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提出“以人为本”作用非常大呢?就是很多干部不是以人为本了,以权为本、以钱为本,脱离群众,直接导致了贪污腐败、权钱交易,忽视老百姓的利益,给党的形象和工作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
1982年十二大,一切都逐渐步入正轨,整个社会人民群众的心情也平和了,胡耀邦是党的总书记。确定的发扬民主、遵守法制、发展经济等方针,把这些全党、全民的意志全都体现出来了。
科学发展观内涵是相当大,但它不空,有很实在的内容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不再单纯强调发展速度,而是追求发展的质量,强调调整结构,调整要协调发展,还要跟世界各国进行广泛的交流。
这一届中央在协调两岸关系上,做的还是实实在在的,也很有灵活性。这些年来台湾内部也有了一些变化,主张台独人士在开始重新思索,连民进党内部都是有分歧的,看到了大陆的影响。
希望有好的东西能够继承下来,还要继续开拓前进。不断地加强党的建设,扩大政治民主,不断地改革体制,包括改革领导体制,按照科学发展观持续地、协调地、均衡地发展经济。






您如何评价十六大以来这十年的发展过程?
现在科学发展观,不再单纯强调发展速度,而是追求发展的质量,强调调整结构,要开放,要眼观世界,要跟世界各国进行广泛的交流,所以我们的步子迈得非常活。
您长期从事两岸关系问题的研究,您如何评价十年来中央对台工作的成绩?
我们两个条件在往好的方面发展:一个是民主改革,民主的进程的稳步地前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加强两岸的经济融合,这对台湾民众有利,对世界各国有利。
十年来的香港工作有哪些亮点?
不仅是粤港澳,内地整体与香港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中央不断出台惠港措施,CEPA实施的也很顺利,赴港自由行给香港带来了大量客源和消费。

  大公网:张老师,首先请您结合个人经历回顾一下中共历次党代会的情况。
 

  张同新:我有印象以来的第一次党的重要会议是1949年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就是解放战争时期在西柏坡举行的。当时虽然我的岁数也不大,但因为我们那儿东北黑龙江解放的早,当时我作为学生会的干部,从普遍的宣传中还是知道一点。接着就是八大,是1956年的时候,这是建国后第一次举行党代会,跟1945年的七大隔了十一年,制定了建国初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接着我印象深的是九大,在文革期间,因为它很特别。那个时候正好工宣队也进校了,我们开了几次座谈会,就设不设国家主席征求意见,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参加过两次。第二是看到就是很多被批判、要打倒的老同志上了中央委员名单了,这个我们看了以后感到兴奋,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平反,只是一种调和、平衡。第三个印象,一些工农分子进了中央委员会了,像陈永贵、吴桂贤、王洪文等。第四个,周总理所讲的话,我们听了感到很不舒服,另外也感到他的确是无可奈何。他讲什么呢?“林彪同志是八一南昌起义的代表”,而他完全没有提自己对八一起义的贡献,他是这是违心的话,形势所迫,说的违心的话。那年我记得我们组成九大宣传对到香山后边,就是从碧云寺那儿翻过去的一个村子挂甲屯,当地老乡叫“挂点儿”,一个小山窝子,我估计那个村现在可能全迁出去了,挺漂亮的,整个一个山沟,全是梨树。九大是春天开的,我们去的时候正好九大开完了以后梨花盛开的时候,在那儿去向老乡宣讲。
 

  十大后来也是文革期间的。十大之后,毛主席去世前选定华国锋当党的主席,虽然那时候“四人帮”还在,但是主席没有给王洪文,给了华国锋了,他是最高领袖,所以后来处理四人帮他就师出有名,比较主动了。十一大是文革之后开的第一次党代会,跟十大隔了四年,理论上没有什么建树,因为他是文革思想的延续,无论从理论上和班子上还有一些文革的遗留。到了1978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1982年十二大,一切都逐渐步入正轨了,整个社会人民群众的心情也平和了,胡耀邦是党的总书记。十二大确定的发扬民主、遵守法制、发展经济等方针,把这些全党、全民的意志全都体现出来了。
 

  另外,从十二大开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是按时召开,每五年一次,一直坚持到现在。从十二大到十三大,党的领导人的离退退休制度也逐步建立并执行起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段时间,中央领导年龄都比较大,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刚刚经过了文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候岁数也七十大几了,但那个时候党和国家的工作需要他们来掌舵。到十四大,中顾委撤销了,党的干部退休制度更加规范。到了十六大,第一次实现了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和平交接,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大公网:您如何评价十六大以来这十年的发展过程?
 

  张同新:十六大以来,这两届中央领导班子做了很多探索和创新,总结出来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内涵是相当大,但它不空,有很实在的内容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纠正了在发展当中的产生的矛盾和问题。社会发展是没有止境的,所以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没有止境的,所以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就是要求我们不断地在实践当中深化掌握发展规律、认识发展规律,那么作为一个执政党能够及时地调整政策,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还有一点就是要稳步发展。建国几十年来的经验总结,就是不能忽视基本国情和时代特点,不能盲目求快。现在科学发展观,不再单纯强调发展速度,而是追求发展的质量,强调调整结构,调整要协调发展,这个协调不仅是产业内部,而且工、农业要协调,中东西部要协调,落后地区跟发达地区要协调,汉族地区要跟少数民族地区协调,而且我们发展的时候不能闭着门发展,要开放,要眼观世界,要跟世界各国进行广泛的交流,所以我们的步子迈得非常活。
 

  中国在世界上“没敌国,有对手”。美国跟中国也不是敌国,我们是竞争对手,在某一方面美国可能对我们敌视,但是不会公开跟我们为敌,因为这对美国发展也没有好处。胡锦涛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思想,这也是中国外交政策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世界的贡献。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强大的举足轻重的大国,不称霸,不搞霸权,而是需求世界和平,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我感觉这两届的中央做了非常多的实事,给我感觉最深的,就是特别强调“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为什么现在提出“以人为本”作用非常大呢?就是很多干部不是以人为本了,以权为本、以钱为本,脱离群众,直接导致了贪污腐败、权钱交易,忽视老百姓的利益,给党的形象和工作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所以提出“以人为本”确确实实是对症下药。他成为衡量党政机关干部工作的一个标准,是一种约束力。很多政策是否合适,是否需要调整,现在都要按照“以人为本”来衡量。按照这个标准,这十年来中央对改善民生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很多改革,医改、房改、教育改革,尽管阻力很大、难度很大,但切切实实在稳步推进,并且显现出了实效。还有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种地种粮每亩地还给补贴,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赢得了农民的拥护和支持,所以我们国家粮食产量连续八连增,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再者,从干部作风上看,虽然还有很多的改进,但是很多中央领导人的亲民作风也是赢得了民心,感动了很多人。我听到有一句话感到非常不公,有人说“温家宝总会作秀,吟诗流泪到处跑”,我想说,吟诗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这有什么不对?在那种民众受痛苦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赶到一线,他流泪,是他的真情流露呀?他作为国务院总理,是中国政府的大管家,他到处去考察工作,有什么错呀?如果这是作秀的话,那应当鼓励所有的干部都去作秀好了。
 

  当然中国现在很有很多头疼的问题,每走一步都是非常艰难的,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要面对的问题都很多。邓小平说过,这100年我们都是过渡时期。我认为邓小片理论也是起码要管100年。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理论的延续发展,都要很好地坚持。
 

  现在干群关系仍然很紧张,但是干部培养、干部队伍教育、干部监督以及提拔、选任这些制度都在逐步地完善。还有整个反腐倡廉的措施,动了一些真格的,查处了薄熙来、刘志军等一批腐败分子。党的队伍建设有很大的改善。一个党的理论和决策正确了,党的干部队伍能够再跟上发展的话,就是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加强了。
 

  大公网:您长期从事两岸关系问题的研究,您如何评价十年来中央对台工作的成绩?
 

  张同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陆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两岸一定要统一,台湾不能从中国分裂出去。这样,在政策上就把台湾当局作为了一个敌对势力。在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这个理论以来,打开僵局以来,但是这个钥匙我们始终没有掌握。比如说提出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但究竟怎样“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不明确,因此工作就做不到台湾民众心里去,反而台独势力在那儿越闹是越猖獗。
 

  这十年来,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是非常大的。一是党中央对台工作部门真正是倾听了很多台胞的意见,采纳了很多建议。原来我们对南台湾做工作不够,现在购买当地的水果、农产品,渔业方面也有合作。大陆赴台游的游客也不断增多。两岸的民间交流越来越广泛。台湾同胞对大陆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客观。尽管敌意还没有完全消除,但是共识毕竟是越来越多了。台湾赞成两岸统一的是少数,主张台湾独立的人比例也在缩小,也是少数,大多数都是中间力量,主张是维持现状。有外国记者问我,这是不是将来有一种自然独立的危险?我说不是,我说这“两头小、中间大”是一种好现象。随着我们政策的宽松,两岸同胞在交流当中真正感到两岸同胞是一家了,它这个中间的部分就会往赞成统一的方面倾斜。当然,统一方式什么的可以讨论。
 

  这十年来的对台工作,一件大事就是2005年3月全国两会《反分裂国家法》的制订。中央做出这个决定那是很勇敢的。当时世界各国都不理解,都以为这是加强、加深了两岸矛盾的法,增加了战争的危险。《反分裂国家法》通过的当天,有很多外国记者来采访我,我说这是和平的法律,我说这个法律它没有提两岸统一的时间表,它是说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要和平发展,共同反对台独,只有台独是我们的敌人。因为台独是两岸不和平的根本原因,只要两岸都赞成一中,而且和平发展,那么这两岸之间就会和平相处。而两岸的和平相处,海峡两岸的和平就有利于亚洲的和平,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因此,这是一部和平的法律。从2005年到现在,两岸之间一片祥和。连战访问大陆,开启破冰之旅,两岸之间政治上接触越来越多了,赞成“一中”的政党开始交流了,台湾政界到大陆来访问的越来越频繁。
 

  这一届中央在协调两岸关系上,做的还是实实在在的,也很有灵活性。现在我们不跟主张台独的政党以政党名义打交道,但是对于他们的成员我们从来没有拒绝过,民进党很多人都来过。前不久民进党谢长廷又来了,虽然他是以个人名义,但是他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我感觉这些年来台湾内部也有了一些变化,最大的就是主张台独人士在开始重新思索,连民进党内部都是有分歧的,当然它现在还不是本质上的分歧,总之是看到了大陆的影响。
 

  所以我们从这儿看,这十来年来,我们真正是把“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这项工作落到了实处。如果这个势头继续下去,不要着急,两岸关系发展会越来越好。我们两个条件在往好的方面发展:一个是民主改革,民主的进程的稳步地前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加强两岸的经济融合,这对台湾民众有利,对世界各国有利。
 

  大公网:十年来的香港工作有哪些亮点?
 

  张同新:香港这个地方比较特殊,可以说它既是世界的精英荟萃之地,又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因为它又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地方。这十年来,按照基本法,中央在循序渐进地推进香港的民主进程。从这两届的选举过程当中,不断扩大民主的范围。目的都是要真正地实现港人治港,让香港享有高度自治。还有港珠澳大桥的修建等涉及香港发展的重大项目,都十分注意倾听香港民众的意见,现在粤港澳经济上趋向一体化。不仅是粤港澳,内地整体与香港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中央不断出台惠港措施,CEPA实施的也很顺利,赴港自由行给香港带来了大量客源和消费。不仅发挥了“一国两制”的优势,也发挥了香港的特长。
 

  大公网:您对十八大有什么寄语?
 

  张同新:我对十八大的一个希望,就是有好的东西能够继承下来,还要继续开拓前进。因为我们要走的路长,遇到的困难还会更多,现在没有解决的问题还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多了,但是要相信党。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不断地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地扩大政治民主,不断地改革体制,包括改革领导体制,按照科学发展观持续地、协调地、均衡地发展经济,多给老百姓办点实事,这就满足了。

张同新,1937年2月生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先后被聘为“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 理事、“全国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会”理事、“北京市统一战线研究会”常务理事。苏州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兼职教授、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台湾研究所顾问、北京市涉台教育讲师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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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后,我觉得政治体制改革一个重点就是说要加快财政民主化的进程,加强对财政预算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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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到现在33年了,取得了很大成就,也积累了很多问题。现在怎样继往开来,开拓一个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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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求效率繁荣发展局面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不能减弱对改革的责任和对全民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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