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7日
特别策划

徐星:我的“文革”编年史 

    
 狂热的忠字舞改变了国民性格。
导语

    十年浩劫,在无数中国人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迹。每一个亲历者都拥有自己对“文革”的记忆。这份记忆沉淀四十年后,终至发酵,许多人需要甚至必须再次面对。陈毅之子陈小鲁、宋任穷之女宋彬彬等人选择了公开道歉的方式,作家徐星则希望通过影像的力量,来寻找、重构那一段个人命运与时代背景深深交织的历史。他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拍摄的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在民间播放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这部尚未能够公开播映的影片,究竟为观众讲述了怎样的故事?

责编:雨田
01
流浪乞讨的北京少年 欲偷走恩人的手表

    青岛,一处光线幽暗的二层四合小院中,身高一米八八、穿着黑色皮夹克的徐星站在二楼楼梯口,一言不发。良久,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进了院,一步一抬头拾级而上。他有些紧张地从徐星身旁挤过,走到门口掏出钥匙,边开门边看着步步逼近的徐星,终于忍不住问道:“你找谁?”他的声音几乎有些颤抖。而徐星面无表情地走近,吐出固体般的两个字:“找你。”
    ……
    1970年的一天,青岛的海滩上杳无人迹。晨起练武的年轻机械工王太和像往常一样习惯性地向大海投去一瞥,一个失魂落魄的少年坐在海边的礁石上,面对着大海出神。他身旁立着的硕大背包,给那孤独的背影蒙上仆仆风尘。
    少年正是徐星(徐鹏鹏),那年14岁,带着一个朋友给他的20斤全国粮票换来的四块五毛钱,离开了因为“反动老子”的落难而不像家的家,流浪到了青岛。十多天后,他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不知道下一站会是哪里。王太和听完徐星现场编造的、一句实话也没有的故事,没有丝毫的好奇,只是面无表情地说“跟我走吧”。
    “文革”中,逃荒的人比比皆是,为何王太和单单帮助了徐星?“我一看他就像个落难的,不是逃荒的。逃荒的最多帮他一顿吃的,太多了,也帮不过来。”几天没有吃饭的徐星不仅饱饱地吃了一顿,还获得了一个临时的居所。然而第二天一早醒来,早已打算不辞而别的徐星却动了邪念……
    时光匆匆,一晃近三十多年过去了。
    王太和从徐星身旁挤过,掏出钥匙打开了一扇低矮的小木门。徐星快步跟进去。就在这一瞬间,王太和脸上现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是你啊!”他认出了当年那个流浪的少年,他甚至还叫他“徐鹏鹏”。浓浓的青岛口音,更加重了这份久别重逢的惊喜之情。徐星也终于收起顽皮,露出从心底发出的微笑。
    和三十多年前相比,王太和的生活状态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甚至比之当年还有不足。那时,他还有一块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拥有的手表——少年徐星一觉醒来看到桌上隔着的手表,打起了它的主意。——“那是一块相当好的表,在当时肯定能卖不少钱吧?”,在王太和狭窄幽暗的小屋中,徐星的道歉令王太和有些愕然。直到今天,他才第一次知道徐星起了偷表开溜的念头,而他自己则差点做了东郭先生。
    “我那时心里没有一丝感激,因为几年的流浪路上,我早已习惯了这般无耻。”但是,“三十七年以来,每当我回想起你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动,有一种歉疚,三十七年来,我不敢来见你,因为至今我仍没混出个头脸来,无所报答。”

 
   面对不速之客,王太和的背影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虽然事隔三十多年,对眼前这个“陌生人”的回忆却依然清晰。
 
 
 
 
 
   重回当年那片海滩,王太和绘声绘声地描述着当年那个老成的少年“徐鹏鹏”。徐星对“偷表念头”的道歉,若引起了王太和一点心中芥蒂的话,此刻已荡然无存。
02
匿名情书被女孩“告发” 笔迹查出“反革命”   

    2007年的一天,北京国际机场,女主人公远远走来。徐星迎上前去,接过她拉在身后的手提箱,另一只手牵住女主人公的手,两人并肩向外走去。
    他们并非情侣,甚至可以说两人之间有着深深的积怨。
    时间回到1972年,“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在北京的各个中学里,到处都是斗志高昂的“革命小将”,他们“积极造反,组织批斗”。然而16岁的少年徐星却并没有像大多数同龄人那样投入到“火热的战斗”中去,因为他觉得困惑,面对充斥满眼的集体狂热和暴力,这个冷静的少年从心底深处感到深深的不理解甚至怀疑。但在那个年代,有这样的想法都是反动,更遑论对他人诉说。少年人的烦恼无处倾诉,只能说给倾慕的人听。徐星在苦闷和疑惑中给一位同校女孩写了一封信。这是一封没有署名的情书。
    接到这封充满对现实的怀疑和诘问的情书之后,女孩再也无法平静,并非起于少女情窦初开的羞涩,而是因通篇的“反动语言”而感到不安——这简直是一个“定时炸弹”。思来想去,在和最为亲密一位女同学商量之后,女主人公决定将信交给最令她们信赖的班主任老师。令她们意想不到的是,公安出身的班主任老师感觉事态严重,他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通过笔迹追查出了此信的作者:徐星。16岁的徐星锒铛入狱,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面对镜头娓娓诉说的女主人公,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情绪开始有些激动。直到今天,她无法理解自己当年的行为,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告发”,但真的真的,不是出于她的本心。那样严重的后果是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完全无法预知的。影片里,徐星则回忆道,他接受了残酷的现实,从自己的记忆中“彻底删除”掉曾经爱慕的女主人公。
    许多年过去,“彻底删除”的仇恨早已烟消云散,两人再次的相见也证明了关于那件事情的记忆根本无从删除。机场上手牵手的一幕,是三十多年后的释然的瞬间。终究,他原谅了她。女主人公即将离去,徐星送到机场,分别的场景令人唏嘘。转过身,她拖着一只旅行箱慢慢地消失在走廊尽头的孤单背影,仿佛留下一个寓意:无论去到多远,关于“文革”的记忆终将如影相随。


   
广场上的疯狂。到处都是斗志高昂的“革命小将”。面对充斥满眼的集体狂热和暴力,徐星从心底深处感到深深的不理解甚至怀疑。 


  
“情书告发案”的女主人公为了纪录片的拍摄,特意从国外飞回了北京。徐星热情地迎接她的归来,牵着她的手,鼓励她勇敢面对。
03
更多人对暴力伤害的回忆
卞仲耘事件:“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暴行”

    卞仲耘事件在“文革”初期造成了巨大影响。
    1966年5月8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内,一群十几岁的学生残暴地殴打一位女教师,最终致其死亡。这位老师就是“文革”爆发后北京市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中学老师卞仲耘。一组显得过于安静的照片出现在屏幕上。照片中,卞仲耘的遗体僵硬地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只在下身被人放了一块板砖挡住私处,身体四周都是血迹。在她的脸部可以看到清晰的瘀伤和肿痕。无论看过多少次文字描述的卞仲耘事件,都不及这一张张照片给人的强烈震撼。不过历史被时光冲刷,黑白照片上再也看不到鲜血的颜色,今天这些照片难以激起旁观者对暴行的愤怒,但却让人感受到历史深处那深深的忧伤。
    那些鲜血,只停留在当事人的记忆里,永不褪色。
    徐星走访了卞仲耘的爱人王晶垚王老先生。在一处非常普通的居民楼里,卞仲耘的家和千千万万普通的家庭一样,充满生活的气息。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普通的家庭,经历过那样的惊心动魄?坐在从南窗透进的阳光之下,老先生看上去清健消瘦。说起那段彻底改变了他和他的家庭的历史,一开始他很平静,语速不快,话也不多。
    老先生说,那一天他专程去了王府井,用尽所有积蓄买了一部120相机,“我要记录历史,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暴行。”这句话之后,特写镜头长久停留在王老先生的脸上,他不再说话,但眼睛却一眨一眨。那漫长的一刻,他在用眼神述说。那眼神中包含的东西太多太多。

重庆两兄弟:武斗流弹夺去妈妈的生命

    集体暴力果真具有如此的魅力?为了更多地了解,徐星来到了重庆……
    山城重庆的空气湿漉漉的,全中国唯一一座红卫兵公墓也被罩上了一层朦胧的水汽。压抑沉闷的天气里,两兄弟站在妈妈的墓前沉默不语。“文革”中,两兄弟的妈妈在街头被武斗双方的流弹击中,死在当街。个头稍矮的哥哥边说边比划:子弹从妈妈的左肋射入并穿透身体,妈妈连眼睛也来不及闭上就倒地死去。当时十来岁的他撕掉身上的衣服,试图堵住母亲流血的伤口却徒劳无用。而此时,无数流弹还在小哥俩头上肆无忌惮地来回穿梭……路边民居里的跑来一位好心的农民,将小哥俩拉入屋后的院落,帮他们躲过了一劫。
    兄弟俩带着徐星寻访当年的房屋和弹痕,巧遇一位坐在家门口吃面的老汉。老汉的坐姿像极了坐在童车里的孩子,紧紧贴住胸口的小桌上,一大碗面冒着腾腾热气。两句话问过之后,一个在影视剧里本该石破天惊的“秘密”就揭晓了:老汉就是当年的救命恩人。
    然而这毕竟不是电影,而是现实的生活,再大的风浪也不过是平淡一生中的某些短暂瞬间。兄弟俩稍有激动,老汉则平静得仿佛那是别人的故事。他摆弄着手边的筷子,用浓重的重庆腔说道:“原来那两个娃儿就是你们嗦。”从头到尾,老汉丝毫没有流露出哪怕一点点应该属于“恩人”的表情。

  
 
    1966年卞仲耘在批斗中被打死。次日,卞的丈夫王晶尧用尽所有积蓄买了部120相机,拍下了妻子布满伤痕的遗体。四十年后面对镜头,王先生说:我要记录历史,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暴行。
 
 
 


 
 
 
    两兄弟站在妈妈的墓前沉默无语。四十多年前的一场“文革”武斗,令一些无辜百姓命丧黄泉,两兄弟的妈妈正是其中之一。
04
《知青之歌》表达的伤感 判了作者死刑 

    1975年,“文革”即将进入尾声,19岁的徐星来到陕北延安志丹县插队。在志丹县的山沟里,徐星目睹了大自然的美丽和神奇,也承受了那个贫乏时代的考验。在寒冷的高原上,土豆是主要的农作物,如果有一顿面条或者馒头,那肯定是节日或者过年。除了寒冷,就是饥饿。在更多的时间里,年轻的徐星端在手上的是一碗土豆。回想起那个时候,徐星仍然记忆深刻:“天哪,那儿真苦,没完没了地吃土豆,没别的可吃。我把一生的土豆都吃完了,至今都没法再吃了。”
    两年后,徐星当兵离开了这里。再次回到当年做知青的地方,朴实善良的乡亲们热情地接待他,大家都记得当年这个勇敢的小伙子曾凭着自己不错的水性两次救人的事。
    知青群体在“文革”中的故事数不胜数,徐星走访的任毅,则是其中最为离奇的之一。他的故事的关键词是:知青之歌、死刑。
    1969年,任毅写出《知青之歌》(原名《可爱的家乡》)之后,歌曲很快在知青间流传开来。“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不知还有多少人记得这支歌的旋律,平心而论,这是一首优秀的歌曲,旋律优美略带哀伤。
    可这哀伤几乎要了任毅的命。“歌写出后,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因为它以忧郁的曲风表达了当时知青们心中的伤感和无奈。”一位退休法官回忆到,“然而,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只允许歌颂领袖,歌颂‘上山下乡’,甚至只允许表达欢乐。”于是,依据江青等“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指示,张春桥指示,批捕任毅。1970年5月24日,经过所谓“群众讨论”的形式,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作出《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认定任毅编写反动黑歌《可爱的家乡》,流传甚广,危害极大,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罪大恶极。与任毅一起处理的24名反革命犯也均被判处死刑。
    直到今天,任毅讲述这段往事时仍然心有余悸。任毅坦言,看到那些执行死刑的场景,当时被吓得尿裤子了。许多年之后,他才知道自己当时侥幸逃脱死刑改判10年的原因:许世友将军看到这个案子,说了一句,不应该以一首歌就判人死刑。 

 
    三十多年后,徐星回到当年插队的村子,和乡亲们在一起。上了年纪的村民都还记得这个勇敢救人的小伙。物是人是,唯一失去的,仿佛只有青春。

 
 
    因为谱写了传唱大江南北的《知青之歌》,任毅被判处死刑,多次经历“即审即毙”的公判大会。图为今天的任毅正在讲述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文革”结束距今已近四十年,亲历过那一段历史、对其有完整记忆的人,如今最小的都已过“知天命”的年纪。2013年6月,济南退休教师刘伯勤公开登出广告,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拉开了“文革”道歉的序幕。其后陈毅之子陈小鲁、宋任穷之女宋彬彬等人,接连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前日,陈小鲁在私人聚会时更表示,“文革”的历史“不能忘记”。
    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但是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呢?或许有一天,无数个体的记忆终将重建国族的记忆,让每个人都“不再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