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首先请您回顾一下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哪些成绩。

周天勇：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党内民主的推进方面，比如说干部选拔、任用，更加注重民意，从程序上完善了民意测验、民意推荐、公开公示，在考核干部时也更加注重群众的意见，另外很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进行差额选举，程序也越来越规范化。

其次，这几年互联网和微博方面推进民主进程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一个过去没有的新现象。很多政府机关、单位、机构、部门，包括一些党政干部甚至是省部级干部也开设了官方微博，并且还是实名认证，通过主动发微博来公开信息，及时回应网民的问题。并且互联网和这些微博也起到了一个监督、建议的非常好的作用，督促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而且通过微博的举报、曝光，媒体和公众揪出了不少腐败官员，在反腐败方面开辟了一种新方式。

第三，很多地方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性、试验性工作，比如说深圳在推进社会管理体制进行了创新，比如说广东的顺德、浙江的富阳推行的大部制改革，还有广东乌坎事件以后的村民民主选举，这些都是为政治体制改革起到了试水的效果。

第四，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比如说简化审批、一站式办公、开设政务大厅、网上办公等，从国务院部委到地方各级政府取消了一大批行政审批项目，规范和约束了政府用权，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另外，对财政支出监督、政府用钱监督这些方面进行了体制改革，对“三公”消费进行了治理，一些地方进行了公车改革、清理超标公车，公款出国人数大幅度地下降。广东对财政预算公开化加强监督，加强信息披露。我觉得这些方面都是行政体制改革的进展。

第五，政治体制改革也包括司法方面的体制改革，一个改革方向就是强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司法的情况下加强独立办案，就是法律去行政化。十年来，对法官制度的建设提高了法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最近铁道这些特殊行业的检察院、法院移交地方，理顺了遗留的体制问题。

大公网：那您觉得十八大以后，下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来重点着力？

周天勇：十八大以后，我觉得政治体制改革一个重点就是说要加快财政民主化的进程，加强对财政预算的监督。主要是分为两方面，一个是对政府收钱的监督，一个是政府花钱的监督。第一，政府不能随便收钱，乱收费、乱罚款，这会扼杀民间投资、中小企业、民众创业的积极性；第二，政府不能随便花钱，特别是政府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要大幅度的压缩。财政收支的规范化、合理化、透明化，不仅仅是需要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而且是全社会、老百姓、舆论等各方面都要参与监督，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遏制“三公”支出，才能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民生，加以有效地利用，而且还能够防止腐败。

第二，房产税的改革，实际上也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当然房产税是很复杂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在比如说可以延长使用年期，比如说你原来70年，是不是延长到500年。再一个就是明确产权，对以往收的出让金也可以再退税。在这两个条件下，应当对所有的房产都进行注册、登记，然后进行开征房产税，这不仅是调节贫富差距，使财政可持续，并且抑制房价。而且，我觉得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也是财产公开化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只有财产公开化，才能真正对官员加强监督。

第三，应当加大人大代表、政府官员特别包括党政领导一把手区长、县长、市长、省长以及党的各级组织的党委书记的民选的力度。一是加大差额选举的力度，二是可以在合适的范围要求参加选举的官员陈述自己的施政内容，对老百姓主动说明你能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能达到什么。通过这样的方式，选拔一些真正为老百姓办事的，真正有能力为老百姓能办事的干部上来。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大通过代表民意的选举来产生人大代表、党政官员的力度，这是政治体制改革非常重要的方面。

第四，进一步推动司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相对独立，相对独立的办案，避免人情干预、地方保护主义，避免通过组织形式进行干预，干扰司法公正、公开、透明办案。另外，要加大人大、舆论对司法的监督，要在司法办案过程中，要让当事人、老百姓、社会各方拥有知情权，并且要真正尊重公众的知情权。

第五，行政体制改革也要加快，特别要落实十七大提出的大部制，精简机构，发挥大部制、综合性部委职能。部委应当是定规划、研究政策、发布信息，更多的功能应当在这儿，而不能是具体地审批某一个项目，是设置更多的审批环节，甚至设置更多的收费、罚款、谋取利益的制度设计，这是行政体制改革非常重要的方面。这几年实施大部制以来，由于各方利益的博弈和掣肘，实际上机构也没减下来，而且重复审批，繁杂的年检，交叉执法，定位不清，所以该管的事发现都管不了，不该管的事管了一大堆，就是既是产生了地沟油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迟迟得不到根治，又抑制了企业发展的活力，降低了效率。所以，切实推进大部制，是行政体制改革非常需要推进的方面。

第六，一些重要的执政的方式要推进改革。比如说，保证社会的稳定、安宁，到底用什么方式？比如说目前的上访制度、人盯人的维稳制度，这种投人投钱、高成本的维护社会稳定的办法是不是也需要适当改革？应当充分发挥民间团体的作用，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政府协调，让民间组织充分发挥社会自律、协商这种方式来管理社会。我觉得政府动不动就赤膊上阵，这个事不好，成本又高，冲突又大，这几年连续发生的几起群体性事件也说明这个事了。未来的社会要建立一种公民和政府平等对话协调的机制更为重要，要加快这个改革。

大公网：您前几年曾在写的书中提到，类似“东亚模式”的路径比较适合中国。

周天勇：这个问题应当这样看，“东亚模式”在在当时是没有电视，特别是没有互联网，特别是没有微博的环境下形成的。我最近思考了一下，“东亚模式”现在已经失去当时的那种环境和条件。现在我们都处在一个互联网社会、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一个记者，比如通过微博，每个人都可以发布消息，这种条件下，寻求一种怎样的改革路径，需要更周密的研究，更周密的设计，要适应现在的新形势，要加强政府跟公民之间的互动，这个是无法回避的。

大公网：这次中共十八大要实现中央领导集体的更新换代，也要修改党章，请您总体上点评一下十八大对中国未来改革发展的意义。

周天勇：十八大的重要意义是多方面的。第一，要注意十八大召开的时刻，在改革开放30年包括最近这10年中国既有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是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十八大是在这么一种时刻召开的，所以说要特别注意承前启后，去解决积累的问题，我觉得这可能是人们群众更多的期盼。

第二，30年以来，世界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最近几年，欧美的债务危机，对中国的需求减少，并且欧美开始了自己的再工业化，寻求振兴制造业，这对中国也会形成一个竞争。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过去我们的发展战略、发展模式都受到一系列的影响。这是经济上的。政治上，美国调整它的全球战略，重点放在亚太，
60%的军力布置在西太平洋，形成一个围堵中国的格局。中国新的一任领导人怎么样应对未来这种世界的格局，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发展模式，怎么样制订自己的国际战略，来应对这样一种复杂的世界形势，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从中国未来的发展来看，不改革没有出路，很多复杂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改革，不仅仅是经济体制上的，而且包括政治体制，甚至说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又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掣肘。因此，未来的中共领导人也面临着改革任务非常艰巨、繁重、复杂的这么一种局面。国内外也期待新的一任领导能有更大的勇气、更大的魄力、更加科学周密的方案和行动来推进经济领域一些比较艰难的改革，特别是政治社会领域的改革要有所突破，有所进展。小平同志曾说过，
2020年我们的体制应当有所定型，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要基本完成。这种情况下，要通过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使中国在2020年能初步能建立一个现代体制的国家，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这也是人们一个期盼的。

大公网：您觉得中国现在在改善政府管理、公共管理等方面可以从香港借鉴哪些经验？

周天勇：我认为香港它一直是一个现代管理、现代体制这么一种，特别是符合市场经济这么一种运行的体制，我想一个就是借鉴香港的体制，我觉得第一就是要加大新闻舆论、社会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当然，要注意消除新闻领域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谣言等，但是另一方面一定要令舆论、新闻来时刻监督政府，监督执政，使公务人员慎重、小心、谨慎，特别在贪腐这些方面能做到医治、抑制。政府的决策的科学化，要与民众进行协商。这些都可以借鉴香港的经验。

第二，要更多地利用民间的组织、社区、社团来治理社会。在香港、澳门，民间组织非常发达，使整个社会的管理在家庭个人、社区社团、政府之间形成一个互通，在相互理解、相互引导、相互支持、平等协商的关系下来运作这个社会。

第三，香港的财政这些支出非常透明化，真对于中国内地财政的监督透明化、对政府支出的制约等各个方面非常大的借鉴意义。就是真正把财政建设成一个公共服务性的财政、民主的财政、为老百姓的财政，在时时刻刻处于老百姓、公民监督下的财政。

第四，就是在政府机构的设置上，一定要小政府，要大部制，要少机构，特别这个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审批。譬如香港的食品安全监管非常有效，他们的行政机构比内地简单，人员要少，但效率非常高。这值得内地认真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