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看来,一年后中日外长会谈之所以能够成行,主要是具备了一定的历史关系铺垫,同时还有即将召开的APEC,为官方接触带来的现实促动力。这两点是中日高级别官员能够实现“缅甸会晤”的最重要原因。此外习近平集体上任1年多来,对周边外交特别是中日关系的研判已经逐渐走出观望期,开始更加积极主动的争取利益,这种外交政策的细微变化,也是促成中日外长会的一个潜在因素。
习近平向福田表示,目前的日中关系必须要有突破。同时,习近平主席还指出,我们看不清楚安倍首相想如何同中国打交道,他想做什么?习近平主席还指出,安倍首相一直使用“法律支配”一词对中国的海洋发展战略实行牵制,但是我们不清楚他的含义是什么?同时我们也不知道,日本决定行使集体自卫权,到底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积极的和平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
尽管中国外交部只是称胡德平是应邀赴日参加民间交流活动,但是结合中日争吵调门降低的背景可窥,中日实际上正在进行恢复关系正常化的秘密磋商。中国降低对日本的批评调门是为了给和解营造良好的氛围。
在国内外媒体上,中日关系显得很“火爆”,但相关新闻往往和“抗议”、“指责”等消极词汇一同出现。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中日关系处于冰点,甚至已然“冰封”。在笔者看来,在这种看似坚硬的冰壁之下,其实双方都在试图打破坚冰状态,低调而稳健地推动一种特殊情况下的“冰山外交”。
日本前高官:1978年我见证了日中就签署和平友好条约进行的谈判,当时的首相福田赳夫派外相园田直访问中国,我作为NHK政治记者随行。
会谈结束后,园田和邓小平近距离交谈时,园田说“还有一件事,我作为外务大臣如果不提的话就无法回日本”,邓小平回应道,明白、明白,所以我一直在认真听你说话,并淡淡地表示,那个问题就像至今为止那样,20年或者30年先放在一边吧。
日本的“岛国心态”与“神国心态”所塑造的“日本逻辑”,使日本人不可能像德国那样迈出这决定性的一步,相反,它使日本人沾沾自喜地在其逻辑怪圈中滑稽地、自鸣得意地起劲表演,以所谓独特的生死观和宗教观为由,试图以偷梁换柱的形式,渐渐模糊日本战犯的狰狞面目,最终抹掉其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从而在不知不觉间恢复“大日本帝国”的“伟大形象”,继续充当亚洲各国乃至世界的领袖。
安倍不仅动员自民党党内外政治势力结成统一战线,还在民众和舆论面前表演作秀,甚至不惜“绑架”天皇搞“政治利用”。4月28日,在纪念日本“主权恢复日”的仪式上,安倍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率领全场人员三呼“天皇陛下万岁”,不仅令包括天皇在内的在场人士愕然,更让世界目瞪口呆。修宪、强军、复古……安倍已掀起日本战后的“第三次右倾化”。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证实,负责安倍内阁外交政策的内阁顾问2013年6月曾秘密访华,并可能同中国政府要人会谈。日本政府不愿透露具体内容,但外界分析,中日正在秘密探讨首脑会谈的可能性。
虽然北京和东京曾签约成为“姐妹城市”,但舛添要一是18年来第一位访问北京的东京都知事。舛添竞选东京都知事一职,得到了安倍和自民党的背书。中日双方将他此行定位为城市间“高层往来”,不过,舛添在北京会晤了中国副总理汪洋及前外长唐家璇等要人,并转达了首相安倍晋三的口信。在“城市外交”中穿插国家领导人的互动,给中日关系带来了一丝微妙的暖意。
日方有舆论认为:中国原定由在中共党内第4号人物俞正声接见高村等,而突然改为第3号人物张德江出面接见,除负责少数民族工作的俞正声因乌鲁木齐爆炸事件脱不开身的原因外,也说明了中方对改善日中关系的期待。
访日期间,唐家璇作为中方主席出席6月5日前后在长崎市召开的上述会议,并围绕因钓鱼岛局势和历史认识问题而陷入僵局的日中关系的将来与日方出席者交换意见。唐家璇还考虑出席6月7日在福冈市举行的日中交流活动,但预计不会前往东京。
为寻求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峰会期间举行日中首脑会谈的可能性,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的高官于7月中旬秘密访问北京,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的高官进行了磋商。中方在磋商中对安倍晋三首相是否会再次参拜靖国神社表示了关切,并就日中严重对立的钓鱼岛问题展示出了寻找办法以打破僵局的姿态。
共同社报道,岸田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与王毅)谈了很长时间。”据悉,两人并没有采取“短暂交谈”的形式,而是入座进行了会谈。为了实现此次外长会谈,日中两国政府在岸田及王毅抵达缅甸之前就展开了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