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秘书长黄坚告诉记者，道歉信最初是两人私人信件，“我感觉这段时间民间反思文革呼声很高，八中老三届学生一千多人，我们联系上有700多人，他们大部分认可陈小鲁代表大家道歉，少部分人反对，但是极少数。”

    前中央体改研究室研究员吴伟称，陈小鲁曾是政改研究室正局长，89年后坚决提出辞职，至今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在粟裕夫人家里，家中装修不如普通老百姓，房子也是公家的。他如要利用自己身份发财，早不是现在样子。他带头道歉，是为了推动反思文革，彻底否定文革。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向文革受害者道歉，相继有一些六十岁上下老人通过媒体进行了文革忏悔，比如安徽张红兵、河北宋继超、山东刘伯勤、卢嘉善、湖南温庆福、福建雷英郎等。虽然这远不能看作是一次忏悔潮，但其意义则十分深远，可能标志着了对文革从反思走向了忏悔的阶段。

    忏悔不应是简单的个体脱罪，更不是因为惧怕报应的个体救赎。关于文革的忏悔，不是要在坦诚其罪获得原谅后，自我释怀的声称结束。关于文革的忏悔，应该源于人性与制度的共鸣。而当今的忏悔，更多还是在凸显个体人性的忏悔，而看不到太多制度力量的驱动。真正的忏悔应该体现在对人性伦理、公民精神、公共秩序、权力体制等等问题的重塑与重建之上的。

    精神力量最大的体现，就是驱动一种在国家政治语境下的集体忏悔、反思甚至于改进。这场迟到的文革忏悔是在为民族清“毒素”，现在应该以真相换和解，为这种深入的讨论与反省尽可能地创造更宽松的社会氛围。

    当年对文革责任追究，以“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为原则，因此“处理这类历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只要犯错误的干部认识了错误，做了自我批评，或者组织上已经做了处理，就不要没完没了地算历史旧帐”（《人民日报》），但这等于是用组织审查取代了法律正义，用政治结论取代了历史正义。

    即使在最有希望的80年代，中共最高领导也没有彻底批判文革，没有认真评判对于文革负有责任的毛泽东。那些重新上台的干部，虽然在文革中吃了苦头并对毛泽东有怨言，但并没有打算改弦更张，他们认为，毛泽东是维持他们统治的旗帜，他们不打算抛弃这面旗帜。当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毛泽东说过，斯大林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把“刀子”，共产党不能扔掉这把刀子。文革后的当权者同样把毛泽东当成实行专政的刀子。在他们所作出的关于当代中国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他们仍然赞扬毛泽东的功绩。

    同时，当权者不允许人们谈论文革，因为文革是执政党干的一件错事、丑事，文革暴露了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大量阴暗面。时至今日，文革是研究和出版的禁区，甚至连翻译出版国外研究文革的学术著作都很难做到。很多关于文革的影视作品，最后都没有得以上映播出，甚至直接告诉有些作者和导演，涉及文革的时候，要尽可能一笔带过，不能再现文革什么样的场面。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让他的人民忘却这段历史，有意识地，有步骤地，甚至有组织地使人们遗忘。

    执政者刻意回避“文革”的是非文革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现在中国人中有一半 以上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再加当局有意无意地避讳这一段对统治者极不光彩的事实，使得年轻的一代对文革的“是”和“非”越来越模糊，对文革的辩论不知所措。

    最近，不少“青年一代”对于文革充满浪漫想象的论述便是证明。除此以外，这么多年给文革正名的暗潮也不断涌动，一些人甚至以老革命、老工人、老农民名义发表怀念文章，给许多不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以迷惑。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所得到的教训，就这样轻易的抛弃，以至于为文革翻案，要求回到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    

    没有人认为薄熙来下台前的重庆搞的和文革一模一样。但就其一些重要特征而言，相比于中国应该走的宪政民主和法治的道路而言，重庆模式确实很像文革。重庆方面自己宣传的重庆特色是所谓的“唱红打黑”，这两个很带中国特色的元素需要解释。

    “唱红”，即使大规模地，持续地唱过去年代革命歌曲的运动，既然是运动，就不仅是个人喜欢唱就唱，不喜欢唱就不唱，而是有组织地唱，电视台、电台整天播放，经常组织大型演唱会和比赛，据说有的演唱会参加人数高达10多万，整个唱红歌运动卷入的人数高达千万。

    重庆打黑的特点是规模大、速度快、判罚尺度严，这些特点到了超出常理的地步，是以严重破坏法治为条件进行的。在打黑运动中，重庆在2010年成立了300多个专案组。我们知道，专案组盛行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所谓专案组，就是以案件为中心，公安、检查、司法机关的人员一起办公，三者之间完全没有监督和制衡。在这种情况下，抓捕是大规模的，往往是任意的，很多情况下是先把人抓起来再想办法取证，这一个罪名不成立就换一个罪名。把人抓起来不是关押在符合司法规定的地方，而是秘密地点，这样，嫌疑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没有司法监督，刑讯逼供是普遍的。

    重庆打黑运动的一个伴生现象是对所谓黑社会人员的财产没收，其实打黑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以司法手段进行经济掠夺。重庆最富裕的民营企业家中前三号人物都被说成是黑社会重要成员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他中小民营企业家被抓捕判刑或逃离到海外的人也很多。依靠这样的方法，重庆当局劫掠了数千亿人民币，其中一部分作为国家财政收入，以证明重庆的经济发展成绩，用于收买人心的“民生工程”或“富民工程”，即增加普通老百姓的收入。  

    不认清重庆模式的危害，薄熙来的真面目就不能被揭开，相反，他甚至可能变成一个失败的英雄。当年中国的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结果到现在还有人为之张目。今天，薄熙来也不应以薄熙来的方式结束。

    今日济南中院，尽管当局出于某种目的，对薄熙来以经济控罪取代政治控罪，加之控方的优柔和轻信，导致了庭审的戏剧性变化，但我们应看清薄操弄民粹极左为“文革”招魂，违背历史潮流的行径。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可悲之处在于，他们完全无法看清楚毛泽东和薄熙来的相通之处，他们以为政治领袖中少有的好人失败了，他们不知道，在一种坏制度之下，政治家只有表演方式的不同，而没有正义与不正义的区别。

    彻底否定文革的最有效方式，莫过于寻求基于史实真相上的历史正义，仅仅满足于用政治结论来反思文革，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反思，必须建基在历史真相之上。披露历史真相，寻回历史正义，才是卸下历史包袱，轻装前进的一劳永逸之法。

    邓小平主张的“全面否定文革论”与“真理标准讨论”，这两者本质上都属于“顶层设计”。这一反思进入到九十年代后越来越沉寂，并由于缺乏理性支撑，从而对于文革整体的反思并没有得到深入。当叙事局限，进行反思所依据的事实就是残缺的，反思自然无法全面，不全面自然也就无法深入。巴金主张建立“文革博物馆”是很有道理的，博物馆就是事实展示，无事实，怎么反思？

    “文革”与“反右”、“大饥荒”等历史悲剧一样，都是国家之罪，其产生与实施均与国家最高政治权威及各级政权的鼓动有关，不是自然人的刑事犯罪。一个政权，只有坦诚面对历史真相，勇于承担责任，才能担当起国家的未来，引领人民走向光明。

    中国人在争取民主自由的道路上，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也说明，彻底地批判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走上宪政民主道路必须补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