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谈到抗战，外界对北京的“卢沟桥事变”、山西的“平型关大捷”、山东的“台儿庄大捷”都耳熟能详。谈到大西北的甘肃，却相对了解较少。实际上，甘肃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甘肃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意义非凡。甘肃更是抗战的战略大后方、运输大通道，兰州还是空战主战场之一，阻击了日本通过空中向北边不断扩展的企图。”甘肃省委副书记欧阳坚接受大公报专访时如是说。

　　欧阳坚指出，1935年，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到达哈达铺镇，进行短期休整。此时，红军面临着下一步到哪里去的问题。巧合的是，有人找到大公报关于在甘肃东北部、陕西北部有一个非常活跃的红色根据地。毛泽东知道后很高兴，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之后，红军决定到陕甘宁边区扎根，到抗日的前线去。在这个历史转折过程中，大公报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两位新派武侠小说巨匠——梁羽生、金庸，皆与《大公报》渊源颇深。

　　时间倒回到一九五四年一月，趁武术界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在澳门比武引发热议，时任《大公报》旗下《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为了满足读者兴趣，在比武第二天就在报上预告将刊登精彩的武侠小说以飨读者。

　　一九五五年，罗孚邀请另一位《新晚报》同事查良镛（金庸）在报上连载武侠故事，于是又有了金庸的首部武侠作品《书剑恩仇录》的诞生，连载一段时间后，不但使《新晚报》畅销，还被作为电台广播和街头说书的题材。

　　不论学界抑或坊间，通常将《龙虎斗京华》视作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如此说来，当时大公报的子报《新晚报》副刊，便是培育新派武侠著作的一片沃土。

　　陈昌凤表示，整个片子纵横捭阖、气度弘扬，角度非常独到，文献非常详实，挖掘非常深入，是中国新闻史独特的书写，也是中国抗战史的独特书写。它也是两代新闻人穿越时空的一次精神对话。

　　陈昌凤指出，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的著名报纸，从创办起即满怀社会担当，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文人论政”的典范，表现了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

　　“《大公报》践行了新闻事业的社会责任、家国使命，为新闻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中国新闻事业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陈昌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