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十八大以来的第四次中央全会于10月20日—23日在京召开,此次全会因议题“依法治国”而在中共历史上独树一帜,藉此或开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法治时代。在民众的期待中,此次全会也被认为是终结周永康案的最佳时机,而这也是中共自十八大后开启的反腐风暴的一个转捩点,由标及本。关于周永康被拿下的意义已被过多解读,所有的解读都源自于他曾是中共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成员之一,而回望历史,类似的案例也在不同的时段屡有发生。大公网借此全会之际,推出独家策划“那些不再是‘同志’的常委们”,以飨读者。[评论]

大公网评论员马浩亮

在当今的中国政治体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最高层的领导集体,政治局常委分别担任党政军不同岗位的最高职务。

自1921年建党,从中共一大到四大,最高领导机构是"中央委员会执行局"。1927年五大始设中央政治局,并产生了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这是"政治局常委"这一名词首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

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到1956年9月八大期间,政治局只设委员、候补委员,不设常委,这期间设立的中央书记处,实际上相当于政治局常委。譬如七大产生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人称"五大书记",即是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这与现在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的中央书记处不同。从1956年八大起,重新设立政治局常委,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90多年产生约70名常委 命运各异

在90多年时间里,约有70人担任过政治局常委这一职务。而在漫长历史岁月当中,由于各种军事斗争、政治斗争、新老交替等原因,政治局常委的变动频繁。从1921年至1992年,历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有届中调整。直到1992年十四大以来,才形成了稳定的局面。除了2007年政治局常委、常务副总理黄菊病逝任上之外,近22年来没有发生过其他政治局常委在任内的变动。2014年7月,曾经担任过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落马,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因腐败遭调查的政治局常委级领导人,被海内外普遍认为是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

梳理政治局常委们的人生轨迹可以发现,其经历真可谓千差万别,不啻霄壤。就建国以来而言,有毛泽东、周恩来这样连任政治局常委几十年直至在任上病逝的;有刘少奇这样在任上被打倒含冤而死者;有从开国元帅到副统帅再出逃坠机的林彪;有从最高领袖首席笔杆子到文革小组组长而后又成反革命集团主犯的陈伯达;有王洪文、张春桥这样被政治风暴吹上云端而又重重坠落在地者;有邓小平、陈云这样几经沉浮重新执掌国柄者;有李德生、胡启立这样担任过政治局常委而后又以其他低一级的领导职务退休者;也有华国锋、汪东兴这样完全退出领导岗位者。

而在1949年之前的战争年代,政治局常委更是变动频仍,去向五花八门。如王明、张闻天、王稼祥、李立三、李维汉都曾是政治局常委重要负责人,建国后则退出了核心领导圈,王明更是出走苏联,1974年客死异乡;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罗亦农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牺牲;陈独秀后来与自己一手创办的党分道扬镳;博古(秦邦宪)因飞机失事遇难;张国焘叛党出走;曾经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1931年被捕叛变,旋即被国民政府处决。

卢福坦成中共党史上唯一被处决的常委

需要一提的一位政治局常委是卢福坦。此公与向忠发等人一样,工人出身,早年在老家山东做过工会负责人,担任过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与共产国际指示中共,鉴于陈独秀等知识分子的错误,要求大量提拔任用工人出身的干部进入领导岗位。于是卢福坦与向忠发一样进入了政治局,成为候补委员,六届四中全会又因王明提携成为政治局委员。1931年初,王明决定前往共产国际担任中共代表,常驻莫斯科,成为遥控国内的实际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同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政治局被迫紧急改选。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之下,王明、周恩来拟定了新的政治局名单,卢福坦也被指定为政治局常委之一。但一年之后,卢福坦重蹈向忠发老路,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叛变。不过幸运的是,他没有被处死,而是投靠国民党CC系,相继担任中统徐州特区行动股长、中统上海区情报股长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福坦于1951年5月24日在昆明被逮捕并移送上海关押。1968年因在文化大革命中交代出1930年代康生被捕叛变的经过,由康生、谢富治签署命令,于1969年11月被处决,时年已79岁高龄。综观92年党史,卢福坦算是第一个被中共处决的前政治局常委,也是迄今唯一的一个。

文革与常委命运

卢福坦死后五年,下令处决他的康生,也前列腺癌,死时位列毛泽东、周恩来和王洪文之后,位列政治局常委第四位。中共中央发布的讣告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战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康生曾被比作中共的捷尔任斯基、贝利亚,是党内的红色恐怖专家。1962年,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是"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大兴红色文字狱,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关押审查,蒙冤十几年。文革期间,作为中央文革顾问的康生更是呼风唤雨,被认为是四人帮的精神教父。

文革结束初期,虽然四人帮被打倒,但康生却仍尊享殊荣。位于山东省青岛市的康生出生地在1977年12月被列入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但随着拨乱反正的逐步深入,从胡耀邦领导的中央党校开始,重新评价康生的呼声不断高涨。1980年10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的批语》把康生开除党籍,并撤销悼词,将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后来又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康生算是第一个死后被清算的政治局常委。

与康生一样被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的,除了已经机毁人亡的林彪之外,还有三位曾经的政治局常委陈伯达、王洪文、张春桥。三人也是历史上第一批亦是迄今唯一一批走上被告席接受审判的前政治局常委。

陈伯达长期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1956年八大时就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文革之初窜升为政治局常委,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之后位列第五,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陶铸被打倒之后,陈伯达升至第四。九大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一道当选为五常委之一。在毛泽东众多秘书当中,陈伯达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前后共31年。1970年在庐山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因赞同林彪设国家主席的主张,被毛泽东打倒,就此被关押。1972年7月被打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1973年中共十大正式开除陈伯达党籍。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被告席上站着10名被告,陈伯达排在第五个,位居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之后。1981年1月,特别法庭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值得注意的是,他是被定为江青四人帮集团主犯,而非林彪集团主犯。

与陈伯达相比,张春桥、王洪文的资历要浅的多。1956年当陈伯达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位居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际,张春桥还是个局级干部,担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而时年仅21岁的王洪文刚刚从部队复员,只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一名普通干部。孰料随着十年后的文革狂飙骤起,二人在中国政坛发挥的影响力远远超过陈伯达。1973年中共十大,王洪文与张春桥都进入政治局常委,38岁的王洪文更是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被视作接班人。1976年10月6日晚8点,华国锋联合叶剑英、汪东兴等,粉碎了四人帮。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他们与陈伯达一样走上被告席。张春桥被判处死缓,后减为无期徒刑,再减为有期徒刑18年。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里增加一个小插曲。王洪文出生于1935年12月,1973年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之时,尚不满38周岁,是建国以后迄今为止当选时最年轻的政治局常委。而在他之后直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的近30年间的政治局常委包括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尉健行、李岚清等人,年龄都比他大,只有出生于1942年的胡锦涛比他年轻。甚至于2002年新晋政治局常委的罗干,生于1935年7月,还比王洪文大五个月,而此时距离王洪文进入政治局常委,已经过去了29年。

周永康的特殊性

2014年7月29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新闻稿中,周永康之后已无"同志"二字。

其实,在中国所有党政军职务,无论高低,某种意义上都比不上"同志"二字。有这顶"桂冠",说明问题尚属于党内矛盾,或者说尚有转圜、软着陆的空间。即使一些曾犯过政治错误的领导人,仍然会保留"同志"称呼,如官方新闻稿曾发布的"赵紫阳同志逝世"、"华国锋同志逝世"。

而一旦被褫夺"同志"名号,就意味着已经被打入另册,性质严重,无可挽回,必被清除出党。在党史上,由于退党、叛党等等失去党籍或者被开除党籍从而不再是"同志"的前政治局常委,在周永康之前已经有10位,分别是陈独秀、张国焘、向忠发、王明、卢福坦、康生、林彪、陈伯达、王洪文、张春桥。2014年的周永康,成为第11位被褫夺"同志"称呼的政治局常委。

但周永康又有着他的诸多特殊性。陈独秀、张国焘、向忠发、王明、卢福坦都是建国之前的政治局常委,或被捕叛变或脱党退党。就建国之后的几位政治局常委而言,康生乃是死后被政治"鞭尸",林彪、陈伯达、王洪文、张春桥尽管方式不一,但都是在政治局常委任内翻船的。周永康是唯一一个在平稳卸任政治局常委之后而落马的,也是唯一以"严重违纪"之名而被立案审查的。

由于陈伯达、王洪文、张春桥在被抓之时都仍然担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等职务,故此依照党章规定,将他们开除党籍都是在之后党的有关会议(中共十大、十届三中全会)上以正式决议作出的。但周永康的情况与他们都不同,虽然他曾经担任过政治局常委这一党内最高级别的职务,不过在卸任之后理论上只是普通党员。已经没有任何正式职务。也就是说,适用于张春桥等人的甚至于适用于蒋洁敏、李东生等人的"撤销职务"处分对周永康并不适用。蒋洁敏、李东生等人的中央委员职务,尚需十八届四中全会来予以撤销,但周永康虽然级别高高在上,却早已不是中央委员,无需中央全会来撤销职务,也无职务可撤。

中央纪委对周永康立案审查依照的是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两部党内法规。《党章》第三章第四十条规定,"对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给以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由本人所在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处理决定,待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严重触犯刑律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其党籍。"

而《条例》第三章第十七条规定:"对党员的违纪问题,实行分级立案。(一)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违犯党纪的问题,由中央纪委报请中央批准立案。"

如此看来,对于周永康案由中央纪委立案审查,乃是将周永康比照了中央委员,亦即依照《条例》规定,让已经不是中央委员的周永康"享受"了有关"待遇"。而对于周永康的处分,最可能的将是由中央政治局作出处理决定。并且,依照《党章》来看,如若严重触犯刑律,可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其党籍。对于同样卸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的徐才厚,就是适用这一条款,由于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而由政治局直接将其开除党籍,并将涉及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但目前对于周永康问题尚只提"违纪",未提"违法"。故此,周案的处理方式究竟如何?如若"违法",会否成为继陈伯达、王洪文、张春桥之后第四个走上被告席的政治局常委?仍然难有确切定论。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重拳反腐打虎,就是赢得民心的伟大斗争之一。拿下周老虎,打破"刑不上常委"潜规则,其实也算是一项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重大事件。那么,对于周永康的处理,同样是一件前无古人的新课题。但无论怎样,新一届中央树立起的崇高权威、全体国人对反腐败前所未有的信心,都为今后的"伟大斗争"提供了坚实的支持与保障。

网友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