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多成绩,就是因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保障、推动着经济体制改革。十八大后要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结合。
改革开放30多年的路程,探索、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胡锦涛为总书记的这十年,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实现平稳较快发展。
原来是的政府是全能型政府,政府什么都管,而且是用行政办法来管,现在和社会的结构、社会的变化不适应了,所以要推崇社会组织社区,公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的标志,但实际上有经济改革吗?没有。有的是解放思想、政治民主。中国真正的改革是从政治开始的,先有政治民主,才有经济改革,才有市场经济。
西方竞争选举是老百姓都能参与的,但结果不是每个人权利都能实现,选出来的人不能保证真正实现他竞选时的承诺。西方批判主义学者提出,选举民主有缺陷,要用协商民主弥补选举民主。


 

您是如何看待政治体制改革的?有观点认为,改革一直未触及政治体制改革,或政体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您是否赞同这种观点?
有人说中国是集权专制国家,如果是,农民怎么能搞联产承包,这是一种悖论。经济上每一个推动都是由政治来保障的。如果没有政治保障,经济上寸步难行。
您如何看待中国既处于发展机遇期,又处于矛盾凸显期?现在有人认为,中国内部矛盾增多、外部形势复杂,发展的机遇在减少,矛盾在增加,请问您怎么看?
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问题。中国的政策不是中央集权领导拍脑门,大部分是从下面的实践中总结提炼的。中国未来有能力把挑战转化为机遇。
您如何看待美国重返亚太?有些媒体表示这是美国的要对中国形成U型、C型包围圈,您怎么看?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太,实际上美国从来没有离开过亚太,其军事力量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重返亚洲对中国是考验也提供进一步参与全球化的极好的机会。 

  记者:十六大以来治国理政的基本特点和经验是什么?

 

  李君如:本届中央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归纳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具体而言:一、以人为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二、以民生为重点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三、以提高中共执政能力和保持党的先进性为主线,全面加强党的执政建设。

 

  李君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中共成立90周年讲话中提到高举中国特色伟大旗帜,今年「7.23讲话」再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李君如认为,理念上的旗帜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形象和方向的集中体现。「举什么旗帜,这个党就有什么形象。旗帜一旦竖起来了,就意味着政党往那个方向走。」

 

  李君如:十七大对于「旗帜」的概括,强调要坚持一条「道路」和一个「理论体系」;去年胡锦涛在中共成立90周年大会上,对「旗帜」的内容做了进一步深化发展:「高举旗帜」一要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番讲话和十七大的论述相比,增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李君如:增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很重要的进展。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具有三个形态,一是实践形态,二是理论形态,三是制度形态。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创新中开辟和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形态就是在理论创新中创立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制度形态就是在制度创新中形成和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李君如:改革开放走过30多年的路程,探索、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旗帜」比较形象,它向世人昭示: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的社会主义,不是拘泥于传统的社会主义,不是搞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不是搞「左」的社会主义,当然也不是搞资本主义。特别是当人们在实践中遇到一个十字路口、一个历史关头的时候,该往哪里走?旗帜的问题就特别重要,举起什么旗帜,就能指引什么走向。胡锦涛为总书记的这十年,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实现平稳较快发展。

 

  李君如:十年过去了,事实证明,发展的关键取决于能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这十年路走过来,既是发展机遇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尽管遇到「非典」、汶川地震、特大冰雪灾等灾害,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用得差不多了,群体事件不断,房地产等一大堆问题都遇到了,外部还有全球金融危机,国内国际考验前所未有,但因为有清醒的认识,能够集思广益,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去应对挑战、把握机遇。所以这十年总体上是成功走过来了。

 

  李君如: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方面制度正在形成,这个制度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具有活力,善于调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既坚持社会主义大的原则,又有很大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可以把积极性激发出来。

 

  李君如:中国已宣布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如果按照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维方式去探索去创新,这些目标都能实现;如果摇摇摆摆,遇到问题和挑战就迷失了方向走了弯路,那么到2020年、2050年就要后悔。「所以不管国际国内有多大风浪,我就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船上,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既处于发展机遇期,又处于矛盾凸显期?现在有人认为,中国内部矛盾增多、外部形势复杂,发展的机遇在减少,矛盾在增加,请问您怎么看?

 

  李君如:「既是发展机遇期,也是矛盾凸显期。」这是十六大以后提出的。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已经到了门口,这十年是不是还是战略机遇期,是中国需要回答的问题。对于二十年战略机遇,美国有人说,美国丢掉了这个机遇,中国抓住了这个机遇。过去十年中国始终抓住机遇,克服各种困难。但许多人认为未来中国很难有机遇了,因为现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部要围追堵截,反对你。其实不然,从经济角度讲,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不论财政收入、外汇储备、还是老百姓个人收入,都是二十年前不能相提并论的。

 

  李君如:现在的矛盾凸显期更严峻的表现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一些国家在人均GDP在4000到1万美元之间,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中,深层次矛盾比较集中尖锐地凸显出来。中国发展进入这一阶段,人民内部矛盾集中大量表现出来。中国目前不像过去似的只唱形势大好,而是老在冷静分析问题。深入分析问题实际上就是为解决问题,这样就能应对挑战发展机遇。

 

  李君如: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对中国企业走向世界造成不利影响,但反过来想想,这场危机不是发生在中国的,这个问题发生在美国、欧洲,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危机。危机不是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吗?而且在这场危机中,他们有求于我们,这就产生了很有戏剧性的变化。在此之前决定世界经济命运的、制定市场竞争游戏规则的,是发达国家操纵世界市场走向,游戏规则是他们制定的。这场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加入G20,中国人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要职,使得中国大踏步走向世界舞台,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这么好的形势,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这场危机实际上不是单纯的对我们提出挑战,同时也是机遇,关键是看我们有没有能力把挑战转化为机遇。

 

  李君如:在国内来讲也是一样,这场危机来临之前我们已经意识到经济结构不合理,意识到增长方式、发展方式需要调整。所以,胡锦涛总书记早就提出了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惯性,由于有的地方政府顾及自身利益,增长方式的转型经济、经济结构的调整很艰难。危机降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利用这次金融危机使之成为倒逼机制,倒逼我们自己的发展方式转变,这就把挑战转化为机遇了。比如广东原来的「三来一补」,曾经为中国为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三来一补」继续这么搞下去显然是没有前途的。十七大以后广东省委就提出解放思想、「腾笼换鸟」,这是自己意识到要调整。全球金融危机一来,不调也得调。所以利用倒逼机制逼出这些企业必须对多年来形成的生产经营的方向、结构方式、增长方式、发展方式进行调整。

 

  李君如:我一直这样讲,人就是很怪,每天爬楼梯就是不知道它有几级,那一天你在上楼梯或下楼梯时摔了一跤,就会记住这个楼梯有几级。人就是这样,到处找真理但到了真理门口还不知道真理在哪里。如果犯了错误摔了觔斗以后,就知道真理大门就等你开着。这是人认识问题中有意思的现象,在治国理政中也是这样,往往在胜利条件下按规律办事难以做到,但在困难的条件下,才能找到按规律办事的正确的方向。

 

  李君如:金融危机给中国出了一个很好的题目,无论哪个产业、哪个行业、哪个企业要走出来,你不可能再回到老路,必须要走新路,现在提倡忧患意识,并不是悲观的情绪,而是要动脑筋解决问题。西方老在讲中国哪里出问题了,但看不出中国潜在的东西是什么。西方人研究中国,不懂我们这一套。

 

  李君如:实践证明,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问题。中国既有大的原则,更重要又能不断从实际出发,研究面临的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而且搞了很多试验,譬如深圳特区。试验成功就总结,试验不成功再改。中国的政策不是中央集权领导拍脑门,大部分是从下面的实践中总结提炼的。总体来讲政治体制比较灵活,搞成功了就总结推广,搞不成功就调整。

 

  记者:您如何看待美国重返亚太?

  李君如:美国高调宣布战略东移重返亚太,实际上美国从来没有离开过亚太,其军事力量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美高调宣布是有其扩张考虑,有竞选考虑,也有战略考虑。同时在我们周边也制造了很多事端,这种格局的变动,外部环境的变动,给我们提出很大的考验。

 

  李君如:美国能否重返亚太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两个问题拖住后腿,一是伊朗、中东的问题,二是欧洲有其长期经营的利益所在,都不要了可能吗?没有这么简单。所以美国自己也说,重返亚太并不是要放弃欧洲,并不是不管中东。美国把手伸得这么长,要集中对付中国,没有这么简单,并非像有些媒体所说的要对中国形成U型、C型包围圈,至少没这么简单。

 

  李君如:如果从另一方面想想,美国重返亚太也有其需要。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二战之后,美国的经济重心主要在东部,重化工业基地主要在东海岸,市场面向欧洲,还要对付苏联、西欧与其竞争,安全的重点也就在欧洲。所以大西洋两岸是美国政治和经济的重点。克林顿后期和小布什前期都提出中国是战略对手,很深刻原因的是新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科技产业、三藩市硅谷起来之后,美国的经济中心由东部转到西部,面向的大市场是亚太地区,中国这几年科技产业发展很快,无论是手机,还是电脑,都是从美国西部过来的,整个亚太是新兴经济的市场,他巩固亚太有经济的需求。

 

  李君如:所以,战略东移、重返亚太不光是军事问题,政治、军事都是为经济服务的,经济和利益才是根本的东西。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战略东移的话,实际上要巩固亚太的市场,对中国来讲并不完全是坏事。中国经济在这个过程之间,要借重美国的市场、东南亚的市场。美国的经济发展要借助中国的市场、东亚的市场。这恰恰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联系相互借重的格局。在我看来,全球经济有挑战但也是机遇,美国重返亚洲对中国是考验也提供进一步参与全球化的极好的机会。

李君如,被誉为“中共理论权威”,多次参与中共政治报告的起草和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以其思想理论建树闻名海内外。历任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2009年4月当选中央直属机关侨联主席。最能代表思想和观点的著作、论文:毛泽东研究“三部曲”──《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著作),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1993、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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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后,我觉得政治体制改革一个重点就是说要加快财政民主化的进程,加强对财政预算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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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到现在33年了,取得了很大成就,也积累了很多问题。现在怎样继往开来,开拓一个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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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干部以权为本、以钱为本,脱离群众,直接导致了贪污腐败、权钱交易,忽视老百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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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求效率繁荣发展局面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不能减弱对改革的责任和对全民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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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监督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这几年来落马的官员一半以上是群众监督的结果,特别是网络监督,让贪官心惊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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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  辑:高  原 郭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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