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若盘点最火的视频，那么习近平谈延安知青生涯的视频绝对可以位列其中。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若将几件事情并列而看，那么偶然流出来的视频就显得不那么偶然。

这段视频最早见诸网络是12日，首发于某国内门户网站。随即，这段记录习近平知青回忆的视频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该段视频中有很多生动细节，比如习近平对自己带领村民开凿沼气池的描述：“最后一捅开溅得我满脸喷粪啊，满脸是粪，但那个气就呼呼往上冒”。习近平也在视频中回忆自己过“五关”最终和当地民众亲如一家的过程--“对老百姓是由怕他上炕，到请他们跟我一起睡觉”。

视频流出后的第二天，人民网和新华网就先后刊出网评。人民网网评为《从梁家河读懂中国梦》，新华网网评为《平民情怀最动人》。网评均置于网站的显要位置，两篇评论主旨的交集则是突出习近平亲民、爱民的民本思想。

人民网网评称，“正是因为梁家河记忆刻骨铭心，总书记对基层有着清晰、准确的认识和把握，知民情、体民忧、解民怨、想民愿，与人民群众有着天然的情感联系。中国梦激荡中华儿女的心，回望梁家河，我们更能读懂中国梦”。新华网网评也称，“为官从政者应该从中得到很多教益：一个领导干部需要具备多方面素质，但最基本的还是要有群众观点、人民情怀，把自己的从政生涯同实现党的根本宗旨统一起来、结合起来。这样，为官才是好官，施政才有良政”。

由此观之，这个“偶然”流出的视频对于当下领导干部就有了特别的指引，即是以习近平早年经历为榜样，号召广大干部能够和人民群众走到一起、亲如一家。

同样是本周（6.12），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在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中深化“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通知》。这是中央层面的再度发力。不过与上一轮的模式不尽相同，本轮的主打内容是干群关系。

《通知》专门列出4大类、14个问题，这其中又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针对干群关系中的不正之风的，要求将整治这些不正之风作为反对“四风”和专项整治的重要内容。“对群众欠账不付、欠款不还，‘打白条、耍赖账’”以及“拖欠群众餐饮费、租赁费、供货款和农民工工资”等干群关系问题均为新列入问题。

明朝首辅张居正有言，“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目前，中共将治吏重点瞄向干群关系，就是以“安民之道”为出发点。

这些位居基层的干部不仅是政令上传下达的端口，也是对民众展示执政风气的窗口。干部的表现攸关执政党的形象和群众基础，因而在条件成熟后进一步整治干群关系也是大势所趋和题中应有之意。亦如反腐拍“苍蝇”能够激起民众的共鸣一样，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能让基层群众切实感受到中央的决心和有为。（文/方乐迪）

本周，四川书记王东明与河南省长谢伏瞻依旧在外交流访问。傅育宁在接连调研华润内部企业后，也于本周完成了履新后的第二次央地互动（首次为5月9日受内蒙古书记王君会见）。值得注意的是，本周电力央企也密集地与地方进行互动。

河南省长谢伏瞻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接连到访港台，力推河南经贸交流和相关布局，跟随谢伏瞻的河南高官，包括河南省商务厅厅长焦锦淼、河南省金融办主任孙新雷以及郑州航空港区等十多个部门的厅局长。

通过谢伏瞻在两地的互动看，河南的转型态势十分明显。这次港台之行，招商工作一改以工业为侧重的模式，转向突出新兴服务业等第二、三产业项目，加快在金融、物流、航空等领域的合作。

12日下午，河北省长张庆伟会见了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傅育宁等人。这是傅育宁上月拜访内蒙古后，再度到访地方与地方高层互动。在其履新之初，傅育宁密集到访旗下公司安抚人心。此前，傅育宁还与赴港交流的江西书记强卫有过互动。由此看，华润的内部整顿与安抚或告一段路，工作重心将重新回到业务拓展上。

在央地互动方面，中央赴藏调研组，中组部、财政部、人社部联合赴藏调研组，以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赴藏调研组，三个调研组分别到访西藏进行调研工作。其中，西藏书记陈全国会见了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赴藏调研组一行。今年是对口援藏工作20周年，三个调研组均以此为契机开展调研工作，由是观之，下半年度或许有涉及西藏发展的政策陆续出台。

青海布局锂产业

借青洽会之际，西藏与青海完成了本周唯一的高层及地方互动。西藏主席洛桑江村带团参加青洽会。青海书记、省长一同会见了西藏代表团。

青海书记骆惠宁表示，“青海与西藏地缘相连、人缘相亲、交往久远。特别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进一步实现了公路、铁路、航空、通讯、输气、电网等方面的全方位联通，两省区往来更加紧密，交流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位于青海的格尔木藏青工业园，是双方合作互动的样本，在会面中被重点提及。在区域板块逐渐活跃的当下，西部诸省抱团取暖的现象也将越来越频繁。

青洽会也进一步促进了青海锂产业发展。11日，青海书记骆惠宁会见了出席青海新能源锂产业发展高峰论坛的相关人士。骆惠宁表示，通过本次青洽会的一系列相关活动，使“锂”成为世人关注的突出亮点。

骆惠宁还表示要力争到2020年，打造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千亿元锂电产业基地。通过会谈内容可以看出，与电动汽车等有关的锂电池产业将成为重点发展方向。

一周内三电力央企访三省市

本周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召开，宣告了中国能源革命的到来。仔细梳理发现，在这次会议召开前，电力企业就已经密集拜会了地方官员。

陕西省长娄勤俭先后于10日、11日、会见了华电集团总经理程念高、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舒印彪。在会见舒印彪时，“双方就陕西省电力外送和电网建设深入交换了意见，表示要继续加强战略合作，以纳入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项目为重点，共同推进跨省输电通道和陕西煤电基地建设，确保相关重点工程顺利推进，早日建成运营”。

一个需要交代的背景是，中国煤炭金三角中就有陕西榆林（内蒙古鄂尔多斯和山西朔州）。陕西一直是中国能源大省，但是由于其转化能力较低，所以一直以输出原煤为主要方式。通过输送原煤向外输送电力方式，可以促进陕西经济的转型升级与发展，而这也符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定下的能源革命基调。

国家电网的董事长刘振亚则于9日拜会了天津书记孙春兰、市长黄兴国。双方的合作内容则与陕西不甚相同--电网规划、智能电网建设、电动汽车产业。陕西是商讨对外送电问题，天津则是弥补用电缺口问题--入津特高压工程。该工程将在年内开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则正式定下发展特高压的基调。此前，舆论对于是否发展特高压技术是有争议的。

同样在本周，赵克志、陈敏尔也会见了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赵建国、总经理钟俊。此行会见的主要内容支持贵州发展。南方电网高层表示，“将根据贵州的实际需要,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积极主动、全力以赴地做好各项服务工作,不断提升电力供应保障水平,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文/方乐迪）

6月份是二季度的最后一个月，这一月也就成了央地“刷数据”和谋篇布局下半年的关键月份。面对依旧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央从多个方面进一步采取积极有为的措施。中央的政策变化也给地方提供了更多机会。

正思想：正名刺激说

上周末，新华社连续刊发了“刺激与改革之辩”系列稿件，分别是《“微刺激”不等于“缓改革”》、《“微刺激”凸显“妙调控”》、《“微刺激”助益“稳增长”》。这是继官方学者首度承认“微刺激”后，官方采取的新一轮舆论攻势。

这三篇文章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即阐述刺激与改革之间的关系，这三篇稿子是对“李克强经济学”的一个正名，也属对中央进一步刺激政策的舆论清障。

早前英国巴克莱银行以不刺激、去杠杆与结构改革作为该概念的三大支柱。这一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起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降低了复杂政策的理解难度。不过，这并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进而会产生以偏概全的效果。这使得该概念成为中央政策开展的束缚。如果中央采取刺激政策，那么是不是有违改革初心呢？官方推出三篇稿件，就是为了打破舆论束缚，树立正确的对刺激与改革关系的认识。

这三篇稿件和人民日报本周一推出的系列文章，都在释放这样一个信号，即改革与刺激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刺激与改革的功用是相辅相成。这种关系符合当下国情，诚如周一人民日报文章《稳增长离不开稳投资》一文所言，“从所处发展阶段看，投资仍是支撑中国经济‘大厦'的一根重要支柱。从短期经济运行看，投资在稳增长中的直接作用不可替代。”

树方法：两只手都要好

在树方法层面，5月底的政治局集体学习是一个重要标志。以往，官方会着重提及发挥市场这个无形的手，但是，这次的政治局集体学习则透露些许新信号。

在这次集体学习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变化，一个就是经济管理权的问题，一个就是“两只手”的关系问题。习近平在集体学习时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是首度将党的领导提高到体制高度，而此前，只是提到要“提高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水平”。

习近平特别强调“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这表明高层将在“新常态”下采取更有为的措施，主动作为或将成为今后一个时间段的重点。

同样在本周，习近平“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首度被官媒公开。相比胡温时代，总书记在经济工作中扮演了更加有为的角色。

促落实：为官有为

正思想和树方法，属于准备阶段，促落实则属于务实阶段。通过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八省市政府主官的座谈会看，高层的紧迫感更为强烈，作为的态势明显。

6日召开的座谈会，李克强说的话很重，督促落实的心情很急切。李克强的表态中有不少涉及落实、有为、配合等内容的话，例如“全党上下、各级政府都要担负起各自的职责，要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确保今年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指标顺利完成”、“但我要提醒各位，清除‘为官乱为’，绝不意味着官员从此就可以‘不作为’了。如果这样理解那就大错特错了。古人还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呢！”以及“你在那儿不动，不抓住关键问题主动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等等。这种急迫也充分体现在了中国政府网新闻稿标题上--《李克强：中国经济是干出来的》。

这次座谈会的表态也侧面证实了李克强因为“政令不出中南海”而拍桌子的传闻。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次会议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现有的关于稳增长、调结构等方面举措落实得不太成功或者不太理想，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

督促落实的舆论氛围已经形成，这从近来多篇党报评论措辞中可品味出来，如《中央规定就是铁律》、《立了军令状就要有结果》以及《敢于担当，拿得出魄力》等人民日报“本报评论员”文章。国务院已经开始督查政策落实情况；而诸如黑龙江、山西等“后进生”也开始大力推动本省的重化工项目的进程，以提振经济完成任务。（文/方乐迪）

近日，中央一系列动作均指向地方落实改革落实指令不力,“敷衍了事、尸位素餐”。本月6日，习近平在中央深改组第三次会议上强调提高改革针对性，要求聚焦、聚神、聚力抓落实，做到紧之又紧、细之又细、实之又实；5月30日，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上要求，打通抓落实的“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此后，媒体报道称，李总理因为政策落实不到位已经“拍了桌子”；随后又召集内地8省行政首长讨论经济工作，直指抓紧推进各方面改革工作“不得拖延”。

习李高层以如此强力的举措督促改革政策落实，极为罕见。究其原因，盖因中央对今年持续下行的经济形势“压力山大”，对地方大员忽视GDP，改革陷入僵局不满。尤其本年度时间过半，而外界对全面改革的进度和成绩略显失望，习李同样如履“改革”薄冰，在改革尽快出成果方面压力不小。

此外，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理解误区，官方喉舌新华社连发三文，再论“克强经济学”，为刺激与改革的关系正名，指出微刺激不等于缓改革。这一敏感时期的舆论背书，也被认为是李总理团队力图扭转地方改革谬论，发力再刺激改革升级的举措。

在经济座谈会上，北京、河北、山西、黑龙江、江苏、浙江、广东和四川等8省市的政府一把手围坐在中南海会议桌旁，向中国经济的“班长”、中央深改组副组长李克强汇报落实决策部署情况。

从上半年的经济表现看，这8个省份具有极高的典型性，囊括了东中西各区域，既有北京、江苏、浙江、广东等引领区域经济国家战略的东部大省；也有河北、黑龙江、山西等受困于国内外经济形势，上半年表现一般的落后省份。这些省市均面临着加大改革力度，转型升级的艰巨任务，此次获李克强面对面“敲钟打气”，或将在“下半场”的改革攻坚中有更大起色。

虽然国务院会后下发通知，称将派出督导组督查地方改革落实情况，但梳理本周各省市区情况发现，此次经济座谈会在地方“泛起的波涛”却大小不一。

截至周日（6.15），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江苏、广东、吉林、福建、海南、四川、云南11个省市对座谈会做出明确回应，启动本地自查自纠，或开会督促改革落实。其中，京、冀、晋、苏、粤、川六省市区为座谈会代表，在8省中“划铁留痕”；天津、吉林、福建、海南、云南五省市则是主动落实国务院精神和通知的先进典型。参加座谈会的黑龙江、浙江仍无具体动作。

在响应国务院政策的省份中，北京、河北和山西算得上最积极的三地。北京市除接连召开市委常委会和市府常务会议督促落实外，还全面启动了自查国务院政策落实情况的工作；河北召开了省政府常务会议，还于13日专门召开全省经济形势分析暨重点建设项目调度会，学习中央精神，部署相关工作；山西也召开了省委常委会和省府常务会议，还决定从6月12日至14日组织9个督查组，对全省11个市、16个省直牵头部门落实情况进行全面督查。

本届政府的执政思维不同以往，力图通过简政放权，把发展自主权更多给予地方，依靠市场力量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升级，而不再依靠大规模的政府刺激。这样的发展逻辑，相较于以往的发钱刺激政策，对地方政府的要求更高。

经验丰富、能力更强的地方大员，特别是拥有局委身份的地方大员，在本地改革的进程中更具权威性，有更大力量打破利益集团阻挠，推动改革举措落实执行。除此之外，拥有明显区位优势，或享受国家战略支持的省市，在改革中也拥有更大的辗转腾挪空间，比其他地区更易取得发展实绩。但是，在地方创新改革，以及中央督查之外，如何建立改革的动力机制，是更值得中央政府思考的问题。（文/辛忠）

中国新一轮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基层政府，在中国的政府体系中处于执行层和实践层，中央的改革计划、措施最终大都由地方来实践完成，而且地方自身也面临改革问题。因此，地方改革成效如何对于中国新一轮改革的成败具有至关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组第三次会议上强调，目标是否坚定，决定改革的成败；落实能否到位，决定蓝图的实现。如果地方改革不到位，措施执行不到位，中央的改革设计不管多么宏大、多么缜密，都可能成为空中楼阁。

然而，地方政府要通过改革实现治理现代化，首须克服三个难题：第一，能否充分理解和认识改革设计、措施的问题。相对于中央部委的人员来说，地方政府的人员，尤其是基层政府的人员，其学历、素质相对来说弱些，由于长期处于一地工作，想问题、干工作习惯了从本地的角度去考虑，视野难免局限于本地。因此，对于中央总体设计的全国一盘棋改革，他们能否充分地理解和认识是一个问题。第二，是否有能力落实中央改革设计的问题。即使认识和理解到了，但能力是否足够？中央的改革设计是经过详细论证的，充满了改革者的智慧。同样，地方落实的时候也需要智慧，不能蛮干，改革是利益的重新调整，地方不能因为考虑不周引爆严重的利益矛盾冲突，从而影响到全国改革大局。第三，处理好本地利益和全国利益的关系。地方的主政官员从个人政绩角度出发，肯定会优先推动那些能最快出政绩的工作和项目，对于改革也是如此。一些最简易、最容易出成绩的改革，地方实践起来积极性肯定高，但对于一些难度比较大、矛盾比较多、需要长期下苦功夫的改革，地方落实起来积极性未必高，而这样的改革却是最关乎到改革核心的，关乎到全国改革大局的。因此，地方在追求本地利益和维护全国改革大局方面需要做好平衡。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之外，地方开展改革还会碰到许多阻力，而且因为地方政府身处基层，直接和群众打交道，面对的矛盾更直接，面对的利益更现实，更考验地方官员的智慧。

第一，地方利益集团。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出现了不少利益集团，从学者的归纳来看，这些利益集团主要有国有企业利益集团、部门利益集团、地方政府利益集团等，这些利益集团是影响中央改革的主要阻力。但具体到地方改革，又会面对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这些利益集团可能是当地的行会、家族，甚至是一些黑恶势力。从媒体报道来看，有的地方被黑恶势力渗透严重，比如有一些黑恶势力头目对地方人事影响巨大，被称为“地下组织部长”，他们在地方呼风唤雨。如果改革影响到了这些地方集团利益的话，他们可能会进行阻扰。

第二，地方政府公信力问题。相对于中央政府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来说，地方政府的威望则要差很多，特别是一些基层政府，形象差，老百姓对他们的信任度很低。而地方政府要进行改革，没有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是不行的。在民众对政府信任度低的情况下，双方之间有隔阂，会加大改革成本，使得改革难以推进。改革是为了进一步做好工作，提高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但如果群众对政府不信任，对改革不买账的话，这样的改革会很危险，不但不能缓解矛盾，反而会使得矛盾更加激化。

第三，地方权力监督问题。如何来监督地方政府？目前的监督主要是靠上级，这种方式不能说没有效果，但还不够，毕竟上级精力有限，不可能时时刻刻盯着下级政府。而在没有充分监督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会百分之百地如实实践国家改革举措吗？前几日，李克强总理就提到，“我在基层调研时注意到，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一些政府官员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改革也一样要防止地方敷衍了事，严防那种会开了、文件学习了、贯彻举措也出台了，但就是不见实际行动的现象发生。

第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责任的平衡问题。鉴于中国的政府体制，越往上层分的越细，越到基层综合性越强，往往一个基层单位挂好多牌子，这些牌子都是他所对应的上级单位。尤其是对县乡政府来说，几乎所有上级政府、部门的文件、措施，最后都会到他们这里来，都要由他们来落实，但他们的财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且现实的情况是县乡政府的财力非常不乐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易出现基层政府责任和财力不平衡的问题。即他们需要承担的事情多，但他们的财力有限，没有那么多财力和人力去做好上级布置的工作，但他们又不能说“不”，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上面说的敷衍了事的情形。

一直以来，对于中国政府和政治，无论是学界、媒体界还是政界，都把关注的主要焦点放在了中央政府上，从中央的角度来思考，对于改革问题也是如此，更喜欢关注宏观层面的、总体上的改革问题、改革规划等，对地方的关注则要少很多。但地方政府在中国的政府体系中虽然处于基层、底层，但却是执行层、实践层，对于改革来说更是处于关键的地位，如果地方改革不到位，中央改革措施落实不到位，中国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就可能受阻。

地方改革的难题除了以上提到的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地方官员怕得罪人。地方官员，尤其是市县官员，都生活于同一地，相互之间关系盘根错节，在工作中得罪了一人就可能得罪了一批人，这造成了他们谨小慎微、尽量不得罪人的工作风格。笔者曾和地方土地执法人员谈过，他说土地执法时，如果他不作为，自己就是失职，但作为就会得罪人，因为能拿到地的人都不简单，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做的就是去违法单位宣示处罚决定，但不强制执行，到期后就把处罚决定推到法院，让法院来办，这也等于把难题留给了法院，法院怕得罪人也不会强制执行，最后这事就一拖再拖，很难了之。这种现象在地方很普遍。要让地方改革有动力和积极性，首要的应是保护那些实践改革的人，其次才是其他改革问题。否则，改革在遇到阻力的情况下，很难推动。（文/姜志勇）

跳开内地省市区的政经生态，将目光投向更大范围的两岸四地，本周热点不断。

最受两岸四地媒体关注的，莫过于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大陆并获习近平、俞正声的高规格接待。宋于本月6日晚间率团抵京，7日一早即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共总书记会面。会面中，习近平提出的对两岸政策新"四不"主张，成为两岸媒体头条。而在8日下午，身兼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率领市长王安顺以党政组合的规格与宋楚瑜会见，宋在会见中以2008年北京奥运为喻，自称甘当两岸和平发展的志愿者。

在两岸交流的大背景下、在台湾政治势力版图的现实面前，有媒体将宋楚瑜此番大陆之行定调为布局：既是宋的布局，也是大陆高层的布局。

沿着上述的"布局"，内地省份与台湾之间的交流，在上周的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之后，本周轮到了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张此访台湾主打"皖台一家亲"的亲情牌，既有参访出自安徽的刘铭传之纪念馆这样的活动，更有参加台湾皖籍新娘见面会的安排。与赵克志一周前访台相比，其共同点都是台商大佬郭台铭，在此番张宝顺访台期间继续高调亮相。据报道，张宝顺8日晚参访台北有名的通宵书店--台北诚品书店，郭台铭全程陪同。当看到书架上摆放的《淮南子》，张宝顺当场买下一套送给郭台铭，并向郭介绍此书与安徽的渊源。

实际上，近年来，随着两岸政治关系逐渐解冻，内地赴台参访日趋活跃。而能否从参访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找到该省与台湾的切合点、找到能两岸逢源的台商大佬，成为两个必须的前提条件。

香港方面，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访问团本周来京，得到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的会见，李副主席在会见中提出了"爱国爱港爱乡"的三大期望；而同为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在会见访问团时，则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全市人民"对客人来津表示欢迎，重视程度从官方新闻稿可见一斑。

香港媒体向来是联系内地与香港地区的桥梁和纽带，各类媒体参访团高频度来往于各省份。本周，以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为团长的港澳媒体高层参访团于8日来到重庆，全面参访重庆发展。身兼政治局委员的市委书记孙政才率党政高层集体会见参访团成员。另一路香港媒体参访团，则由香港商报等数家香港主流媒体组成，赴山西进行考察。

香港作为中共外宣工作的桥头堡，由于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媒体发达。因此，对于相互间政绩、曝光度、口碑、媒体形象等各项竞争日益激烈的中共地方大员来讲，如何发挥好香港媒体的重要作用，自是重要的为政之举。而在最低限度的层面，这些港媒高层的到来及其媒体报道，对于促进所访省份的政经外宣工作，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文/陈国栋）

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上新闻联播谈反腐倡廉

在中国政经版图上，无论是政治影响力还是经济吸引力，甘肃长期是不温不火的配角。但最近，甘肃却因在纪检监察方面的改革创新，一跃而居于前台。其突出表现就是，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最近连续创造多个“第一”。

4月1日，中纪委官方网站邀请王三运做客该网站就“以改革创新精神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进行在线访谈，这是第一位走上中纪委官网进行在线访谈的地方大员。6月11日，央视《新闻联播》再播出了王三运主抓廉政建设的新闻，包括对其进行访谈，以及王三运带队下基层查票据、查作风的画面，他再次成为《新闻联播》聚焦的第一位抓反腐廉政的省委书记。

6月3日，王三运还在人民日报上撰文，题为《种好反腐倡廉“责任田”》。他指出，要牢固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自觉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切实种好自己的“责任田”。

十八大之后，中央在反腐方面的重大战略思路调整就是强化了党政主要负责人在反腐败方面的责任，要求党政负责人不能只抓业务，不管反腐。进而提出“一岗双责”、“一案双查”的理念，要求党委一把手机要抓业务，也要抓反腐；而出现了腐败案件，在追究腐败当事人责任的同时，也要追究领导责任。这就倒逼党委书记必须亲自抓反腐工作。

王三运在落实中央反腐新思路方面，有不少理论和措施创见。他提出，实各级党委的主体责任，首先需要解决“只挂帅不出征”问题。党委“不松手”，党委书记“不甩手”，党委班子“不缩手”。各级党委要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有效防控廉政风险、协调推动重点任务。不能每年开个会、讲个话或签个责任书就万事大吉了。保证纪委履职的相对独立性，解决“权力监督不力”的问题，充分保证纪委行使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不断加大对权力行使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

在王三运的部署下，针对“一把手”监督难的问题，甘肃探索建立了市州和省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向省委述纪、述廉、述作风的“三述”制度。市州和省直部门主要负责人一届任期内，至少要向省委“三述”1次，同时对测评结果要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现年62岁的王三运，早年在贵州步入仕途，曾任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六盘水市委书记、1995年9月任贵阳市委书记。1995年晋升贵州省委常委，进入省部级高官行列，从1998年至2007年，王三运历任贵州、四川、福建三省的省委副书记，2007年底调任安徽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升为正部级。2011年12月调任甘肃省委书记。在当今中国政坛，曾在5个省份都担任过省部级领导职务的官员，唯王三运一人。

而生于1965年的甘肃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张晓兰，是现今中国政坛最年轻的省纪委书记，也是全国纪检系统最年轻的部级干部。早年长期在重庆市任职，曾任重庆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重庆高科集团公司总经理。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是后来的中组部部长、中纪委书记贺国强。2003年升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与周强、胡春华、陆昊三任第一书记共过事。2008年7月外放甘肃省副省长，后调任省委常委、纪委书记。

王三运最近在央视新闻联播、人民日报、中纪委官网等这几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官媒上密集亮相，至少从侧面证明，甘肃在纪检改革方面的一系列探索，得到了中央高层的充分认可。并且也为了解全国范围内的纪委改革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示范。(文/马浩亮)

王岐山5月19日在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专题研讨班上讲话。(资料图)

十八大迄今一年半，中纪委强势“打虎”的同时，先后进行了两轮机构改革，同时，纪检监察体制也在进行大规模改革，最突出的方向就是强化统一垂直管理、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的领导。在中纪委的领军之下，各省纪委也纷纷推出改革措施。其中，既有共同动作，又有自选动作。

在共同动作方面，与中纪委机构改革相对应，一是普遍增设了专门负责查办案件的纪检监察室的数量和人员，将工作力量向查案一线倾斜，如北京、四川的纪检监察室均增至9个；二是组建专门的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负责打“内鬼”；三是整合既有机构，分别在干部室、宣传教育室基础上组建组织部、宣传部，将办公厅与监察室合并组建新的办公厅，将党风政风监督室、执法和效能监督室，设立新的党风政风监督室。

而在自选动作方面，各省方式不一，各有探索试点，从中也可以透析纪检监察全局改革的思路方向。综合其路径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抬高纪检机构的规格。

在中国政界，级别、规格通常是权力大小的最直观标志，因此，对纪委及纪委负责人级别、地位的提升，最直接强化了纪委职责、权威。

甘肃试点纪检组长与党政正职平级。在这方面，甘肃省的纪检改革最具创新。在省辖的地级市中，武威市及所辖民勤县、天祝县对发改、建设、水务、林业等重点部门的纪委书记（纪检组长）按同级正职配备，在上级纪委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干部编制、工资关系等均由纪委统一管理。也就是说，这些重点单位的纪委书记、纪检组长与局长、党组书记为同一级别。同样，定西市所辖的7县区，也设立正科级建制派出纪检监察组40个，与县辖各局委、乡镇平级。白银市则设立4个正县级综合派出纪工委，负责对49个党政部门及其下属单位的监督。这些改革，打破以往纪委书记作为党委书记下属的权力各局，也打破了纪委与特定部门的利益捆绑，有利于更好地开展工作。

湖北省的探索创新是，明确纪委书记在党委中排名副书记之后。为增强纪委监督权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湖北省委制定了《关于纪委书记（纪检组长）排序及分工意见》，明确规定纪委书记（纪检组长）在党委（党组）中的排位，不论资历先后，都排在副书记之后、其它常委（党组成员）之前；同时规定纪委书记（纪检组长）专司其职，不参与所在地方、单位其它业务分工，不临时主持单位工作。

其次，省纪委组织部宣传部升格扩权。

在原来的省纪委组织架构中，一般辖有办公厅、各室、各处，虽然所属各厅、室主任往往高配为副厅局级，但其本身还是处级建制。也就是说，纪委内部主要是实行“纪委--室（厅、处）”二级建制。

而在新一轮纪委改革中普遍设立了组织部、宣传部，不仅仅是名称由“室”到“部”的改变，而且也是权力的大幅扩充。由于强化了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管辖，特别是干部人事管理方面的权力上收，组织部权力大增；而宣传部除了原有的机关宣传工作之外，还实现对本系统报刊、网络、出版社的大一统整合。

在甘肃省纪委机构改革中，在干部室基础上组建了组织部，部之下增设综合处、派驻机构干部处、市县干部处、干部培训处；在宣传教育室基础上组建了宣传部，其下增设宣传处、舆情处。天津市纪委组织部，下设综合干部处、机关干部处、派驻干部处；宣传部下设新闻处、宣传处、教育处。使得原有的“省纪委--室”两级，变为与“委--部--处”三级并存。

此外，部分省纪委的办公厅由于事务繁杂，也下辖有几个处。天津市纪委将办公厅、监察综合室整合为新的办公厅，下设秘书处、综合处、信息督查处、行政处。但河北省纪委的改革方向与之相反，办公厅原设有秘书处、综合处、行政处。此次改革中，办公厅秘书处与监察综合室合并设立新的办公厅；办公厅综合处与研究室合并设立新的研究室；办公厅行政处独立为直辖于纪委的机关事务管理处。

其他的一些整合存量的改革中，为了将人员编制用于新增加的纪检监察室，一些职能相对较虚的二线部门被裁撤。如海南省纪委撤销省预防腐败局办公室；北京市纪委撤销了预防腐败三室；甘肃省纪委将电子监察室并入为党风政风监督室；江西省纪委撤销了“发展环境监督室”；云南省纪委撤销了“问责办公室”、“改善投资环境投诉办公室”；山西省纪委撤销了“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室”；浙江、重庆等多地纪委撤销了“派驻机构管理室”；四川省纪委撤销了“督促检查工作办公室”，不再挂省廉政建设办公室、省行政效能投诉中心、省招标投标监督委员会办公室牌子。其整体方向，都是为了将纪委力量向监督查案的主业聚焦。（文/马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