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十八届四中全会于10月20日在京开幕,此次全会因为“依法治国”的主题而被寄予了太多期待,民众希冀能通过此次会议实现法治上的“拨乱反正”,将法治理念根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意识深处,在维护个人公平正义的同时为整个国家的改革转型提供有力支持与保障。鉴于此,大公网特刊发系列特稿,以深入独特的视角观察此次全会本身与由此产生的边际效应。[评论]

大公网评论员 马浩亮

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夕,近期的两则党政机构变动消息引发外界关注。一则是10月10日,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机关刊物《长安》杂志2014年第10期披露了孟建柱今年7月15日的一则讲话,内里透露:“最近中央已决定将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恢复为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目的是为了集中精力抓好平安建设。”

第二天,10月11日,另一则消息自海南发出。海南省委研究同意,决定撤销省委群众工作部。消息同样强调“撤销决定是根据中央有关精神作出的。”

两则信息相隔数千公里,乍看并无多大联系。但实则都与同一个人有着莫大关系,那就是大老虎周永康。而这两个机构的恢复和撤销,也同样都来自中央的决定和精神,这亦足见是中央从全局考虑做出的安排。

两机构变化服从中央决定

中央综治委定位是“协助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常设机构”。各级综治委均与政法委合署办公,中央综治委主任由中央政法委书记兼任,中央综治办主任由中央政法委的一名副秘书长兼任。与中央政法委统管公安部、最高法、最高检、司法部、国家安全部等部门相比,综治委的协调参与单位更多,范围更大,譬如铁道部、民政部、教育部以及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均是成员单位。

2011年2月,中央社会管理在中央党校举办了省部级干部研讨班,同年7月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创新管理的意见》。社会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一道构成了“四位一体”总体建设。(后来又陆续加上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党的建设,形成“5 1 1”格局)。

为因应这种局面的需要,2011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赋予协调和指导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职能,并充实领导力量,增加成员单位,加强工作机构。社会管理职能被纳入到政法、综治系统。周永康担任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包括七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王乐泉,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李建国,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钱运录,横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四大系统。

而海南省委群众工作部的成立,也与大环境息息相关。2010年11月,全国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山东临沂召开。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会议上提出,“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作为信访工作体制创新的一个重点。之后,全国各地陆续召开相关会议进行部署,到2011年4月底31个省区市全部完成试点安排。但绝大多数省份都只在在市、县两级试点进行。唯有海南省决定同时省一级推行,成立省委群众工作部,与信访局合署办公。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肖若海兼任群众工作部部长,在三年多时间里,成了全国唯一的省级群工部部长。

而其他省份在市、县试点,也大多由政法系统官员兼任群工部长。如河南义马、重庆綦江、四川安岳都是政法委书记兼任群工部长。河南濮阳、洛阳虽不是政法委书记兼任,也是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兼任。

如今,中央综治委职能调整,恢复原名,集中抓平安建设,这与中纪委强力反腐一样,属于“聚焦主业”,避免摊子铺大、顾此失彼。而海南省委群众工作部在运行了三年零三个月之后走到尽头,带来的也将是信访体制的新一轮改革。

中央新疆办搬出政法委

在周永康担任政治局常委期间,除了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综治委主任之外,他还有一个重要头衔就是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组长。该小组成立于2000年,一直到2012年十八大,一直由中央政法委来主导。2007年至2012年,周永康担任组长时,三名副组长包括时任政治局委员兼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主管民族宗教工作的副总理回良玉,以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部长杜青林。中央新疆小组办公室也设在中央政法委办公室。这种模式清晰传递出治疆以强力维稳为主的思路。

十八大之后,参与中央新疆小组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由四人扩大至六人,组长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担任,4名副组长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国家反恐领导小组组长郭声琨。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王正伟兼任。并且,中央新疆办也不再设在中央政法委,而改设在国家民委。

其后,中央又调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兼公安厅厅长李昭担任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并兼中央新疆办副主任。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日前也被任命为中央新疆办副主任,杜鹰在发改委曾主管区域经济。从人事安排的两相对比就可看出,在中央治疆工作之中,除了继续反恐维稳之外,民族宗教工作、经济开发工作的分量大大提升,这令治疆整体方略更为均衡,也更为全面。

司法改革是三中四中交集点

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据悉,诸如破解司法权的行政化、地方化问题等司法改革,将是《决定》的重要内容。而在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已经对司法改革的关键任务、目标、路线图等都做出了部署。可以说,司法改革是三中全会与四中全会的交集点,甚至是最主要的交集点。

在中央两次全会之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和《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

司法改革在中央工作中占据如此大的比重与分量,是以往是极其罕见的。并且,这些事关司法改革的工作安排,都是由中央全会、中央深改小组这样最高层级的会议、机构来做出的。其重视地区的确属前所未有。这一方面显示了中央对司法改革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凸显了该项工作的紧迫性。

在过去的数年间,司法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中央政法委、中央司法改革小组的层面上,并没有像现在这样上升到最高层级。譬如,2004年,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周永康时任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2008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周永康时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从文件的名称、规格、发文机构就可看出,现今的司法改革决策权已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全面掌舵。

公安厅局长交流任职增流动性

10月15日上午,江西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任命郑为文为江西省副省长。他成为十八大以来,又一位异地交流任职而晋升副省级的公安高官。此前,2013年8月,郑为文由安徽省马鞍山市委书记异地调任江西省省长助理、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

像郑为文一样,仅从2013年以来,各省市公安“一哥”变动就包括:河南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李建中,调升安徽省省长助理兼公安厅长;黑龙江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王大伟,升任辽宁省省长助理兼公安厅厅长;江西省上饶市委书记董仚生调任河北省省长助理兼公安厅长;厦门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小洪,升任河南省省长助理兼公安厅长;宁波市委常委兼公安局长王惠敏,升任福建省省长助理兼公安厅长;大连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科,升任江苏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公安部政治部副主任兼人事训练局局长李春生,空降广东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白少康,调任上海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公安部纪委常务副书记兼监察局长孙立成,空降贵州省省长助理兼公安厅长等等,不一而足,涉及范围相当广,力度也很大。这种流动性的增强,无疑是为了弱化政法公安系统内部的关系网、利益网、“朋友圈”,净化从政空气。

与此同时,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李东生,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公安局局长武长顺,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余刚等一批政法界的“老虎”、“蛀虫”被斩落马下。

在7月底中央正式公布落案查处周永康之后,各省陆续开会表态。不少表态话里有话,弦外有音。在周永康曾经主政并将为腐败根据地的四川,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强调:保持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和上下级关系,不搞小圈子和人身依附,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和政治生态。

虽然十八届四中全会会否就周永康案做出组织处理,目前尚不明朗。但其实从种种迹象不难看出,对他处理,其实一直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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