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这个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通过这种模式的层层集权，最后斯大林掌握了全部最高权力，他不仅破坏了党内民主，党外民主也在斯大林模式的压制下销声匿迹。

体制不要民主，只要独裁。当然，苏联的统治者不叫独裁而叫“民主集中制”。实际上，苏联的那个民主集中制就是独裁的别名。因为在这个制度下，民众的声音根本发不出来，这样一来，民主的主体，也就是人民大众完全排斥在在这个制度之外了，民主的基础完全丧失掉了。如此集腋成裘，人民用脚投票是早晚的事情。而这样的体制，也桎梏了改革，错失了挽救政权的良机。

苏共党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弊端，如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与有效的监督机制、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脱离群众、破环法制、个人迷信和特权盛行、不断出现政策失误等等，是由什么造成的?十分明显这些严重的弊端是在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产生后又由这种制度保证上述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因此当斯大林—苏联模式被抛弃时，必然也抛弃了由这种制度模式保证其生存的苏共。

革命意味着“刀光剑影、你死我活”，有时甚至会造成血流成河。不过这种情形在原苏联各国并不多见。在这里，人们看到的只是一部分较为“激进”的精英夺取了另一部分较为“保守”的精英手中的权力。这些人谈民主、改革、市场改革。但是当他们走向权力巅峰时，大多与之相悖。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叶利钦。

苏联的精英阶层，是苏联体制的最大受益者。如果统治者想当然的认为这个国家精英阶层会维护其体制，那就是大错特错了。苏联的解体就是这一幻想的结局。当这一体制不能维护精英集团的利益，或者难以满足他们的胃口时，精英集团会毫不犹豫的抛弃当下的体制。一方面他们是体制的寄生虫，吸附在体制上以求做大。另一方，他们做好了随时抛弃体制的准备，在新生政权下，再次成为权贵和精英。

在改革中，精英是靠不住的。正如苏联前领导人尼古拉.雷日科夫所言：“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这是对当时苏联精英阶层最为恰当的描述。精英们中的大部分最后都是凭借利益的嗅觉来站队。社会主义要长久，必须使从社会主义得到好处的人同时得到权力。人民必须有真正的主权。我这里并不是指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但社会主义必须掌握自下而上产生的原则，而不应该掌握在上层。这样，社会主义才能维持下去。　

不能迷信改革，不能迷信制度的变革就能解决一切，不在于制度要不要变革，不在于改革要不要改，而在于怎么改。而苏联的改革恰恰就在此处出现了错误，苏联改革的弱点是它的浪漫主义，它在不清楚原有体制是如何造成令人不满意的状况下，就想去改变，那是不可能的。

苏联解体首要原因是经济改革失败，经济越来越糟，通货膨胀加剧，人民对苏联丧失了信心。苏联解体前的经济改革核心是企业改革，方式政企不分，市场经营的企业进行民主化改革。经过安德罗波夫改革，给了国企职工选票选举和监督企业领导，企业变得政治化和选举化，后来发现工资增长过快的问题取消。企业工会力量增强，国企经理为了讨好员工，保住位置，大发工资，加剧软预算约束，同时工资上涨，而农产品供应不够，造成恶性通货膨胀。

苏联在意识形态上混乱早有伏笔，自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不当批评开始就已存在。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随着其改革而进一步走向混乱。戈式的所谓“人道社会主义”不仅成为一纸空谈，也同时导致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失控。此外不恰当的“解禁”导致以“重评历史”为名，发表越来越嚣张的反共反苏和挑拨苏联各民族、各加盟共和国关系的政治思想言论，争相“揭露”和“批判”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黑幕”和“罪行”，甚至宣扬沙皇和沙俄时代的“美好”和“辉煌”，把颠倒过来的历史再颠倒回去。

苏联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极不公正的现象导致民族关系变形，加深了少数民族与大俄罗斯民族之间的隔阂，激起少数民族对联盟中央政府的不满，增强了民族离心倾向。戈尔巴乔夫推行崇尚西方民主和政治多元化的改革，促发苏联社会剧变，引起过去长期潜伏的民族矛盾大爆发，导致一场规模巨大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在这场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中，过去潜伏的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迅速泛起，而根深蒂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又恶性膨胀，这对矛盾加速了苏联的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