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是被查贪官的集体选择吗?

2014-05-21 第9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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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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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自杀往往引人以“官不聊生”、“畏罪自杀”的猜测。

官商自杀往往引人以“官不聊生”、“畏罪自杀”的猜测。

   5月19日,三精制药董事长刘占滨跳楼自杀的消息一爆出,再度引起人们对政商高层自杀潮的议论和好奇。家庭遭遇、个人性格成为不忽视的因素,经营不善、涉嫌受贿被带走调查的消息甚嚣尘上。
   到底是个人遭遇波折内心难自持,还是贪腐犯罪性命难自保?政商高层自杀很难换来安息,只会引发更多好奇和追问。[讨论]

官商自杀接连发生,弥漫“官不聊生”的危险气息

5月19日晚间,三精制药董事长刘占滨跳楼自杀。这对于政商圈界来说,不是一个孤立微小的自杀案件,接连自杀的政商高层在2014年4月已掀起一阵高潮,而回顾过去的2013年,官商自杀新闻也是层出不穷。

谁谁谁头像

    据了解,刘占滨在哈药内部一直以行事果断、独断专行、对下恩威并施著称。在中药注射剂存不良反应广受诟病时,力挺中药注射剂。这样一个性格强悍的人,为何会选择自杀?

刘占滨自杀是“畏罪”?

5月19日晚间,三精制药董事长刘占滨跳楼自杀,摔成重伤,目前生死未卜。随即,三精制药和哈药股份双双发布公告,证实事情详情为刘占滨于5月16日被立案侦查,18日称身体不适,在黑河市逊克县医院检查身体过程中,于三楼卫生间摆脱监护法警,跳楼自杀。并透露之前就有消息传出,刘占滨因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带走协助调查。

而根据更多的消息和细节可知,刘占滨行事果断、独断专行;其妻子患癌症多年,四处求医,去年刚过世;2009年,刘执掌三精制药后业绩极差,在哈药内部“失宠”,人事变动和业绩的压力非常大。

从性格、遭遇、家庭、事业、甚至涉嫌受贿犯罪的传闻来看,刘占滨自杀的原因也是环环交织,原因复杂。

官商接连自杀,“官不聊生”?

不止于此,云南原副省长孔垂柱自杀未遂、湘乡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贺卫星自杀、深圳温州商会监事长邵华跳楼自杀、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自杀身亡、重庆前“打黑英雄”周渝在宾馆自杀身亡、原汉中红会副主任张琪涉挪用千万公款,取保期间自杀、江苏南通房产局原局长陈西取保候审期间自杀身亡……等等新闻案件接连不断。

近年来,官商高层自杀的消息屡见不鲜,死法也多种多样,有跳楼的,有上吊的,有割腕的,喝酒和意外事故……。

据有关报道:2013年54名官员非正常死亡,认定因为自杀死亡的有23人,占到总人数的42.6%。其中有8人为跳楼自杀,其他的自杀方式有自缢、烧炭、喝农药等。在自杀原因中,抑郁症等精神疾病被认为是一大诱因。而近年来,因为反腐声势和力度的加大,官员人人自危“畏罪自杀”、“官不聊生”的情绪也在弥漫和传播。

其实官商自杀真是因为心理抑郁压力大,并非“畏罪”

就像很多打人的城管被查明证实是“临时工”一样,很多官商自杀后来都查明系其本身身患病症、常年抑郁,很多时候这并非借口,而是现实。精神抑郁、压力过大,确实是很多官商、甚至社会众多行业人员深受困扰的心理现状。

谁谁谁头像

在2013年54名非正常死亡的官员中,23人为自杀,患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至少8人,精神抑郁等疾病是主要诱因。不正常的官员关系和官场生态让身处其中的官员们身负压力、精神紧张。而并非忌惮反腐的压力。(图片来源于搜狐)

官员自杀并非因为“反腐”

据南方周末报道,多名受访的纪检系统官员认为,“反腐不是导致官员自杀的主因”。“从理论上说,反腐败力度加大,查办的案件越多,官员畏罪自杀的情况肯定也会越多,但实际中这种情况并不明显。”

根据南方周末报道,自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不足11年的时间,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达112人。在被调查前后自杀的只有26人,占23%。“官员在被查处前畏罪自杀的非常少”,一位在省级纪委任职的官员称,“并非腐败问题越严重的人就越容易产生自杀冲动,有的涉案人员问题不大,甚至仅仅只需要他作个证,都有可能导致自杀。”

主要还是要看官员的心理。而这心理因素,需要长时间的工作环境、心态状况和个人遭遇相互作用才会形成。

仕途郁郁不得志,是自杀的主因

仕途狭窄、郁郁不得志是很多官员常年郁结、内心积怨的主要因素。

在媒体统计的112名自杀官员中,省部级官员8人,厅级官员22人,处级官员30人,处级以下官员52人。绝大多数都任职于重要部门,如地方党委政府、法院、公安、检察院、国土、纪委、教育、卫生、交通、信访等部门,没有一人是在团委、妇联等相对权轻的部门工作的。

工作压力大、日常事务敏感、人事调动频繁等等都加剧了官员心理的不安和压力。而人情世故的微妙、上下级同僚间的关系、饭局酒局的应酬、待遇评级的暗斗等等都容易使人精神紧张、身心疲惫。

身处地方纪委反腐一线的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对此十分了解,“跑官买官者成天会为找什么人、怎么送、是否被领导瞧不起、心血和金钱是否会白费、同僚会不会知道等问题忐忑不安。更多的人为自己能否保住既得利益、能否顺利受到提拔重用而提心吊胆,一旦进步受阻、待遇没解决就容易精神崩溃。”

据他的讲述,曾经还有一位地级市组织部的副部长,因为在退休前没解决副厅待遇,心态极端不平衡,退休第二天便猝死了。

真正畏罪的官商,早已出逃苟活

治贪腐、查贿赂的打击力度确实给了很多涉嫌犯罪的官商压力和威胁,但这并非是官商自杀的最直接因素。“官不聊生”的氛围是有嫌疑的官商给自己的警钟,反腐并非逼得他们以死来解脱,相反的,真正身负罪责的贪腐官商们早已深谙出逃、洗钱之道,断然不会用自杀来自毁前程。

涉嫌行贿贪腐,用不着在查处前就“以死抵罪”

多起案例和罪犯事实告诉我们,官商贪腐受贿并不会直接判其死刑,导致死亡,就更谈不上在查处前“畏罪而死”了。

行贿,一般根据数额会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最严重的判处无期徒刑,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还会减刑免刑;

受贿,也根据数额,不满5千元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或者情节更轻的只给与行政处分,而受贿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只有情节特别严重的,会处以死刑;

贪污罪,同样也是,按着数额,情节最重的会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然而熟知种种案例和前科的官商们应该深谙其道,判处死刑的危险并非常见,即使被判刑,立功减刑的机会和案例也非常多,绝对不至于在查处前就需要“畏罪而死”。

自杀不是大潮,真正的“畏罪”或已集体出逃

在那112名自杀官员中,省部级官员有8人,厅级官员22人,处级及处级以下共82人;年龄集中在40-60岁有76人;他们是处在上升困难或者根本不得升迁、职权较为低下的地方基层,与基层官员仕途上升空间有限的官场现实基本吻合。他们的自杀,更多的是陷在个人一辈子的仕途困局里,郁郁寡欢、被官场规则侵蚀、受官场风气钳制等等,而真正“畏罪”的贪腐官商,并非在这类人群。

再分析,真正畏罪的“贪官”,实际上在国家机关工作的政府官员并不占多数,大部分还是在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金融机构、有外贸经营权的公司中,担任主要领导,或经营、保管国有资产的部门负责人。这些人大都具有直接管理、使用资金的职权。身兼权力和金钱的他们在畏罪的威胁下,自杀的少,自首的少,出逃的多。他们具有丰硕的金钱能力,同时具备较高的学历、了解国际行情、具备外语能力、拥有国际伙伴,甚至有合法的海外背景,都大大方便了他们“畏罪潜逃”,趁机洗白。

而近来,政府对裸官的牵制和监督、对官员领导公开财产信息的要求、对官员作风纪律的严抓,都是对贪腐受贿行之有效的真抓实干。官员自杀,并不是敲响了“畏罪而死”的警钟,而是揭露了官场现状的实录,让更多大众看到了焦虑的官场,挣扎的官商。

      被查官员的自杀,不仅仅是一个人死亡的简单案例,不仅仅是“精神抑郁”的个人私事,公众不会满足于这样的“通稿解释”,相反会成为社会事件。

      反腐的大潮正在中国内地大刀阔斧的进行,一些地方官商自杀的时机确实和纪委监察反腐的工作脚步重合,这难免会加剧公众的联想和质疑。

相对而言,你觉得贪官更怕什么?

纪检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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