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广场舞与两代人的“时代病”

2014-06-16 第1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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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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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婧
广场舞,对大妈来说不仅是健身方式,更是一种归属感和怀旧体验。

广场舞,对大妈来说不仅是健身方式,更是一种归属感和怀旧体验。

    广场舞原是大妈们锻炼身体、放松心情的方式,但现在,它在行为人与他者的演绎中逐渐被“妖魔化”:大妈们越挫越勇,不断占领“新高地”;反对者们在网络上愈骂愈凶,抵制方法推陈出新且层出不穷。

    大妈们委屈加抱怨,对其不满的年轻人蔑视又无奈,这两方的“拉锯战”谁能先让步?谁能先停止?殊不知,这一切都源于两代人的“时代病”。

拿什么阻止你?中国广场舞大妈!

如今,除了社区广场,广场舞大妈“征服世界”已经不能再算作是“新闻”了。泼粪、放狗、鸣枪,即使再难以忍受大妈们的广场舞,也不该用这种“极端”方式对待长辈。我们要维护自身权益,她们亦然。

中国广场舞大妈“占领世界”

继“攻占”法国卢浮宫、美国公园之外,大妈们在国内也“上演”了火车版、地铁口版,和连《华尔街日报》都“关注”的高速路版广场舞。中国大妈广场舞的关注度如此之高,让年轻一代纷纷感叹中国大妈“好奇葩”,其“噪音公害”、不给高考生“让路”等行为,更是遭到无数口水飞沫,各种抵制方法也层出不穷:现场打弹弓、泼大粪者有之;放藏獒,开枪者亦有之。

无论物业、城管还是警察,或“激进”的抵制,似乎都无法送走“热爱舞蹈”的广场舞大妈们。网友纷纷感叹:“大妈们,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们(跳舞)了。”

好事一桩,怎变“灾难”?

据媒体报道,5月27日,澳大利亚悉尼市长到访广州“花城广场”,对“广场舞”很欣赏,表示要“引进”它丰富市民的生活。的确,一大早广场上、公园里,退休大爷大妈们成群结队打打太极、跳跳交谊,锻炼身体又怡情怡性,别人看着也赏心悦目。

但如今,广场舞似乎变成了一种流行病,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只要有广场、有空地,都少不了伴着音乐翩翩起舞大妈们的身影。大妈们跳的舞多种多样,有传统的挥舞绸缎扇子的民俗跳法,也有伴随流行歌曲和Rap起舞的舞步。而最让人头疼的,就是今天重复几次的《最炫民族风》和号称“黑压压一大片僵尸袭来”的“佳木斯舞步”,伴奏音乐声音之大,穿透力之强,完全让你听不见《新闻联播》主播在说什么,八点档连续剧也成了“默片”。

据统计,中国约有1亿人在跳广场舞,大部分是中老年退休的女性。除了强身健体,为什么如此多的大妈们钟情于高音喇叭伴奏的广场舞?又是什么引发了网络中如潮水般“一边倒”的对抗?

大妈为何钟情广场舞?

广场舞并非现代社区的必然产物。大型公开集体舞蹈的参与者从中获得了仪式感,并借此获得集体身份。所以各种“广场舞”不是仅仅是娱乐和艺术,而是组织资源和动员工具。

谁谁谁头像

忠字舞是“文革”时一种狂热地表示对毛泽东忠心、忠诚的一种集体舞蹈。游行时的忠字舞方阵动辄成百上千人,前后相连可达上万人、队伍逶迤数里,同时载歌载舞前进,有时竟持续十多里路、好几个小时。它有点类似1980年代、1990年代的中老年健身舞,动作近似广播体操,简单易学。图为1967年群众在火车站站台上大跳忠字舞。摄影/蒋少武。

从广场舞中得到归属感和集体身份

英国著名的颇为高端的《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有一篇名为《拯救中国跳舞大妈》的报道,文中说,在中国大量的人,尤其是大龄女性,在城市公共场所跳舞越来越常见。早上跟傍晚,她们开着扬声器,在公园里或者广场上练习跳舞,谈天说地,还带点炫耀的成分。

中国社会日趋老龄化,人老了之后该干什么?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大妈跳舞,除了身体锻炼之外,也在满足其他一些需要,比如归属感。老一代人多属“单位人”,在退休之后发自本能地觉得自己需要归属于一个群体,被人关注,被人需要,被人关心。在广场舞中,她们不仅兴趣相投,更重要的是结成了一个集体。

大妈为何爱“大声”? 

“震天”的音响、“通俗”的音乐、领舞响亮的口号、整齐划一的服装或道具,起舞之前挺得倍儿直的腰,大妈们从不在意别人的眼光,浑身都散发着荣誉与自感豪。舞蹈参与者从广场舞的小团体中获得了仪式感,并借此获得集体身份。

至于不顾及别人感受的高声讲话、响亮的音乐,那也是他们所经历的时代,给她们留下的后遗症——简称“时代病”。参与集体舞的大妈年纪多在50岁以上,虽然生活在城镇里,她们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整个中国仍是农业社会,或者说有强烈的农业社会生活气息。农业时代、乡村社会,那时“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联络基本靠吼”,粗声大嗓门也是自然现象。

“文革”年代,家家有广播,到处是高音喇叭,“最新指示”或通知要反复播送,大分贝的“又红又专”的歌声时时响起,哪管你是睡着了,还是生病了要静养?集体主义年代一切以集体为先,像现在“你的行为侵犯了我的利益”这种情况是绝对不会发生。

 

广场舞的“前世今生”

其实,广场舞并非现代社区的必然产物,广场舞之风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就已兴起。只是那时的广场舞为“交际舞”、“迪斯科”。1980年春天,就有一群年轻人在圆明园公开跳迪斯科。

再往前追溯,“广场舞”不仅是娱乐和艺术,而是组织资源和动员工具。1940年代陕北的“新秧歌运动”就是“广场舞”的滥觞。那时“为战争,为生产及教育服务”的秧歌“群歌竞作,弥日不绝”,这种乡间集会自发舞蹈,被变造成社会再组织的工具。1960-1970年,中国特色“广场舞”的动员意义被放大到最大极限。文革时代的中国“革命群众”们在广场上、大街上乃至乡村的禾场上跳“忠字舞”,以表现对革命及领袖的忠诚。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生长在不同时代的人群虽个体不同,但多多少少会印下属于那个时代的“烙印”,骨子里透着那个时代的气息。比如,不浪费粮食、爱管“闲事”、踏实认真、喜荣誉好面子、积极参与集体活动……即使时代变迁,新事物、新观念层出不穷,旧时的年轻人、现在的中老年人,行为处事中还会残存着她们拼搏、热血沸腾的那个年代的习惯,或好或坏,都展现在后辈的眼前。

大妈们有“时代病”,年轻人也有!

广场舞大妈们的“时代病”,是因为她们处在中国经济不发达,以农业生产为主的集体主义社会。这个时代注重统一和群体的力量,个人利益往往被忽视。

谁谁谁头像

    泼粪、放狗、鸣枪,即使再难以忍受大妈们的广场舞,也不该用这种“极端”方式对待长辈。我们要维护自身权益,她们亦然。

时代变迁,个人利益抬头

时代在发展,社会从物质到精神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从合住的大院儿搬进了独门独户的楼房,从“亲如邻里”变为“见面不识”,从“大局为重”到“你侵犯了我的权益”!

要说广场舞大妈们的“时代病”(社会后遗症),是因为她们处在是中国尚在由农业(乡土)社会、“政治(或礼教)挂帅”而忽视个体权利的社会。而在现在,公私领域分明、尊重个体与他人权利、法治严明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所以,什么时候施工队不能打桩,商店不能用高分贝喇叭在门前促销,汽车不准在城区鸣喇叭等都进入了城市有噪声管理法规。生长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自我防卫、自我保护的意识越来越强,每个人都有独立的空间,广场舞的“噪音”自然成为难以容忍的“秒杀”对象。

在武汉,粪便从天而降;在北京,有人朝天鸣猎枪,甚至放出藏獒驱赶广场舞大妈。对于这些新闻,网络上一片“欢呼叫好”,年轻一辈们好似“打了场胜仗”。

 

她们“无知”,我们“暴戾”又“软弱”!

5月25日晚上,广西北海市一名青年男子与家人发生争吵后,迁怒广场上跳舞者太吵影响了他的情绪,一怒之下将3名跳舞者用刀砍伤。在笔者看来,泼粪、鸣枪、放狗,这样的抵制方法已经过分,更不要说伤人。年轻人总是说老人跟不上时代、品位差、素质不高,在这个“新新社会”里显得无知、落伍。但这些评价、网络的骂战、过激的“抵制”方式,是否也太“暴戾”了些?

老一辈勤劳、勤俭,无私奉献,年轻时工作再苦再累,也能照顾好老人和几个孩子,这些对于新一代年轻人来是难以企及的,以致于她们进入了中老年,还得照顾自己的孩子和孙辈。对于她们的付出,作为子女一辈的我们“享受”的理所当然;而对于她们的“时代病”,我们眼中的种种陋习,却难以容忍,妄加指责。

的确,我们的时代有也着鲜明的“时代病”。除了暴戾,还有软弱。老人摔倒,没人去扶;男童遭车碾轧,路人近在咫尺选择忽视;招远麦当劳惨案,亲历者众多,无人敢上前制止。保护好自己在这个时代无可厚非,但在道德层面我们却总是缺了一角。5月31日,高三男孩公交车上勇斗歹徒,身负重伤保全众人,这个孩子也成为由“沉默的大多数”建构成的“新社会”中的“英雄楷模”。

要说“素质”不高、观念陈旧,是大妈那个年代人的“时代病”;那么只关心自己、动辄责备他人,就是年轻人的“时代病”。若是回到大妈们年轻时的那个年代,在生命攸关,需要人帮助的事情面前,不假思索挺身而出的人应该会更多吧!

      生活在这个时代,父辈人应该尊重我们的生活方式。但在我们指摘他人的同时,也应时时反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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