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我们不得不去正视一个问题,这些年我们频频的听到香港守城有余,但是创新不足。对于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这个评论好像不高。

  梁海明:过去三四十年,每隔几年香港经济社会都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波动。我们可以数一数。首先是2014年的年底,香港的社会出现了一些混乱;2008年出现的环球金融危机,冲击了香港的金融市场;2003年发生了非典,影响了香港的社会经济民生;1997年是亚洲金融危机,又冲击了香港;过去这三四十年,你就会发现,香港每隔七、九年都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出现问题之后,经过两三年的调整,它又会重新起飞,我们说这是香港的宿命。这是第一个历史的发展规律。

  第二个,香港未来包括这一两年都在大力的发展离岸贸易。所谓的离岸贸易就是总部在香港,他们通过对外投资,投资欧洲,投资拉丁美洲,投资东南亚等等一些区域,把那里的利润然后带回到香港。例如力帆集团,在全球各地六、七十个国家,他们都设有厂。例如我要造一双鞋子,我就会通过全球配制,哪里的鞋底比较便宜,哪里的皮比较便宜,然后把组装放在某个地方,通过哪个厂来组装,运到给订单的过程,哪里最近。通过电脑配制,按照最省钱,最快速,最便捷,地理最近的,交通最方便的方式运到那里,就节省了很大的成本。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供应链管理的枢纽的中心。

  主持人:这也是一种创新。

  梁海明:这也是一种创新。另外,离岸贸易,就有点像李嘉诚,他是投资欧洲的企业以后把投资所赚的钱,所收入的利润,他们就汇回来,带回来香港,因为香港的税很低。这种情况下,会为香港创造一个大的财务,而这种趋势,我们中国内地的舆论就说,李嘉诚是撤资。但,在香港人看来,李嘉诚是打造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未来香港的越来越多的一些企业,尤其是大的企业,他们会逐步往这一块发展,把香港建成一个新的亚洲的贸易中心,甚至是全球的供应链的管理中心,或者管理枢纽。

  方乐迪:我觉得梁老师提到的这个观点很有启发性,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关注,内地有一个新常态,那么香港的新常态是什么,梁老师就对这个东西做了一个很好的提示。其实像这种理解,包括撤资也好,应该一面两体来看运作的模式。其实像香港这几年一直也在诟病,说它传统的模式要创新,不能依赖于金融,这种方式无疑就是一种打开局面的抓手。

  主持人:面对着“一带一路”这样大的宏观经济合作倡议,您认为香港在这个时期能不能担起发挥重要作用的角色?

  梁海明:特区政府可能在“一带一路”上,他们可做的东西就不大多,或者把路扩宽一点,更多的是在企业方面如何去操作。企业方面在操作上确实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操作的空间。例如,前几天我去了香港的工业总会那里调研,很多外国的商家,包括外国的一些财政部,或者商务部的官员,甚至部长,他们去拜访香港的工业总会,或者是香港其他的商会,他们就想希望通过这个商会,帮他们打开中国的市场。第二,是通过这个商会更好的向中国内地的企业介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情况,还有一些投资的项目。就把香港当成中介的角色,所以特首说超级中介人,这个角色香港的未来可能会发挥的更加的好。因为很多沿线的国家,“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也就我们所称的丝路国家,他们对中国内地的了解是远远不如香港多的,而中国内地对世界了解又远远不够香港丰富。这种情况下,香港这种特殊的地位,特殊的角色中就能带动双方的更好的了解,去接触。中国的企业(需注意)完全可以和香港的企业一起结合,再加上一些基金,加上一些投融资的机构,这样无论是量产也好,项目也好,人才也好都足够了。大家再一起走出去,这样可能就会减少很多风险,也减轻一些走出去的成本。

  主持人:其实对于香港,这个中国内地面向世界的一个中转站或者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我们其实也是有一些认知的,那么乐迪怎么看,香港中转站或者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方乐迪:梁老师提到官员层面,其实香港有两个官员的言论很有代表性,一位是香港的财爷曾俊华,他之前提到过,香港在“一带一路”当中,可以扮演三个角色。第一个是支持者,第二个是中介,第三个是投资管理者。“财爷”就说,我们香港这边有两万亿的美元管理,还有一万多亿的人民币,这个东西是可以投入到整个丝绸之路的运作当中。当然还有支持者,有这么多的金融服务人才,其实这也是“一带一路”当中很需要的。还有在于中介,成如梁老师所言,就是商人,比中国内地商人走出去的时间要长,所以他们所积攒的人脉,实际上是可以让我们中国内地的商人去弯道超车,或者踩在香港商人的肩膀上一起腾飞。

  主持人:在发展“一带一路”的过程当中,政策可能是一个先行者,先是政策上的沟通,但最终的实践者有可能就是我们的企业。所以,两位认为什么样的企业适合走出去,如何能够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走的更顺,更远,而且还能够赢得更好的发展?

  梁海明:有两种企业他们是愿意走出去,也是一直想走出去的。第一种,就是他们面临的“三荒二高”,就觉得在中国国内实在没办法办下去了,“三荒二高”,就是人荒,钱荒,电荒,请不到工人,自己的资金又出现问题,又老是停电。二高,就是老成本,高税率,税收增高了,然后工人成本,水电都高了,就觉得在国内发展不下去,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去一些发展中国家,第二种可以走出去的就是我们的一些央企,或者是特大型的民企。

  主持人:听这么说,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是国内的企业所面临着“三荒两高”的情况,被迫走出去,而另外一种确实因为自身强大了,有能力主动的去扩展海外的市场。乐迪怎么看,梁老师刚才的观点。

  方乐迪:目前很多人会说,要把过剩产能走出去,这个观点其实很不友好。而且,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过剩产能才不一定能走出去,只有优质的产能才能走出去。单纯就“一带一路”国家来分析,以中亚这条线来走,其实大部分国家,在高腐败上都是榜上有名的,这就意味着进入这些市场,会面临着很高的一个政策风险。那么这个风险一般所谓有过剩产能的企业,是很难承担的,这个时候,如果要想立足长远,真正打下基础,就是央企或者质量较高的民企,更适合进入这些中亚,“一带一路”类似于这样的国家。实际上在投资“一带一路”的国家当中,其实我觉得切忌的两点是什么,第一个钱必须归我赚,第二个,都是为我好。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想法,这就意味着有可能在投资的时候,着急赚所有的钱,反而就是没有战略眼光。所以我认为在投资“一带一路”这么一个长线的规划当中,其实更应该利于长远,要考虑战略投资,要舍得赔钱。这个时候,这些企业能在当地打下基础。

  主持人:所以在发展“一带一路”的过程当中,我们作为这个倡议的倡导国,其实心态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是我们不要的才给你,而是结合当地情况,你们需要,我们确实有这方面的能力给你,所以这是一种心态上的调整。

  梁海明:香港走出去可能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可以把中国的美食走出去,我甚至提议说,孔子学院未来应该改成孔子食堂,我有一个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在1.5万美元或者以上,他们的产品,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饮食走出去,是比较的顺畅。因为你的国家这种GDP达到这个总量之后,世界上很多国家,就会认为你这个国家可能经济好了,开始对你产生一些崇拜,一些向往。这样你的产品走出去,尤其是饮食方面走出去,他们就觉得吃你的这个国家的实物,可能会更多的觉得高大上。

  所以中国以后的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可能要考虑把这个饮食,美食走出去,而香港在这一方面是做的非常成功。以后可以通过香港,再把一些菜系,不仅仅是潮州菜,或者是粤菜,或者生猛海鲜,把更多的菜系通过香港的包装,由香港的带动效应,慢慢的再走向国际,以后,孔子学院可能就不仅仅宣传中国的传统的文化,还能进一步宣传中国的美食。我一直认为美食是一种国际语言。

  主持人:您从更加具体的一个产业方面给我们展示了香港的优势。

  梁海明:以后如果大家都依赖上中国食品,某一天打仗的时候,中国餐馆关门,不送外卖,那其他国家还打什么。都没有菜吃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美食是一个洗脑的过程,我吃了你的寿司,你让我恨你我也恨不起来,没吃的恨,吃的时候觉得很挺好吃。


梁海明
    梁海明,香港经济学者,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其多篇有关“一带一路”、“自贸区”和“粤港澳合作”的学术论文被提交至中央领导参阅。著有《你不知道的财经真相:美国退出QE之后的世界》、《中国经济新政策与我们》等著作。
梁海明

大公报、大公网合力打造国内外首档“一带一路”视频访谈节目,从历史与现代、中国与世界、政府与企业、企业走出去等维度进行思想的碰撞。邀约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智库机构、企业家等从不同视角,更具体、更生动全面讲述“一带一路”中国改革3.0版本。向海内外受众全方位、互动性传播中国故事。

  • 出品人:林学飞
  • 总监制:韩红超
  • 总策划:陈国栋
  • 统 筹:李晓蓉
  • 编 导:王田田
  • 主 持:周楠
  • 摄 像:王田田 冯昊
  • 后 期:徐上杰
  • 摄 影:张文杰
  • 速 记:许楠
  • 配 音: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