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监督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这一块是在五大监督体系中发挥得最好的,这几年来落马的官员一半以上是群众监督的结果,特别是这几年的网络监督,让贪官心惊肉跳。
我们中国的反腐败、大陆的反腐败,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有着本质的区别,“党管干部”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的组织路线、组织原则,所以干部出了问题就必须由党来管,这跟多党制国家不一样。
最近网民揪出了几个“房叔”、“表叔”,一个打火机、一根烟、一个领带、一个挎包都会引起民众的关注,“一追查一个准”。“表叔”在事故现场笑一笑,就被关注了,是贪官总会露馅的。
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曾经在市委机关旁边立了一个石碑,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廉政是一种大智慧”,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是有所考虑的。但是很可惜,他突破了底线。
我对执政党的期待有三条:第一是为人民谋利,第二是廉洁自律,第三是执政要有智慧。现在社会上有一些失望情绪,但要看整体发展趋势“一个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党垮不了”。


 

反腐败体系建立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的反腐败是一种党内自清行为,“党管干部”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的组织路线、组织原则,所以干部出了问题就必须由党来管,这跟多党制国家不一样。
您如何评价薄熙来案?近年来的反腐工作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曾经在市委机关旁边立了一个石碑,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廉政是一种大智慧”,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是有所考虑的。但是很可惜,他突破了底线。
您希望这个执政党治理出怎样一个国家?
我对执政党的期待有三条:第一是为人民谋利,第二是廉洁自律,第三是执政要有智慧。现在社会上有一些失望情绪,但要看整体发展趋势,“一个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党垮不了”。

  记者:十八大在反腐方面是否会有一些新提法、新变化?
 

  林喆:党的工作是有延续性的。在十八大和今后的一段时间,反腐工作还将继续强调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强调加强党内民主,发挥党内监督作用;第二,重申锦涛同志 “纯洁党的队伍”的相关论述,继续强调要关心我们身边的腐败,强调顶层设计,我们和腐败的斗争是长期的,道路是漫长的,任务是艰巨的。这都是这段时间反复强调的内容。会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管好身边的人,管好家人,对于领导干部亲属、配偶和子女出国留学、定居要汇报,要加强重大事项汇报。         
 

  如果说要有新内容,我认为,如果特别提出的话就是党内民主问题。另外也可能会强调我们要建成反腐败体系。
 

  记者:反腐败体系建立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国家的反腐败法为什么迟迟不能出台?症结在哪里?
 

  林喆:我们曾制定过反腐败体系的建成时间表,规划时间就是2012年,但是今年还没有建成。提出“反腐败体系”以后,相关部门曾征询我的意见,要我谈一下反腐败体系建成的标志是什么。我认为反腐败法的出台是反腐败体系建成的标志,这是我当时说的话。
 

  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出台反腐败法的构想,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出台,反腐败法出不了台,反腐败体系就建成不了,这就成了一个死结。我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反腐败法一旦出台,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执法主体的问题。反腐败法,它是一个法规、一部法律,执法主体当然是高院高检,那么中纪委摆在什么地方?
 

  我们中国的反腐败、大陆的反腐败,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的反腐败是一种党内自清行为,“党管干部”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的组织路线、组织原则,所以干部出了问题就必须由党来管,这跟多党制国家不一样。所以在整个的反腐败的斗争中,中纪委的地位最高。这些年来的反腐败,都在中纪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事实证明它行之有效。如果《反腐败法》出来,最高的权力机关就应该是司法机关,而不是中纪委,这样就有可能架空中纪委。
 

  那么怎么办?我想到了一个解套的办法,我建议尽快建立出台两个规范性文件,一个文件叫做“国家公职人员行为道德典”,把这些年来中纪委和党内规定的一系列法规汇笼起来,提升到国家道德规范的高度上来,至少要包括这样七大党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关于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四条规定”的实施和处理意见》,《关于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办法》,还有《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
 

  此外,把这些年来颁布的法规或者司法解释汇编成册,制订一个“国家公职人员腐败行为惩治条例”,比如像不明财产罪、非国家公职人员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都要纳入到这个条例中来。
 

  实际上,这些想法是我受到美国的启发,在美国既有道德典,又有法规、法律条例。如果借鉴了这样的做法,相当于道德典加上这个司法解释的汇编也能起到一个《反腐败法》的作用,再加上我们有现成的五大监督体系,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中国的反腐败体系已经建立了。
 

  记者:您提到的五大监督体系是什么?它们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林喆:我们现有五大监督体系,第一是党内监督。党内监督的主体是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党委会和普通党员;第二是党外监督体系,主体是民主党派和政协。第三是法律监督体系。法律监督的主体是人大和司法机关,司法机关主要是两块:一个是法院,一个是检察院。司法监督这几年发挥的还好,它主要是在对腐败犯罪的惩治上发挥作用,并且颁布了一些司法解释,起到了立法的作用。第四是媒体监督。媒体监督的主体就是报刊杂志、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媒体监督发挥得很好,这些年来,媒体以它们敏锐的眼光揭露腐败、追查腐败并且宣传中共中央的声音、政策和法规。但问题是媒体监督这一块,我们需要一部法规,确立和保护媒体监督的合法性,给予媒体监督的权力,保护媒体记者的权力和他们的人身安全。
 

  第五大监督体系是群众监督。群众监督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这一块是在五大监督体系中发挥得最好的,这几年来落马的官员一半以上是群众监督的结果,特别是这几年的网络监督,让贪官心惊肉跳。
 

  最近网民揪出了几个“房叔”、“表叔”,很多记者采访我问到这个问题。中组部已经几次要求官员注意他们的公众形象和社会形象。一个打火机、一根烟、一个领带、一个挎包都会引起民众的关注,“一追查一个准”。“表叔”在事故现场笑一笑,就被关注了,是贪官总会露馅的。
 

  但是网络监督是双刃剑,用得不好杀伤力也大,我不赞成“人肉搜索”,因为“人肉”追查的前提就是“有罪推定”。我们在刑法上是反对有罪推定的。此外,它容易打草惊蛇,本来这个官员可能会有更深的问题,这么一追查把水搅浑了,他如惊弓之鸟,该藏起来的藏,该烧掉的烧掉了,反而不利于深入追查。还有,人肉搜索”很容易伤及无辜。所以网络监督或者其他群众监督形式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教会群众自律和依法反腐。
 

  记者:尽管依靠网络和民众的力量揪出了“房叔”、“表叔”,但是网络反腐有很多偶然性,我们在制度建设上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林喆:我们现在管理干部的制度很多,只有两个制度是能让干部每年认真对待的,一是收入申报制度,依据的是1995年颁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严格意义上的财产申报制度是没有的,只有官员收入申报。第二项制度就是一年一度的年终考核制度。但是这么多年来,这两项制度从来没有发现过问题。几百万的官员落马没有一个是因为这两项制度发现而落网的。发现不了问题的制度一定存在着重大的弊端。这两项制度不仅发现不了贪官,而且年年都在证明贪官是廉洁的官员。
 

  那么这两项制度的漏洞在哪里呢?它们缺少了一个关键环节——公示。收入申报不公示,所以谎报、漏报、瞒报成风,年年如此。年度考核也是这样,考核之后要给各级官员投票,票不公开。所以它也起不到震慑作用。慢慢地官员对这两项制度都不怕了,能够蒙混过关。
 

  前段时间,我写了一篇文章《增加几个环节,完善预防腐败的两项关键制度》。收入申报,我们要增加几个环节:第一是审核环节。谁来审核?由纪律检查委员会、单位的财务部门、银行部门和群众代表组成一个审核组。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官员填好表,组织部收走,往柜子里一放就再无人问津了。现在不行,填好表以后要有专门的审核小组来审核。如果你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但是你每年申报的收入就只有5万、6万,那就要查清楚给孩子国外读书的钱是哪来的?
 

  第二个环节,审核以后要公示,现在国内有很多地方都实行了收入申报,各地有各种各样的做法,有的是半公开,有的是全公开,有的是上面不公开下面公开等等。我的意见是:同级公示。科级干部在科级干部内公示,处级干部在处级干部内公示,人大任命的官员在人大内部公示,领导班子成员在领导班子内公示,政治局成员在政治局或者在党代会上公示。
 

  同级公示有一个好处:同级的人收入都差不多,腐败机会也差不多,容易发现问题。第二是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同级之间有竞争,有问题会被告发。所以同级公示这个办法非常好,能够把负面效应降到最低。
 

  第三个环节,惩治环节。对于在审查中或者被举报发现瞒报、漏报、慌报的情况,要动用党规进行惩治。
 

  第四个环节是登记环节,应该给每个党员干部建立一个诚信档案,对他每年在申报中的表现记录在案,以供任免干部时参考。
 

  这五个环节一旦建立,我们就能建立起和西方国家公务员财产申报一样的好的制度。
 

  年终考核也要增加几个环节,最重要的是质询环节。
 

  2009年,我被请去湛江参加一个领导干部公开述职述廉的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作专家点评。我就问一个市委书记,某某书记,你刚才谈得很好,你不仅谈到了经济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而且还谈到了重视文化事业,这是科学发展观。但是你提到去年动迁了一个村庄,请问你在动迁之前听证过没有?他顿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后来当场打分,这个书记成为唯一没有通过的一个。一问一答的质询过程中,特别容易发现问题。
 

  记者:您如何评价薄熙来案?近年来的反腐工作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林喆: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曾经在市委机关旁边立了一个石碑,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廉政是一种大智慧”,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是有所考虑的。但是很可惜,他突破了底线。
 

  现在官员把子女送到国外的有很多,我的意见是官员如果没有能力把孩子送到英国、美国这些国家去读书,就不要硬送出去,国内大学也很多。很多高级官员都是栽倒在自己子女和家人的手里,当然这也跟他们自己意志薄弱有关。
 

  另一个启示是:官员一定要和商人保持一段距离。商人是有所图的,你没有权力他不会走近你。今天给你洗足,明天给你洗桑拿浴,后来请你吃饭,大后天他就会把要求提出来,接受不接受呢?所以要对他们保持高度的警惕。
 

  我们中国的反腐败工作,从2006年到2008年有四大特点: 第一,贪腐级别越来越高;第二,贪腐的数值越来越大;第三,群蛀现象严重;第四,包二奶现象不绝。
 

  到了2009年腐败出现“落势化”现象。也就是从高级别跌落到低级别。出现了大量的“蚁贪”,此外沿海地区的腐败胜于内地。这些地方经济高速发展,腐败也滋生得厉害。
 

  从2010年到现在,特别是今年,腐败再一次出现新的迹象,主要表现为腐败开始制度化。主要发生在高校和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一些贪官把自己的利益隐藏在制度中,制度的实现过程变成了贪腐的过程。
 

  记者:您如何评价这些年反腐工作的总体表现?为什么现在民众的感受是“越反越贪,越反越腐”?
 

  林喆:这一届领导班子,反腐败的力度比以往大得多。我接触到很多中纪委的办案人员,很有水平并且正气凛然,看到他们就会觉得中国的反腐败是有希望的。上级的决心非常大,中纪委的决心也非常大,阻力当然也很大。
 

  最大的阻力就在于反腐败进入深水区。一层意思是随着我们反腐败力度加大很多藏在深水区的贪官藏不住了,浮出了水面;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在深水中的贪腐分子不甘心被挖出来,他们会进行殊死斗争,所以看起来腐败层出不穷,并且出现“个性化”的腐败现象。这说明我们的反腐败工作更加困难和复杂了。
 

  记者:香港虽然是一个弹丸之地,但是它在很多方面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你认为在体制和机制方面,香港能够给内地怎样的一个借鉴呢?
 

  林喆:借鉴的东西很多。香港廉政公署的最大优点是反腐败的权力高度集中,可以直接处理个案,它制度严密,人员素质很高。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港府坚决支持廉政公署的工作,这种高度信任和支持也是它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建议两地,大陆和香港廉政公署要经常开会交流经验。  
 

  记者:作为党内精英,您如何看待中共在过去这十年的变与不变?您希望这个执政党治理出怎样一个国家?
 

  林喆:这十年当中最大的收获是执政党逐渐搞明白要“以民为本”,中共中央现在对下层百姓的疾苦和民生问题越来越关注。其二,越来越重视知识分子在国家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其三,学会了怎样在国际社会中处理外部事务,理性地解决外交问题。其四,越来越重视法律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再者,非常关注民众的声音,更注重集中民众的智慧。保持不变的则是强调传统,强调文化建设,还有强调保持共产党队伍的纯洁性,这都是一直在强调的,几十年没变。
 

  我对执政党的期待有三条:第一是为人民谋利,第二是廉洁自律,第三是执政要有智慧。现在社会上有一些失望情绪,但是我从来也不失望,要抓住本质的东西,要看整体发展趋势,我的一个老师曾说过:“一个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党垮不了”。

林喆,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哲学博士)。现为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理论法学专业人权法、法文化方向博士生导师。另外,担任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政治学、法学)评估专家,北京大学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基础理论研究会会长;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民主与法制》社办报办刊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等,重庆高院智库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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