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近乎结绳记事、原始般的“胡闹”，恰恰是中国农民发明的民主表决方式。

中国共产党在建设陕甘宁边区以及各个根据地的时候，采用了一种“三三制”的政权模式：在政府干部当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基层政权由老百姓直接选举产生。

1937年10月起，延安农民创造“豆选法”：选民向自己“中意”候选人的碗里投黄豆、蚕豆或绿豆，最后根据碗中豆数确定人选。

电影资料中常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一群敦厚、朴实的农民举行“豆选”。几位乡干部背后的条桌上都放着一个粗瓷海碗，全村成年村民每人都攥着一颗豆子。他们有点腼腆，又有点陌生地依次走过乡干部的背后，如果同意谁当村长、乡长，就把豆子放在谁身背后的碗里。最后，由得豆最多的人当选……

豆选连同烙票、划杠等淳朴的投票方式，演绎着生动的草根民主，为日后人大表决所借鉴。土改后农民选举人民代表，绝大多数农民不识字，也多用“豆选法”。

■虽然没有文化，当时的中国农民却对“民主”有着本能的嗅觉。

表决，是人大代表履行职责、行使权力，代行人民意志的神圣行为，容不得半点马虎。表决是实行民主决策的重要形式之一，体现的是法治精神，同时也是防止一言堂、家长式统治的有利武器。但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人大表决逐渐沦为形式。

1949年以后，人大普遍采用鼓掌和举手，表决选举任免、重大决策和政府报告等事项。表决的内容分为选举和任免；重大公共决策和政府报告；日常一般性的事务。

1953年，全国人大才明确规定法律规定全国人大会议选举、通过议案和基层直接选举采用举手、无记名投票表决，间接选举人大代表和县以上人大会选举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必须用无记名投票，其他事项用举手表决。

1957年下半年，反右斗争开始。人大表决方式又发生了变化：除了选举和任免，“鼓掌”又成为人大表决时的主要方式。

■反对意见，被淹没在哗啦啦的掌声中。

1966年“文革”开始后，之前只有在选举和任免时启用的“无记名投票”表决方式未能幸免，所有的表决方式几乎都被一片片狂热的掌声所代替。这是“鼓掌表决”最盛行的十几年，也是新中国最为沉痛的十几年。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各省市负责人、军队的代表及红卫兵领袖计132人。会议有一个议程，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会上最后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

《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表决采用举手方式。当代表们齐刷刷地举起手臂时，一位老太太趴在桌上，用庄严的右手捂住左胸。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当全国媒体都在宣传“一致通过”时，这位老太太用手中的拐杖敲着地：“一致个屁，我就没有举手！”

当年大红大紫的康生阴沉着脸问她“为什么不举手？”——“这是我的权利。”

胡耀邦曾激动地说过：“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冤案），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

老太太名叫陈少敏。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出现11票反对，61票弃权；1989年全国人大表决国务院提出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权时，反对票加弃权票达1079票。1997年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高检报告时用表决器投票，反对票加弃权票更是高达1099票，占40.4%……

1979年至1990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采取的表决方式，主要是举手、投票表决等。1979年的地方组织法和选举法规定“地方人大选举和任免用无记名投票表决”，而一些重大事项、议案和报告的表决方式没有规定，一般以举手为主要表决方式，有的地方用鼓掌表决，而人大预备会大多用鼓掌表决。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上，审慎的反对票渐渐浮出水面。

1988年3月28日，七届人大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通过七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时，来自台湾的人大代表、人送绰号“黄大炮”的黄顺兴走到话筒前大声说——“我反对！”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史上第一张反对票，就此诞生。

■绰号“大炮”的人，都是属于比较“胆儿肥”的。

表决器初现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1990年第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一次使用电子表决器，按照规定“除停电等特殊情况”，电子按键表决从此取代举手表决，掀起了我国表决和投票方式的新篇章。这段时期，鼓掌表决依然存在，表决议案、重大事项和决议决定等多数用举手；但其合理性开始遭到质疑。

2002年，广东省九届人大五次会议在省级人大第一个把延续多年的举手改为无记名投票表决。2004年，广州市人大会开全国之先河采用无线表决器；同年，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取消鼓掌表决。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关呈远等政协委员提议为人民大会堂的投票表决器加上盖子，“手指头伸进去，别人看不到就行了”……

2011年3月15日，《大公报》刊文：全国两会表决器上的“反对票”，已经是中国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常态，呈现了不同意见的自主公开表达，也展示了一个国家民主议政的日益进步。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曾如此评价：“哪里有电子表决器，哪里的反对票就多。举手表决，几乎都是全票通过！”

■某种意义上，“反对”才是“真正的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