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盈:抗战时期多位政要的采访者

  

  徐盈和彭子冈合影

  编者按:本文作者徐城北是《大公报》记者徐盈和彭子冈独子,1942年生于重庆,长于北京,戏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我的父亲徐盈和母亲彭子冈生前都是《大公报》的著名记者,曾在新闻战线上风云一时。父亲《在重庆采访》一文中概括他们的工作是活跃在“时局的中心,消息的总汇,政治的复杂焦点上”。

  我的父亲从抗战前夕的1936年开始进入《大公报》从事记者工作,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1952年,他调任政务院宗教管理处任副处长,后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副局长,在周恩来、陆定一等同志的领导下工作。1957年,父亲曾遭遇“反右”运动的冲击,下放劳动,受尽磨难。1962年他回到北京,担任《新工商》杂志和民族出版社的编辑。1978年,他的问题被改正,不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人民政协报》社党组成员、编委;历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是全国作家协会会员。父亲于1996年12月因病逝世。他从事新闻工作20来年,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资料,其中有上百篇是为人称道的各种文体的新闻文字。父亲不仅是一位有影响的新闻记者,他还是涉猎广泛、具有多方面知识与才干的杂家。他除了写政治、社会问题的新闻报道外,还撰写了大量的经济通讯,为时人所推重,同时他还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如今父亲离我而去已有10年,在无比怀念他的日子里,我希望写下一些值得记录的文字,为我国现代的新闻工作存史,同时也寄托我对他深切的哀思。

  《大公报》的名记者

  父亲1912年生于山东德州。他先后在保定河北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学习,1935年毕业后在郑州陇海铁路局做过短期的技术工作。

  父亲勤于思考,善于观察,喜好考察和撰写游记。他曾借在河北农学院参加实习的机会去北平、天津、山海关一带考察农林状况,写下多篇游记,发表在《大公报》主办、由王芸生和沈从文主编的《国闻周报》上。工作以后,他曾乘车沿陇海铁路巡行考察,写了多篇农林视察游记在《国闻周报》上发表。西安事变前夕,国民党当局在各地加紧搜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父亲因与生活书店的关系而被列入黑名单,为此他逃出郑州,潜回北平。1936年底,经王芸生介绍,父亲进入上海《大公报》馆当练习生,从此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

  20世纪30年代中期,著名记者范长江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旅行通讯在全国引起轰动,中国新闻界出现了“旅行调查报道”的热潮,各家报社都派记者采写旅行通讯。《大公报》更是突出这一特色。父亲初到《大公报》当练习生时就开始了他的旅行调查和采访。他从上海出发到江西,一边考察,一边写通讯特写。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作品有:《“浙赣”的春天———到江西的路上》、《赣东风雨》和《瑞金巡礼》等,后来他又到安徽实地考察米市和茶区。实习期间采访的成功使他在《大公报》提前结束了练习期,正式进入《大公报》任记者,并逐渐成为《大公报》采访部的主力,后来担任重庆《大公报》社采访部主任。

  父亲初入《大公报》工作时正逢抗日战争爆发,凭着新闻记者的敏锐和爱国热情,他对这一历史时期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都作了深入的采访和报道。1937年,作为《大公报》的旅行记者,他转战山东、山西、陕西等地的抗日前线。在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他做了一个时期的随军记者,期间分别采访了朱德总司令和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同志,在他写的《朱德将军在前线》、《战地总动员》两篇通讯中,较早地公开报道了抗战初期八路军的战略战术和群众工作的经验。除了介绍解放区的情况以外,他还对徐向前、彭雪枫、丁玲等一些中共的将领和文化人士作了生动的报道。《大公报》的这些宣传报道向国统区的群众介绍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真实情况。此间,他还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之后,他考察了当时被称为“中国复兴根据地”的大西北的各省政治经济状况和民族宗教问题,写了《抗战中的西北》一书。此书被收编在范长江主编的《抗战中的中国》(生活书店于1938年出版)丛书中。

  父亲曾采访过国内各方面的重要人物,其中既有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也有新疆的军阀盛世才,他们都是很少接受记者采访的人物。

  我的母亲和父亲因同是《中学生》的投稿人,又同是邹韬奋“生活”读书会的会员而相识相知。他们志同道合,于1937年结婚。婚前他俩曾经以记者的身份一起沿着江西老苏区去旅行考察,写通讯报道。1938年,他们准备到延安去学习,但范长江在被迫离开《大公报》前曾嘱咐我的父母不要轻易离开《大公报》,并要他们注意广泛团结进步记者,要他们到重庆后协助《新华日报》打开局面。周恩来也指示他们留下来做大后方的统战工作,所以父母就留在《大公报》继续任记者。他们经胡绳介绍于当年10月双双加入了共产党。从此后,他们一直受党的领导,长期作为地下党员在《大公报》隐蔽政治身份从事记者工作。

  如果说父亲以前只是一位爱国青年和有进步思想的记者,而自从1938年加入共产党以后,他就成为一名有组织的坚强战士了。民办的《大公报》是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宗旨的一份报纸。而从1939年起,父亲接受党的指示,利用工作之便秘密做文化界和实业界的统战工作,直至全国解放才告一段落。抗战胜利后,父亲告别重庆,回到北平,任天津《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跟随由美国特使马歇尔、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组成的军调处执行部飞越九省视察各地的停战情况。他着重报道了这一重大活动,写了《从张家口说起》、《延安的春天》、《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等通讯,报道了军调部三人小组访问延安等地会见国共双方领导人的情况。在这些文章中,他比较巧妙间接地介绍了解放区的风貌和共产党的政绩,宣传了我党我军争取民主统一的决心,也同时揭露了国民党反共的伪善面目。他的《从张家口说起》这篇通讯长达一万多字,在其中的《张家口人物速写》部分里专门介绍了聂荣臻、贺龙、萧克、成仿吾、丁玲等10位解放区的著名人物。这10篇通讯后来结集成册,由文萃出版社编成《烽火十城》出版。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溃败,人民解放军开始大反攻。在这一形势下,父亲也写了很多综述性的通讯报道。

  从红军撤退后对江西苏区的采访,到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写的通讯报道,父亲在新闻界逐渐成为风云一时的记者。1947年,在储玉坤著的《新闻学》中曾对父亲有这样的评价:写战地通讯以《大公报》的范长江、徐盈,《新华日报》的陆诒,中央社的曹聚仁最为著名。

  1949年2月,天津《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重新出版,父亲和共产党员杨刚等人为临时管委会成员。

  中国经济报道的先行者

  1938年底,武汉失守,《大公报》迁入四川,于12月1日重新发刊,父亲任采访部主任。

  抗战初期重庆的《大公报》几乎每天都有父亲写的各种时政报道。从抗战中期开始,他的报道重点开始转移到经济领域上。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落后,科技、教育也不发达。解放前熟悉经济的记者不多,所以关于经济的新闻报道极少,新闻报道大多偏重于时政和社会新闻。父亲在中国新闻史上的贡献就在于他是重视经济报道的先行者。

  父亲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实地考察,加之农学院学习的专业特长和实习中旅行游记的历练,使他从关注我国农村现状调查开始写经济通讯,进而逐步深入、系统地报道和分析研究经济问题。

  父亲的经济通讯带有时代的特色和历史的纵深感,他具有报人不怕死的铮铮铁骨,将手中的笔作为进行民主斗争的一种武器。他把经济通讯作为一个展示社会现实的窗口,以此反映国民党统治的经济现状,并揭露社会政治制度的腐败。原天津《大公报》的一位老记者曾评价说:“徐盈于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大公报》发表的多篇文章都反映出他是最早的反贪标兵,揭露了国统区的许多贪污腐败现象。”

  早在1935年,父亲就为《国闻周报》写出了长达一万字的通讯《滦榆问棉记》,对当时国内的主要产棉区———冀东的滦县至山海关铁路沿线地区的棉花生产销售情况做了深入的调查和报道。文中指出了滦榆地区在我国棉花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分析了棉农由于不懂保护与改良棉种而致影响生产和出口的问题。从1936年起,他的很多农村视察游记在《国闻周报》上连续发表,如《死亡线上的喘息》、《饥饿线上的农村旅行》等。他经过考察,在1936年13卷39期的长篇通讯《内陆沙漠》中,反映了黄河故道沙漠化危机的情况,指出只有重视运用农业科学知识,沙漠才能改良,农业才能发展。1937年,他看到在稻米丰收的年头,米市却不景气,他为上海《大公报》写了《芜湖谈米》的通讯,尖锐地指出“自从洋米来了,这里就没有交易”的原因。在《皖南看茶记》中,他揭露了封建豪绅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对民族经济的摧残。同年,他还给《国闻周报》写了记述从郑州以西到潼关农村干旱情景的《一个干燥的农业区》的通讯,其中有一节作为游记的范文还选入叶圣陶编著的《文章例话》(开明书店1937年2月出版)中。

  此后,他的采访视野由乡村随即扩大到重工业、轻工业和手工业的各个行业。1938年,他写了《巩固工业经济国防战线》的通讯,记述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西北地区的成就。1939年,他写出《纺织工业的复兴》的通讯,通过上海三友实业社纺织厂被日寇焚毁又在后方开工的事实,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道路。

  父亲非常关注民族实业家的经济状况。他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满怀兴奋看船坞》的通讯,热情歌颂了民生公司造船厂的建设和发展,赞扬了民族资本家对发展工业的贡献。谈到民生公司,他还是最早报道宜昌大撤退的记者。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宜昌发生了一场对抗战全局有重大影响的事件———1938年宜昌大撤退。在日本侵略军进攻面前,宜昌民众,尤其是民生轮船公司的员工和码头工人、纤夫、船员们,在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的组织指挥下,驾驶着轮船和木船,冒着敌机的轰炸,将大批人员、大量文物和兵工、器材抢在长江枯水季节和日军铁蹄侵犯之前,全部安全转运到大后方四川。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将宜昌大撤退喻之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父亲在《新中华》复刊号上撰文记写宜昌大撤退,文中写道:“中国的敦刻尔克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父亲还通过深入调查撰写过《中国的工业———滨海工厂是怎样迁厂的》一文,发表在1939年3月11日的《大公报》上。

  日本投降后,1946年父亲返回北平。他从别人不在意的杂乱报纸中收集日方的经济资料,经过整理后写出了《北方工业》的一组通讯,文中深刻地分析了日本在华北的经济问题,同时揭示华北的资源和工业潜力将成为中国产业革命的重心。1947年至1948年,他连续发表了《一个黄金时代的错过》、《水泥没有出路》、《手工业玉碎记》、《在两大化工集团之间》、《一个重工业建设的梦———记孙越崎九出山海关》等综述性通讯。1948年他写下解放前的最后一篇通讯《哪里是工程师的用武之地》,从经济的角度上分析了国民党蒋家王朝的统治已经面临崩溃瓦解的原因。

  父亲的经济通讯和对经济界人士的报道不仅成为《大公报》和新闻界的一个新视点,后来也逐渐形成《大公报》的一大特色。1952年上海《大公报》遇到困难,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给予《大公报》极大的支持。毛主席指示《大公报》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仍叫《大公报》在北京出版,由中宣部领导,坚持以财经宣传、国际宣传为重点。对此,《经济日报》前身《中国财贸报》的老报人曾对我说,这是与《大公报》几十年来一直以很重要的篇幅刊载经济报道分不开的,也是与徐盈在其中的贡献分不开的。因为徐盈与实业界人士有交往,是当时国内惟一的优秀经济记者。他在与经济界、实业界人士的往来中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和感情,为《大公报》和经济界、企业界起了很好的沟通与桥梁的作用。《大公报》以前是以政治和社会问题为主要报道内容,而徐盈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对《大公报》侧重于经济报道打下了基础。

  原天津《进步日报》党组成员、北京《大公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李光仪还向我介绍了一个事例:1946年,他在《大公报》上曾经看到不止一篇由徐盈撰写的有关国民党政府邀请美国专家沙凡奇对治理三峡水坝考察的报道。当时,由于徐盈以报道经济新闻著称,所以他被《大公报》派往陪同沙凡奇到三峡做实地考察。父亲的这些经济新闻报道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记录。

  王禹时和我的父亲曾是在《人民政协报》工作时的同事,他们对桌而坐,经常一起交谈。王禹时在文章《送徐盈,忆子冈》一文中记述了他们当时交谈的情况:“我和盈老相坐时,话题谈过佛学、道学,由于他长期在《大公报》从事经济报道,所以他更多地是谈经济,尤其是解放前国民党时的企业家、市场、物价、贪污腐化等。从每斤的小米到房地产,从天津的大沽碱厂到北京的瑞蚨祥,真是如数家珍。而在这方面的学问,正是我所欠缺的。”

  20世纪80年代,父亲自担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以来一直在工商组工作。他出谋划策,提出过许多很好的建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主持出版了四期《工商经济丛刊》,为后代留下大量有价值的近现代中国工商经济史料。

  华裔旅法中国经济史学者、法国经济史专家白吉尔的学生萧小红女士在研究中国的经济史后评价说:“《大公报》有两个人的功底很深,一个是徐铸成,一个是徐盈,徐铸成偏重于政治,徐盈偏重于经济,是中国最好的经济记者。”

  学者型的记者

  报业同人曾评价母亲是一位锋芒外露情感型的记者,而认为父亲是有理性认识和深度研究型的记者。父亲虽是在解放前的民办报社做记者,但他不像其他一些记者那样囿于当时的局限只写社会上的刑事犯罪、民事纠纷和八卦花边趣闻。他专注于人民的疾苦和社会的变革,尤其重视对于经济问题的报道。因此,他是一位比较早就侧重研究社会经济的学者型记者。

  1937年,他在考察大西北各省政治经济状况和民族宗教问题后写出《抗战中的西北》一书。周恩来曾对此书有很高的评价,认为对西北的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很有价值。

  在采访和调查中,父亲特别关注那些经济界、实业界和科技界人士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他和很多著名的经济界人士的关系都超过了记者与被采访者的关系,成为知心的朋友。通过他的沟通和交流,有好多实业家、科技专家和共产党建立起联系。因此,他也积累了大量中国经济的发展史料。从1943年起,他在《大公报》、《客观》等报刊上陆续发表了实业人物的特写数十篇,后选出一部分编为《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些人物有著名的民族实业家,如范旭东、卢作孚、胡厥文、吴蕴初等;有著名的科技专家,如侯德榜、茅以升、赵祖康等。父亲对他们的爱国情怀、创业经历和专业成就都作了翔实的报道。

  《法制日报》的副主编常少扬先生,1985年在社科院攻读新闻学的研究生时曾经阅读了有关父亲的大量资料并重点研究了他的经济通讯,最后以《论徐盈的经济通讯》为题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在论文中他肯定了父亲在经济通讯写作方面的突出成就。他写道:“徐盈在其新闻记者生涯中着力最多成就最大最能代表其新闻作品特色,并给他在社会上和新闻界带来更大声誉的则是他的经济通讯。”在《中国近代名记者》(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书中有关“徐盈”的章节也是由常少扬先生编写的,并给予了同样的评价。

  原《大公报》记者钱家骏先生在《新闻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中也撰写了关于徐盈的内容,其中的一节就以“中国第一位经济记者”为标题概述了徐盈的经济通讯报道。

  父亲经常告诫年轻的记者同行说,做记者必须具备两项才能:一是要能“全身带钩”,一是要会“串糖葫芦”。所谓“全身带钩”就是在对某一事件采访时要以高度的嗅觉发现、钩出另外的新闻线索来。父亲笔下的许多新闻都是这样链接出来的。所谓“串糖葫芦”,就是要勤于记录、积累资料。采访时不仅要记下与采访有关的内容,还要把其他有价值的资料全部记下来,以后写其他文章时,尽量把过去积累的有关内容贯穿起来。我曾经看到父亲在写文章时,总是坐在家中案前笑眯眯地思考、构思,那其实就是他在融合以前的资料,又在酝酿一篇新的好文章。

  具有多种创作才华的记者

  父亲不仅是一位知名的记者,还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喜欢写作,从高中时就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1932年,他就与“左联”青年金丁(汪金丁)一起创办革命刊物《尖锐》。他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在叶圣陶的指导下,他考察了许多省份,并把考察结果写成文章,后结集成册起名为《抗战中的中国》(此书与范长江主编的一套丛书同名)。他在“左联”时期、抗战时期还陆续发表了小说《粪的价格》、《七月流火》、《口供》等,其中结集出版的有《战时边疆的故事》、《苹果山》、《前后方》和《新聊斋》等。他还创作过电影文学剧本《青梅竹马》。至今,我家里还珍藏着他早期散见于各种刊物中的小说和单行本的小说集。他生前曾有一部作品《鸡犬豕》,即是用小说的形式讽刺国民党内部的黑暗,很多友人读后都大加赞许。有时我读着父亲的这些作品,常感受到他在动荡岁月中除记者报道之外的的另一份才情。

  20世纪80年代,父亲于70高龄时曾给香港《大公报》撰写了不少回忆文化、科技界人物的文章。其中有《华北油田行》、《杨振宁、钱伟长、宦乡谈四个现代化》等文,另外,还有专门记写李四光的《石头记》(上、下)等。

  为了积累资料,父亲坚持写日记。有时他的一篇日记就是一篇好文章。父亲一生澹泊名利,默默笔耕。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一如既往地关心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这一点可以在他的日记中看出。父亲一生留下日记近30本,可谓日记等身。在他的日记中很少个人私事、琐事,其绝大部分的内容记录的是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社会问题和重要事件。在解放前夕的北平围城期间,他写自1948年12月12日到1949年1月30日的日记就生动、逼真地记录了这一时期中北平社会各方面的状况。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根据父亲的这段日记,于1992年整理出版了《北平围城两月记》一书。编者在附记中写道:这不是一般当事人普通的日记,“而是以日记的形式,从各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在那关系着北平这个近千年古都及其200万人命运的40多个日日夜夜中所发生的一切。”我对父亲的这本书感情极为深切,因为我本人就是在北平解放前夕的1948年10月在灯市口《大公报》办事处宿舍出生的。当时国民党搜捕《大公报》,还带走了父亲,幸好后来化险为夷被放回。如今我时常翻阅这本小册子,抚今追昔,在感受当年于炮声隆隆中新中国诞生前的历史震撼的同时,也使我更加深深地怀念父亲。

  如今,值得告慰父亲的是,虽然他离开我们多年了,仍有许多人怀念他、敬重他,并且还有人专门研究他对我国现代新闻史的贡献。上海档案馆研究员陈正卿先生在多年对父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正在为我的父亲母亲编写一本几十万字的《徐盈、子冈传》,书中所选父亲的各类文体共约90篇文章。书中前言写道:“这其中所选的文章,并非最能代表他的成就和风格,更不能称作他的几百万字著述中最优秀的部分,但能基本反映出他的新闻写作的历程。并且这一历程,又是紧贴住过往的那个伟大时代脉搏的,而我们今天还能从中仍获得教益和参考,这已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了。”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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