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习近平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以近万字来缅怀邓小平的一生,这是“双平”以中共和国家的名义在当下的交汇,但我愿意相信二者在个人理念和心灵上有更多交汇点,在许多重要的节点上前者的过往行为一直在砥砺后者。本文用八个关键字串联起二者的治国理念,用历史照映现实,以现实展望未来,疑今者,察之古。[评论]

大公网评论员马俊茂

基辛格定律显示,世界范围内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中国古代史中也有一个相对的规律,每隔三百年左右便会完成一次朝代的轮替;思维跳跃至中共建政后的内地,隔三十年出现一个强人似乎也成了一条政治定律。

1949、1978、2012三个时间节点,三个分水岭,将中国当代史划归成三段承变相济的历史片段,每一段时间轴背后总有一个强人主导着芸芸苍生的命运。这期间曾经上演了太多的悲喜剧,有斗争有牺牲,有饥饿有亢奋,有绝望也有希望。但历史的车轮最终回归正位,虽非人尽皆喜,然未来可期。

一个“平”字将后两个历史片段的主导者串在了一起,当然这是外在的偶然,内里却是由二人强烈的担当意识和理念与行动的统一前后衔接。

邓小平一路铲暗礁过险滩,拨正了中国巨轮的航线,习近平布巨阵拢民心,乘风破浪济沧海。

习近平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以近万字来缅怀邓小平的一生,这是“双平”以中共和国家的名义在当下的交汇,但我愿意相信二者在个人理念和心灵上有更多交汇点,在许多重要的节点上前者的过往行为一直在砥砺后者。本文用八个关键字串联起二者的治国理念,用历史照映现实,以现实展望未来,疑今者,察之古。


大陆学者萧功秦将邓小平定义为中国新权威主义的1.0版,而习近平则是2.0版本,而又将新权威主义者称之为铁腕改革派,这在内地的学术圈和舆论场中引起了颇多共鸣。所谓铁腕必须要用强权,而中共最高决策层是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设计,九龙治水,核心决策的最后出口务必是政治局常委会。这导致了在“常人政治”时代的决策效率会相对较低,尤其在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改革面前。

“双平”在一定意义上克服了这种制度上的掣肘,将权力自下而上集中起来再反辐射。邓小平的合法性来自于“三起三落”的革命、建设经历,而习近平在传承革命、建设及改革遗产的同时,将自己的道德权威和“小组治国”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

“双平”在“强”字上的体现主要在如下几个维度。

其一强改革

邓小平在“第三起”之后,已经看清了建国前三十年起起伏伏的各种弊端,尤其是十年动乱造成的全方位损失。痛下决心排除各种艰难险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扭转了局面,开启了全面的改革开放政策。彼时,在中国的政治场域中还暗中涌动着各种胶着的反对势力,尤其是左的保守势力还存有余威,将改革污名化的举动和舆论屡有显现。邓小平说服老人,启用更多有改革精神的年轻人,强力推进。自1983年起全国GDP以两位数的增速强势崛起,但八十年代末期的政治风波之后极左回潮,改革有止步不前的趋势。88岁高龄的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再次出山,借南巡的机会放话,谁不改革谁下台,力挽狂澜,在最后的时机扶了第三代领导集体一马,改革也由此强势推进。

习近平在改革上的强势主要体现在设立两个改革小组,一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另一个是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身兼两小组组长,统筹经济、文化、社会、法制、党建、纪检以及军队等全方位改革,至今,深改组已召开四次会议,在习近平的强力督导下,已出台多个领域的改革指导意见。

其二强人事

经过十年动乱,邓小平更加看重组织内人的因素,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岗位上,各种政策的执行将会大打折扣。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着重提拔和培养两类人才,一是具有改革精神的人,二是部署未来,大力培养年轻人。邓小平曾言,要大胆提拔,让年轻人干,不敢接受年轻人是胆子太小。因为他在人事方面的强力布局,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改革的局面。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及一大批高级干部都是邓小平一手提拔并着力培养起来的。

习近平在用人方面更是“举贤不避亲”,强者自信,自十八后,一大批来自上海、浙江及福建等东南沿海的高级干部奉调入京,这些人此前都与习近平有或多或少的工作交集,与邓小平文革后启动有改革精神的年轻人一样,习近平启用的这些人才,长期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无疑也同样具备了一定的改革精神。

其三强治军

邓小平一生戎马倥偬,毛泽东评价他为“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双料人才,自革命之始便与军队须臾不可分离,所以,他更清楚如何掌军如何治军。文革后的共产党基本上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初步转变,身为军队最高统帅的邓小平对如何治军也有了自己的认知和实际行动。1985年由其主导裁军百万,走精兵路线,力主武器装备的更新升级,将国防现代化向前迈进一步。

习近平有别于前任,在接过总书记一职的同时也接掌了军权。上任二十天后赴二炮视察,一年时间里足迹遍布七大军区。十八大后至2014年建军节大面积调整军队将领,增加军费加强研发,整治军风,抓军贪,尤其以拿下徐才厚为契机,进一步树立了军威。

其四强反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推进,各种利益集团和权力寻租的现象也逐渐显现,邓小平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问题。早在1982年时就提出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词“老虎”“大老虎”,后来更有多条关于反腐的言论被传颂,“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越是高级干部,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等。县委书记索贿被枪毙,建国后首次判两高干子弟死刑(陈小蒙,原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之子;胡晓阳,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之子)等举措曾令外媒刮目相看。

“习式反腐”更是当下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自十八大之后有四十多名省部级及以上的高级干部被拉下马,“小老虎”“苍蝇”更是不计其数,最为超出预期的是周永康和徐才厚的接连被查。这种力度在中共的治贪史上都是鲜见的,而且还在持续不断地深入,与制度建设配合,由指标转入治本。

其五强外交

一提到邓小平的外交政策,大家首先想到的便是“韬光养晦”,但是这种策略是在初始强硬的基础上转变而来的。在中苏交恶的大背景下,中越关系逐渐降入冰点,1978年底中共已决定发起惩越作战。翌年,中美建交,邓小平随即访美,在回国途经日本时,邓小平言称,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为了惩罚侵略者,冒危险也要采取行动,最后在2月中旬解放军果断对越南施以惩罚性打击。

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邓小平如是谈国家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这是一种强硬的宣誓,在外交层面不可能长久地韬光。

习近平的外交策略更是强硬有加,随着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由韬光养晦转变成了有限进取,尤其是在东海与日本,在南海与越南菲律宾等有争议海域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这种强硬背后更是剑指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而在西北方则积极争取中亚和俄罗斯的支持。习近平在今年3月出访法国时的一段论述意味深长: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和平是前提,但核心是这头狮子已经醒了。

强权是手段,破题维新是目的。

“双平”的改革破题皆发轫于一场有历史意义的会议,邓小平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时代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时隔35年,不同的背景,同样的方式,确定了变化的路径。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阶级斗争的混乱无序,开启了经济建设的大幕,自此,经济除了在非正常状况下的波动,总体上持续强劲发展,这种速度远远超出了民众的想象力,真切地体现到了百姓生活方式的变化上。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太多不随民愿的现实状况,国企的利益集团化,行政人员的官僚化,民众财富的两极分化和腐败高发态势,这些都是传到习近平手里需破解的难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接续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意愿,继续深化改革,化解上述问题。是次会议上开出了一个改革大单,总共设计15个领域的60项具体改革,聚焦五大体制改革。会后即有成效,存在了56年的劳教制度应声终结,未来更多困扰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无疑将会被一一铲除。

邓小平最后一次出现在上海是1994年,他到了一酒店43层看上海夜景,当时颇有感触地说“上海变了”,早在1990年,邓小平提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意见,要求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并指示由李鹏亲抓此事。这是一个具体的缩影,放大了就是整个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整体变化,邓小平那句“上海变了”可以替换成“中国变了”。而更早前由深圳扩展而来的特区经济更进一步加固了对外开放的格局,城市面貌和基础建设的变化甚至快过了影像记录的速度。

习近平时代的变化更升层级,已并非是形而下的物质层面,而是公民的幸福感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上任伊始就强力整治官场作风,八项规定、反四风为官员套上了紧箍咒,当初甚至有些存有侥幸心理的官员认为这又是一阵风,过去就过去了,但未曾想,这次来了真的。这种治吏背后也是有实实在在的变化,官场作风至少比此前风清气正,底层的百姓都有所感知。

官风、军风、文风、会风、民风皆有所变。偌大的中国,这种变化背后的阻力没有强人强权的推动,将会被各种僵化的利益堡垒束住手脚。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这种变化发生之后,民众的期许或许在于用良性制度来加固,这或是习近平未来所要着力所在。

邓小平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以“实”字来诠释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习近平在讲话中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要求不好大喜功、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架子。

所谓“实”者亦即言行合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在中共的执政传统中被称为一个革命和建设取胜的重要法宝。实事求是也是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写的校训,刻在了校门口的花岗岩上,所有进出此地的中共各级干部都能表面感知。

邓小平和习近平都屡屡提及“实”字的重要性,也意味着二人切中了官场作风的脉搏。形式主义从改革开放至今,似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网络和报端常常都能见到各级官员的各种花架子,这也是习近平“反四风”的现实依据。

实干兴邦,倘若能彻底扭转形式主义的官场积弊,“双平”求实的初衷便于国有幸。

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这样评价邓小平: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这是一个双重的认同,既肯定了邓小平又肯定了毛泽东。

在改革开放之后,谈论关于走什么道路,基本上绕不开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命题。根据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可以基本判断出路线的固守与变化。

邓小平与习近平都对毛泽东文革前的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对文革中的毛泽东则予以历史的批判。功绩永远是第一位的,错误是其次。

坚持对毛泽东的肯定表明了二者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高度认同,亦即对邓小平在1979年初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

邓小平同时高举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在保证政治基础的同时,扩大市场开放。

习近平反复强调“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俄罗斯提出“鞋子论”,这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和坚守。

守道有责,因为资本主义世界圈的经济困境和失序民主,在一定意义上更增加了习近平的道路自信,未来这定是不容任何挑战的底线。

邓小平在1980年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提到,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而更早前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中国法制发展的基本要求,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方针一直贯穿了整个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多年历史,被称为法制建设的指导方针。

党只管党内的纪律、不干预国家和政府的法律范围、要保证司法部门独立办案、党要依宪办事依法办事,这些都是邓小平在改革进程中屡屡提及的“法言论”。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快速推进,各种背离法律的现象逐渐增多,这在一定意义上失信于民。

时间淌过了三十多年之后,邓小平关于法的言论与习近平不谋而合。

十八大过去20天之后的12月4日,习近平参加纪念现行宪法实施三十周年大会,在是次会议上他称要保证宪法全面有效实施,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这在当时被媒体和舆论解读为观察习近平法治观的第一依据。

之后陆续推进的司法改革一一印证了媒体此前的猜测,逐渐向法治现代化过渡,这种改革也接续了邓小平的法治观。

法取信于民,法还公于民,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是改革和发展必备的前提。

邓小平在1982年提出了“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论断,并系统性地提出了精简的方法和步骤。

文革结束后行政部门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邓小平称这种状况是不可能得到民众赞同的,他以不能容忍的态度强力推进了当时的“去冗行动”,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几百万人,包括上文中提到的裁军百万。

习近平的改革日程中也有更多的篇幅是留给简政提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最引人关注的变化是将市场的作用放到了决定性的角色上,这一措辞变化的背后便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包括在是次会议上提出的60项改革举措,大多都是盯紧政府之手。

同样的道理,对习近平来说,简政放权也是一场革命,只有在政府之手上做了减法,在市场和社会层面才有加法。

机构的臃肿和权力的冗余既严重阻碍了行政效率,又是滋生腐败的制度漏洞。

1978年10月邓小平出访日本,在日期间,邓小平见识了“日本速度”,坐了新干线,参观了现代化的工厂,这次访日之旅给他强烈的震撼,将学师的急切心态表露无遗。

在之后的一次讲话中他形象地描述了科技的力量,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永恒的论断是邓小平在更早的1975年提出来的,这或许跟他在前一年的美国之行和16岁时的留学经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978年6月邓小平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提到,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花多少钱都值得。由此,邓小平开启了中国近当代史上的第三次出国留学潮,这最原始的动力或许来自于对新技术的渴望。

而在距今4天前的8月18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表示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并阐述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强调要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赶超甚至引领步伐。

此前,习近平关于新技术的言论不胜枚举,甚至,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把课堂搬到中关村,在现场聆听几位IT大佬讲述新科技新知识。

形格势禁,看清了世界发展大趋势,积极而为,这种求新占道的渴望在邓小平和习近平身上如出一辙。

不倾斜、均等、安静、和好、普通,这些都是对“平”的释义。

二者这种外在的偶然性关联却能表现出同一种施政的风格——近民。

有没有忘记“小平您好”的著名标语,这是一句平凡的问候,背后似乎有一种双向的情感认同。

邓小平的前半生革命生涯需要更多时间在基层在农间,也正是在争取到了更多百姓的支持后,才在内战中胜出,甚至其协同指挥的淮海战役被称为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巨大胜利。

邓小平早年在留法期间,曾在钢铁厂和橡胶厂做过工,而且还掌握了钳工技术,一线的工作经历无疑让其拥有了一份最原始的贫民底色,这种底色或许会伴其一生。所以才有后来“脱离了群众,任何英雄也办不成事情”等群众观。

习近平虽出生高干家庭,但由于历史的各种原因,在青少年时期还是经历了不少磨难。在人生最为关键的成长期一直与梁家河的老百姓同甘共苦,甚至还有在建造沼气池时被喷粪的经历。

后来的从政经历也是从基层一级一级磨砺,这其中也少不了跟百姓打交道,这些人生的经历定会在塑造其群众观时起到无形的作用。

成为国家最高统领后,他更是以行动彰显身上的底层情怀,在庆丰包子铺,在北京的街头胡同,都有他与民同坐同行的画面。

君如舟,民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你走到了民众的心里,才不会被历史遗忘。

“双平”是一个牵强的词汇,组合起来完全是因了一个历史的偶然,如果邓希贤不改名,更无从谈起,但二人治国理念的传承与相通,相似的历史担当意识则是基于一种共同的信仰,这种共同点或在习近平未来的执政岁月中还会被逐渐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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