只露双眼的防护帽),护士一见,连忙小声、急速叫我:‘贾大夫,贾大夫……’我说:‘戴着帽子没法量血压’。”经检查,病人被排除了非典嫌疑,在采取抢救措施后,病人的呼吸困难基本消失,并被安全送往医院。“临别时,3位家属站成一排,给我和护士鞠了3个躬。”贾大成深情写道,“我真的非常怀念‘非典’时期的医患关系。”
 
    这些一边荷锄扶犁一边治病救人的赤脚医生,承载着中国农村最基础的医疗工作。
 
 
    2003年,北京协和医院13名非典病愈者与医护人员的合影。
    “20多年前第一次穿上白大褂时,我的内心无比自豪,可现在我穿上白大褂却没有一点安全感。现在的医患关系究竟怎么了?”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按理说医患关系应是最可信赖的关系之一,但在医疗技术越来越先进的今天,医患关系为何反而变得如此脆弱甚至可怕?新疆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吐尔文江坦言,暴力袭医的背后,是患者对医生愈来愈多的不信任。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十多年来,医疗行业中某些不规范,甚至违法行为造成的恶果,现在正在由众多无辜的医生和患者来共同品尝,并且引发了行业性的职业公信力危机。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二平说:“失去患者的信任,正是以往很多行为的‘因’酿就的‘果’。最简单的例子,医疗事故鉴定,常常是卫生部门给自己下属医院鉴定,这怎么可能取信于人?长此以往,这种‘不相信’的情绪就会被逐渐扩散,形成某种全社会的共同判断。”
    医生收红包、收回扣、见死不救等等,各种医疗行业负面事件时常见诸媒体。不可否认,其中确有一些医生的不端行为使得医疗行业整体被污名化,但也有一些负面事件是媒体过度渲染乃至无中生有,这些做法对于医患关系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媒体在事实尚未清楚之时就对医院进行有罪推定,进行大肆批判,纵然事后澄清,也难以弥补对医疗行业的名誉伤害。
    千姿百态的医患纠纷,经过舆论的格式化处理,呈现给公众的往往是一个面孔:无辜势弱的患者与不良失职的医生。于是,社会对医方的指责,也多集中于具体的医生。事实上,对一桩医疗纠纷的责任判定,至少应当分析三方主体有无过失:患者家属是否存在责任自负的情况、医生是否存在救治不当,以及医院是否存在管理漏洞。特别是在判定医方责任时,由于医生只是医院的具体工作人员,医院就应是相关责任的承担主体,即便医生个人负有失职责任,医院也不应推卸责任。但是现实生活中,不仅患者家属大多将怨气撒向医生,一些医院出于利益考虑也会果断切割,将责任推给医生个人。这便造成医生成为医患纠纷漩涡中的“靶子”。
    尽管医疗体制改革在不断推进,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医疗体制旧的问题未能根本解决,还出现了种种新的弊病。囿于体制原因,公立医院一面要承担起公益的职责,一面又要面对没有政府财政投入的生存困境。由于公共投入的不足,医院的公益性被弱化。医患之间的关系,被简单矮化成“买”与“卖”的关系。公立医院被要求承担公益职责,但相应的投入并没有跟上。据有关资料显示, 近些年来,国家财政补助不到医院总收入的10%,其他费用都需要医院自己去挣,医院只能依靠业务收入,尤其是其中的药品和检查收入来弥补支出。于是导致“以药养医”等现象的出现。  
    面对医院的“以药养医”行为,政府部门本身缺乏有效的遏制措施。而且,当前大量实行政府定价的药品,本身价格就定得极高,在这样的药价管理体制下,药品一次次降价,药价却越来越贵。与此同时,当前我国推行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依托的是“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低水平”的医保,很难让患者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医保也未能真正担当起应该起到的社会责任。在这样的背景下,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同时囿于自身的认知,医患关系长期处于对峙紧张状态,公众很容易将不满的口水吐向了医务人员,由此造成对医务人员评价有失公平与公正的现状。
 
    医生和患者,本该是对抗病魔的并肩战斗者,然而如今医患之间颇多猜忌怨恨,甚至出现人身侵害,陷入信任危机,医患失和困局难解。

 
    有媒体刊出"8毛钱治10万元病"的消息时,这个片面、甚至可以说是歪曲的"媒介化事实"误导了公众的认知。社会舆论对深圳市儿童医院口诛笔伐,却很少有人去追问事情的真相。

 
    药养医是起源于1950年代的中国医疗体制,由于政府财力不足,放权给医院将药品加价后卖给消费者。改革开放后,医院自负盈亏,在医疗服务价格受物价局制约的情况下,不得不通过药品销售维持医院运行。

    因《蜗居》当红的作家六六,分别以患者和医生的身份“卧底”上海的大医院半年,试图去揭开中国医患关系恶化的根源。她最后发现——“《圣经》上说,这世界有三样东西对人类是最重要的,FAITH(信),HOPE(望),LOVE(爱)。我能看到的对这三个字最好的诠释,就是医院。”
    世俗和市侩增加了救死扶伤的经济成本,固然考验着医疗工作者的道德防线。对多数医生而言,当务之急最需要思考的,是面对已然崩塌的医患关系,如何重新建立起一种良性循环?如果一定需要有一方先伸出手来,相对而言,可能医生更简单。

你认为医患关系能否回归理性与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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