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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助外交:从慷慨解囊到回归理性
导语:
中国援助外交:从慷慨解囊到回归理性

对外援助在新中国的外交中占据过重要的位置,对外援助对中国突破外部封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第三世界国家正是从中国援助中认识了中国,了解了中国,与中国加深了关系,这才有了后来的中国“被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经过60多年的变迁,如今援助外交依然在外交中扮演着重要的位置,但是变得越来越合理。

对外援助的三板斧
援助方式以优惠贷款为主

中国对外援助资金主要有3种类型: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1995年,中国启动了对外援助机制改革,提出今后以优惠贷款作为主要的援助方式。根据《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介绍,优惠贷款本金由中国进出口银行通过市场筹措,贷款利率低于人民银行的基准利率,产生的息差由国家财政补贴,期限一般为15—20年。

除了单纯的资金援助外,还一部分会投向项目援建。如援建公路、医院等基础设施。援建基础设施能够惠及被援助国的普通人。此外,平均经济成长率达5%的非洲大陆在生活条件逐步改善下,兴建或翻新基础建设成了非洲各国进一步强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途径,而没钱、没人才又没有技术的非洲国家,也需要中国提供帮助。

同时,非洲基础设施发展好也会为大陆企业进驻提供便利。而这些企业为了加紧完成工程进度又带来大批的劳工。中国在兑现承诺且巩固邦交之余,又同时解决了国内剩余劳动力的问题。

在对外援助方面,中国不仅提供物质层面的援助,也提供了一些软性的援助。其中包括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教育、文化等多个方向。

一个国家要发展起来,最终要靠自主发展的能力。因此,在提供对外援助的过程中,中国更加注重为受援国培养人才和技术力量。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作为面向当地人教授汉语和介绍中国文化的机构,近年来,孔子学院在非洲大陆迅速发展。2005年,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建立非洲第一所孔子学院。根据去年9月的数据,非洲26个国家和地区共设立了31所孔子学院和5所独立孔子课堂。非洲也是全世界孔子学院发展最迅速、最具活力的地区。 

中国为何爱打援助外交牌
援助是大国担当的一种展现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在各个领域日益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在世界上的自我形象正在从“受害的第三世界”国家向“负责任的大国”转变。对外援助亦成为展现大国形象的一种手段。中国若是想表现出和平崛起的意图,就要承当其更多国际责任。

 

发展国家历来在国家舞台上缺少话语权,以往总扮演被动“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角色。中国若是想跃升到推动乃至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实施,就必须获得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支持。对外援助也是获得国家支持的一种方式。众所周知,当年因为非洲国家的投票权,中国才被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在今天,若是中国想进一步获得话语权,同样需要如此。所以在中国援助重点中,永远也不会少了非洲国家。

提供对外援助的目的,终究是还是为了发展自己。发展好非洲基础设施,可以为中国企业赴非洲发展铺路。有相关人士曾表示,“应把对外援助与实施‘走出去’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发挥对外援助铺路搭桥的作用,鼓励和支持我国企业在受援国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带动更多品牌产品、标准规范、成熟技术和管理经验“走出去”。对外援助,终究还是为了自己人。 

毛泽东时代:政治高于经济 付出不计成本
即便国内饥馑 也要有求必应

“国际主义”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一面旗帜。这一点即便在国内遭遇三年自然灾害时也没有收到影响。1960 年,除了运往几内亚的1万吨大米,还有15000 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从1950 年~1964 年底,我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 亿元。这些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 年~1964年我国最困难的时候用得最多。

 

在“文革”期间,国际主义更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我国的对外援助也达到新高,坦赞铁路便是这一原则指导下的产物。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曾几次主张大幅增加中国的对外援助。1970 年,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把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同年6月,外交部就红十字会向匈牙利遭水灾地区居民捐款15万元人民币一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示:“似太少,可赠50万元”。

1973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这样不计成本的援助造就了一些被援助国家比中国的生活水平还要好。

阿尔巴尼亚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苏联的援助,理所当然向中国伸手。霍查对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说,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1974年10月,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不少,这次要求的数量过大,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阿方坚决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1976至1980年的贷款。7月30日中阿双方签订贷款协定,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1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还再三要求中国提供粮油,而此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确实拿不出更多的东西。阿尔巴尼亚很不满意,表示决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并拒绝给中国需要的原油、沥青。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霍查含沙射影攻击中国。

改革开放后:经贸成导向 援助变理性
邓小平为援助外交踩了脚刹车

1979 年7 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过去“对阿尔巴尼亚、越南给得太多了”。他指出,在援助问题上,“具体办法要修改,真正使受援国得到益处。”1979年,中国援外金额占财政支出的比率从1973年锐降至0.7%,中国的援外进入战略转型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对对外援助进行一系列改革。1995年,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吴仪提出了“经贸大战略”,把对外贸易、资本流动和国际经济合作结合起来,运用国内外资金、资源和市场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中国积极推动对外援助资金来源和形式的多样化,同时兼顾受援国和中国双方的利益。从1995年起,除了政府财政提供的资金外,还增加了金融机构提供的具有援助性质的资金,这是以政府贴息优惠贷款的方式来体现的。

此后,金融机构提供的优惠贷款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形式,物资援助和现汇援助减少、成套项目援助比例上升,技术和智力援助取得较大发展,合资合作项目开始受到重视和鼓励。

《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介绍说,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坚持帮助受援国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坚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

白皮书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仍然是中国长期面临的艰巨任务,这决定了中国的对外援助属于南南合作范畴,是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帮助。

几内亚曾经有一位官员说,“中国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策略,他们不再会向一个不稳定国家的不确定市场中注入50亿美元。”这样一句话,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对外援助的理性进步的注解和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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