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大公网特约评论员陈国栋《习近平深化改革“顶层设计师”身份渐显》一文，于6月18日在大公网首发，引起海内外政情观察人士较大反响。本期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再次编发此稿，推荐给关心中国省域政经生态的读者。

该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为新闻切入点，梳理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施政主轴、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及会后在改革领域的战略性部署，在中国公共媒体中首次提出习近平作为深化改革“顶层设计师”这一观点。以下为文章全文：

中国官方媒体6月13日首次披露习近平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身份主持会议的消息。有香港媒体解读为这是习近平 “再添新职”，其实这是较长时间以来外界的误读。从1987年开始，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一直由总书记担任。

习近平循例接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在目前由总书记担任组长或主席的多个机构当中，只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是新成立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是由此前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更名而来，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也是历史久远。

现在的财经小组，至少可以追溯到1979年成立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它是当时的最高财经决策机构。1980年，国务院财经委改为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987年以后，总书记担任财经小组组长职务、总理任副组长成为惯例。此次官方在时隔近20年后首度披露该小组组长具体信息，则可看作是自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来，中国官方信息更趋公开化。

其实，一直以来，习近平对经济工作的介入就很深入、具体。习近平曾专门在地方召开过“经济工作座谈会”，其本人对经济工作的论述也非常丰富。在201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对全年经济工作进行总结，是其全面接掌对经济工作总结权和评判权的标志。

分析人士称，发展经济依旧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习近平循例担任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并不意外。习近平一手主导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经济改革则是各项改革的重点任务。习近平出任该小组组长，也印证了经济改革将是遇到问题最多、触动利益集团最直接最根本的领域。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统抓经济工作不仅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保证执行效果，同时也有利于冲破各种既有利益格局的禁锢和局限。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职位的责任意味远大于权力意味。尤其在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最高领导人不可能置身事外，需要勇于担当，攻坚克难。

另外，从中国的制度设计上来考量，设立财经领导小组正是“党抓中心工作”也即“党管经济”的具体要求和体现。国务院总理抓经济则是“本职”，若再担任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就显得叠床架屋，没有意义。

习近平深化改革 “顶层设计师”身份渐显

十八大以来，深化改革成为新一届中央高层的施政主轴。

经过近一年的调研、筹备，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改革蓝图，习近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亲自担任文件起草组组长，历时7个月，倾力构建出这一决定中国新一轮深化改革方向的纲领性文件。

熟知中国国情的人深知，当前中国的经济体制仍然相当“纠结”：一方面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期仍远未结束，一些部门依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特点；另一方面是一些官员依旧抱着过去十多年发展经济的惯有思路，难以改变。这就决定了中国正在深化的经济改革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因此，若没有总书记的强力“操刀”，经济改革难于落实，难有推进，进而直接影响到其他领域的改革进程。

从目前所实施的经济改革措施上也能发现，此前中国多年未有突破的“京津冀一体化”，在习近平视察北京后取得突破性进展。据了解，京津冀一体化方案有望很快出台。由此可见，在处理涉及到各方核心利益的棘手问题上，习作为总书记的政治影响力是最核心的因素。

分析人士还强调，中国的经济改革除了“顶层设计”，还需要由上至下的身体力行。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之所以能够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依靠的正是邓小平的超强政治影响力。邓小平之所以能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取得极大成功，除了个人的远见卓识之外，还因为邓能以其一言九鼎的政治影响力确保改革进程不容阻断。

习近平以最高领导人身份循例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再加上其国安委主席、中央网信领导小组组长等职务，使其不仅执掌了宪法赋予的最高国家权力，更为重要的是，直接掌管了政治、国家安全、外事、社会管理等重要领域，便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大幅提升了复杂利益博弈格局下的权力运行效率，为深化改革进行更加高效的顶层设计。

至此，习近平作为中国新一轮深化改革“顶层设计师”的形象渐趋清晰，影响力逐渐显现。（文/陈国栋）

19日下午天津书记孙春兰会见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徐匡迪

本周（6.16-6.22），省域活动十分活跃，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舆论话语权与焦点逐渐由河北转向了天津。综合多种动作看，六月份是天津谋局发力最猛的一月。另一方面，国家电网董事长刘振亚继续拜访地方书记，奔走布局特高压发展。

刘振亚连会三省主官

本周，国家电网董事长刘振亚继续拜会地方领导人。刘振亚先后拜会了河北、山东以及山西三省领导。拜会三省的工作主题不尽相同，河北与山西聚焦于输出建设，而山东则聚焦于输入建设。

河北和山西都面临着转型问题。河北需要清洁能源，拱卫首都生态环境；山西则需要应对当下的煤炭价格疲软期。

本周，河北书记周本顺在会见刘振亚时就特别提到环境问题，“加快特高压电网建设对全国、对河北意义重大。特别是当前，河北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调结构、治污染、稳增长，亟须改变能源结构，转变能源发展方式……双方共同努力，争取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日发挥作用。河北一定尽心竭力，为国家电网在冀发展全力搞好服务”。

在此前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煤炭之于中国能源的重要地位并没有被影响，而会议也为处在争议状态的特高压指明了方向，这些构成了煤炭大省山西转型的利好。刘振亚拜会山西省领导，所涉及的内容则是输出问题。

按照目前山西在发电层面建设发展趋势看，到“十二五”末全省电力装机容量规划达到8千万到1亿千瓦，向外输送6千万千瓦以上。不过，山西却尚无足够的输出能力--目前只有2千万。山西书记袁纯清在会晤刘振亚时就提到了山西的输电问题，“希望国家电网公司进一步加大对山西输电通道特别是特高压输电通道建设的支持力度，帮助山西将更多的煤转化为电、将更多的电送往其他省份，为国家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体系作出更大贡献”。

17日，国家电网与山西省政府进行的工作会商主题就是关于晋电外送--推进晋北、晋中、晋东南煤电基地发展，扩大晋电外送规模，加快建设国家新型综合能源基地。

天津的“六月攻势”

本月，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舆论场发生迁移。最早的局面是河北热火朝天，北京、天津表态谨慎。但是到了本月，天津开始发轫有为。最明显的就是“副中心”变迁。

关于天津谋划行政副中心的消息来源于新华社下属的上海证券报。该报18日消息称，“天津市已经上报建设国家行政副中心的方案，积极承接首都功能转移”。

由此，京津冀的“三国杀”进入了博弈的白热化阶段。天津的“行政副中心”之说突然杀出并非毫无征兆。实际上，天津已经做出了很多铺垫。

5月28日，孙春兰在天津会见了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这也是杨振武履新后首度与地方互动。孙春兰表示，“当前，天津正面临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希望人民日报一如既往地关心天津、宣传天津、推介天津，帮助我们总结好的经验做法，为实现更高水平发展积聚更多正能量”。

面对天津书记的希冀，杨振武报以支持，“我们要进一步了解天津、感知天津，加大报道力度，宣传天津在全面深化改革、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天津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人民日报对于天津的舆论支持以17日的头版文章体现。当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的“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栏目中介绍了天津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上的经验。这篇题为《天津“治”权》的稿件获得头版以及第六版整版的待遇。联想到本周突然冒出“行政副中心”说，这种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宣传基调的报道就值得玩味了。

而在此前几周，天津方面又接连会见了交通部部长杨传堂、国家电网董事长刘振亚。这些会见无不涉及布局京津冀协同发展。

本周，天津同样有动作。先是在19日召开“百强企业走进天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恳谈会”，此后又有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访问天津。上述动作构成了天津布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硬招式”与“软手段”。

这次百强企业天津行是由国资委方面牵头，张毅还出席了恳谈会。55家中央企业集团、82家央企地区总部和二级公司、37家国内知名企业、13家外资知名企业负责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省域的政经博弈根本是各种资源的博弈，经济资源的重要无需赘言。此活动聚拢的经济资源，无疑增强了天津实力，是“硬招式”。按照天津书记孙春兰的话说，就是“百强企业走进天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活动……对天津在协同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将产生深远影响”。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来津则属于“软手段”，即从智力层面为天津布局谋篇。通过天津日报公布的委员名单看，来津的委员多属于智囊。由此，天津通过与之进行接触或可以在建议与决策层面谋得优势身位。（文/方乐迪）

就在这周将要结束之时，又有一则大新闻吸引了人们的眼球。

本周日（6月22日），继大运河项目申遗成功之后，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跨国项目丝绸之路也通过审议，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首例跨国合作、成功申遗的项目。

大运河和丝绸之路，都是中国古代构建的伟大交通驿道，一个联通南北，一个横跨欧亚。丝绸之路在古代发挥了政治交往、经济贸易和文化沟通作用，再怎么书写也不为过。此番入列世界文化遗产，实至名归。这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

也是在本周，6月17日，对于中国西部而言也是个颇为重要的日子。1999年的这一天，江泽民在陕西西安召开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并系统阐述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构想，提出应该向全党全国人民明确提出，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之后，西部大开发战略成为中央推进的核心战略之一，进入了快车道。

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演讲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宏伟设想。一个月后在印尼，又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覆盖西北西南，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构想就此成型。

有消息人士透露，三大部委（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编制的“一带一路”总体规划在6月有望上报国务院。这意味着，顶层设计对“一带一路”构想的描绘即将落地。这是现实中的丝绸之路。

历史与现实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奇妙地相遇，这是中国的历史传承和现实发展道路注定了的。

先行者

1997年就国家层面而言无疑是个重要的年份：邓小平逝世，香港回归。而对于西部地区，1997年同样是极具开拓性的一年。

这一年四月，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西安市举办了首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西洽会）。此后，伴随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出台，西部各省区市接二连三加入了西洽会主办单位行列。如今，西部各地都陆续拥有了自己的贸易洽谈会和博览会。在今年上半年举行的各场展会中，最大的亮点无疑是融入“一带一路”概念。陕西作为丝路经济带的东部龙头，其主办的西洽会也成为西部最大规模的跨国展会，引领着西部日益活跃的经贸往来。

本周的6月18日，对于重庆而言意义非凡。1997年的这一天，重庆从四川省正式分离，重庆直辖市政府的牌子竖了起来。作为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巨大的使命。这17年重庆走过的道路起起伏伏。有中国第三个国家级新区两江新区的成立，也有唱红打黑的往事如烟；有“五个重庆”的战略构想，也有如今五大功能区的统筹定位。

2014年上半年，重庆再次成为高层的“重点关注对象”。4月李克强在渝召开座谈会的超豪华阵容已经足以说明一切。而伴随长江经济带概念的提出，重庆也在进行着“再定位”。6月7日，孙政才在调研扩大向东向西开放时指出，重庆要建成西部开发开放的重要战略支撑、长江经济带的西部中心枢纽和内陆开放高地。“西部中心枢纽”“内陆开放高地”“重要战略支撑”，定位的“革故”也将“鼎新”重庆未来的发展道路。在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的交汇间，山城重庆又一次扮演着西部开发开放先行者的重要角色。

追赶者

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是“从地方中来，到地方中去”。陕西和重庆两地，无疑是西北和西南地方改革的先驱代表。不过，有先行者也必然有追赶者。当下，也正上演着这样的“西部震撼”。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是形容云贵高原的俗语。长期以来，西南三省一市川渝发展地风生水起，但云贵两省却被甩在后面。据2013年最新数据显示，贵州、云南的人均GDP排在倒数第一、第三。复杂的地形、滞后的交通，以及产业结构的陈旧，制约着云贵高原的发展。

机遇往往给有准备的人，对于一个省的发展同样如此。十八大上中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打造“美丽中国”，三中全会前七常委集体赴中关村学习“大数据”。作为经济落后省份的贵州在正确的时机结合自身特点力推这两项事业，逐渐打造省级品牌。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陈刚曾言，大数据可让贵州在这个领域从追赶者变成领跑者。与此同时，贵州也在去年底入围长江经济带，并借着这一内地最大规模的区域功能规划支点，努力完成自身的嬗变。

同样，作为西南地区拥有最长边境线的云南，也正力争在长江经济带中谋划一个明确的定位。不过，定位之下，云南已经开始了一系列实质性的操作。开工在即的泛亚高铁，将以昆明为首的云南各市带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前沿地带；而在内部，沪昆高铁在2015年底的通车，也将串起从上海到云南的六省市，成为长江经济带中最长的交通大动脉。这也必将使云贵高原与东中部的交流拉升到全新的高度。

笔者在去年三中全会前在一文章中谈到，在内外两面的助推之下，在全方位的政策环绕下，在高层不断的发声与行动中，西部地区正在从原来的“大后方”和“腹地”，逐渐走向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2014年即将过半的现在看来，上半年西部地区在区域发展中的确赚够了眼球，中国在西进战略中，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继续。中国新一轮的大转型，就蕴藏在西部的勃勃生机中。（文/宋代伦）

一场电力系统大革命正在悄然来临。

在6月13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中，能源安全战略成为主题。其中，电力系统升级成为这次能源革命的重点。习近平在讲话中称，“继续建设以电力外送为主的千万千瓦级大型煤电基地”，“继续发展远距离大容量输电技术”，“抓紧启动东部沿海地区新的核电项目建设”，“抓紧制定电力体制改革和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从这段文字中不难发现，新一轮能源革命中，电力系统需要在四个层面进行升级，即开发新能源的供给（核电）、更新升级发电设施、同步升级输配电网络、以市场为导向的电力体制改革。

其中，第二、三层面同属于电力系统的基础硬件的升级，并在本轮电力系统革命中推进较快。其中，作为省际间输配电“高速公路”的特高压电网在本周成了颇受关注的话题。

其实，关于特高压的争论最近几年从未中断。当它又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说明它不是得到了高层的再度关注，就是地方领导和电力央企们又准备开始一场建设潮了。

高层的支持，已经体现在本次中财组会议的讨论中；而早在今年4月18日新一届国家能源委员会首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也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远距离大容量输电技术，并原则性通过发展意见。地方和央企从上周到本周，其交流的密集和重视程度，让外界不得不感受到特高压网在内地的建设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

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9日到20日，天津、河北、山西、上海、山东、贵州、陕西、宁夏等八个省市区的一把手或二把手会见了内地两大输配电巨头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以及五大发电央企之一的华电集团，均涉及到特高压网建设。黑龙江则在20日由省长陆昊召开关于全省电力发展的专题会议，其中亦提到“做好特高压输电通道建设，……煤电联动价格调整制等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河北日报》和《大众日报》在常规新闻报道的同时还分别开辟专版长篇报道。前者发表《加快发展特高压建设美丽中国》，后者则以《中国发展特高压电网非常必要》为题总结各方智囊观点。

这场特高压建设旋风有几个绕不开的背景。简单总结，一是发电与用电的地域矛盾，即分配问题；二是经济发展用电剧增与发电的矛盾，即污染问题；三是宏观层面的经济疲软，即李克强所说的保持稳增长问题。在这几个背景也是矛盾的推动下，特高压网因能几乎同时解决这几大矛盾而备受地方政府和央企的重视。

于是我们看到，各省在面对问题的同时，也结合自身实际有所侧重：河北作为“污染大户”，寄希望通过与国家电网的合作来解决污染问题，实现绿色崛起；陕西、宁夏两省同时会见国家电网和华电集团的负责人，说明这两个能源大户，在发电与输电两方面，均需要实现升级，以加强与省外的“电联”与省内的经济结构升级。山东与陕西两个省一、二把手同时接见国家电网董事长刘振亚。一个要解决电力短缺，一个要解决电力过剩，而这两个省也被外界认为将在这一轮特高压建设中受益最多。而贵州的赵克志和陈敏尔在会见南方电网负责人则直言，希望针对贵州经济新情况、新需要，“在大用户直购电、电网建设投资、西电东送等方面给予我省更大支持，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电力保障，助推我省传统产业加快发展和转型升级。”这里的“新情况、新需要”，无疑是目前贵州主推的大数据产业和生态文明建设。

可见，各省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布局。而整体来看，跨省域特高压网的建设与完善，无疑将在目前如火如荼的区域联动发展中构建又一新的骨架。但这样大面积的“合纵连横”也是特高压饱受争议的焦点所在。

今年5月15日在京召开的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发展特高压输电，优化电力布局”议题展开座谈交流。但业界对于建设特高压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有专家说利大于弊，有专家则针锋相对提出反对意见。虽然仍需进一步科学论证和调研，但高层、地方、央企三方目前的态度和动作都说明，特高压的推进已经是势在必行。但特高压想要真正发挥实效，也许要经过“十三五”乃至更长的时段来检验。

特高压技术在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推行并不成功，这也使特高压在中国是否可行遭到各方质疑。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尤其是作为一个关乎各省发展与国计民生的新鲜事物，特高压必定如当初的高铁一样在正反两面的争论中成长。但可以肯定的是，特高压必将发展壮大，在中国独特的经济地理和政治生态环境下，成为中国又一个引领技术革命的发轫地。（文/宋代伦）

中国新一轮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基层政府，在中国的政府体系中处于执行层和实践层，中央的改革计划、措施最终大都由地方来实践完成，而且地方自身也面临改革问题。因此，地方改革成效如何对于中国新一轮改革的成败具有至关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组第三次会议上强调，目标是否坚定，决定改革的成败；落实能否到位，决定蓝图的实现。如果地方改革不到位，措施执行不到位，中央的改革设计不管多么宏大、多么缜密，都可能成为空中楼阁。

然而，地方政府要通过改革实现治理现代化，首须克服三个难题：第一，能否充分理解和认识改革设计、措施的问题。相对于中央部委的人员来说，地方政府的人员，尤其是基层政府的人员，其学历、素质相对来说弱些，由于长期处于一地工作，想问题、干工作习惯了从本地的角度去考虑，视野难免局限于本地。因此，对于中央总体设计的全国一盘棋改革，他们能否充分地理解和认识是一个问题。第二，是否有能力落实中央改革设计的问题。即使认识和理解到了，但能力是否足够？中央的改革设计是经过详细论证的，充满了改革者的智慧。同样，地方落实的时候也需要智慧，不能蛮干，改革是利益的重新调整，地方不能因为考虑不周引爆严重的利益矛盾冲突，从而影响到全国改革大局。第三，处理好本地利益和全国利益的关系。地方的主政官员从个人政绩角度出发，肯定会优先推动那些能最快出政绩的工作和项目，对于改革也是如此。一些最简易、最容易出成绩的改革，地方实践起来积极性肯定高，但对于一些难度比较大、矛盾比较多、需要长期下苦功夫的改革，地方落实起来积极性未必高，而这样的改革却是最关乎到改革核心的，关乎到全国改革大局的。因此，地方在追求本地利益和维护全国改革大局方面需要做好平衡。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之外，地方开展改革还会碰到许多阻力，而且因为地方政府身处基层，直接和群众打交道，面对的矛盾更直接，面对的利益更现实，更考验地方官员的智慧。

第一，地方利益集团。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出现了不少利益集团，从学者的归纳来看，这些利益集团主要有国有企业利益集团、部门利益集团、地方政府利益集团等，这些利益集团是影响中央改革的主要阻力。但具体到地方改革，又会面对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这些利益集团可能是当地的行会、家族，甚至是一些黑恶势力。从媒体报道来看，有的地方被黑恶势力渗透严重，比如有一些黑恶势力头目对地方人事影响巨大，被称为“地下组织部长”，他们在地方呼风唤雨。如果改革影响到了这些地方集团利益的话，他们可能会进行阻扰。

第二，地方政府公信力问题。相对于中央政府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来说，地方政府的威望则要差很多，特别是一些基层政府，形象差，老百姓对他们的信任度很低。而地方政府要进行改革，没有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是不行的。在民众对政府信任度低的情况下，双方之间有隔阂，会加大改革成本，使得改革难以推进。改革是为了进一步做好工作，提高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但如果群众对政府不信任，对改革不买账的话，这样的改革会很危险，不但不能缓解矛盾，反而会使得矛盾更加激化。

第三，地方权力监督问题。如何来监督地方政府？目前的监督主要是靠上级，这种方式不能说没有效果，但还不够，毕竟上级精力有限，不可能时时刻刻盯着下级政府。而在没有充分监督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会百分之百地如实实践国家改革举措吗？前几日，李克强总理就提到，“我在基层调研时注意到，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一些政府官员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改革也一样要防止地方敷衍了事，严防那种会开了、文件学习了、贯彻举措也出台了，但就是不见实际行动的现象发生。

第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责任的平衡问题。鉴于中国的政府体制，越往上层分的越细，越到基层综合性越强，往往一个基层单位挂好多牌子，这些牌子都是他所对应的上级单位。尤其是对县乡政府来说，几乎所有上级政府、部门的文件、措施，最后都会到他们这里来，都要由他们来落实，但他们的财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且现实的情况是县乡政府的财力非常不乐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易出现基层政府责任和财力不平衡的问题。即他们需要承担的事情多，但他们的财力有限，没有那么多财力和人力去做好上级布置的工作，但他们又不能说“不”，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上面说的敷衍了事的情形。

一直以来，对于中国政府和政治，无论是学界、媒体界还是政界，都把关注的主要焦点放在了中央政府上，从中央的角度来思考，对于改革问题也是如此，更喜欢关注宏观层面的、总体上的改革问题、改革规划等，对地方的关注则要少很多。但地方政府在中国的政府体系中虽然处于基层、底层，但却是执行层、实践层，对于改革来说更是处于关键的地位，如果地方改革不到位，中央改革措施落实不到位，中国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就可能受阻。

地方改革的难题除了以上提到的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地方官员怕得罪人。地方官员，尤其是市县官员，都生活于同一地，相互之间关系盘根错节，在工作中得罪了一人就可能得罪了一批人，这造成了他们谨小慎微、尽量不得罪人的工作风格。笔者曾和地方土地执法人员谈过，他说土地执法时，如果他不作为，自己就是失职，但作为就会得罪人，因为能拿到地的人都不简单，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做的就是去违法单位宣示处罚决定，但不强制执行，到期后就把处罚决定推到法院，让法院来办，这也等于把难题留给了法院，法院怕得罪人也不会强制执行，最后这事就一拖再拖，很难了之。这种现象在地方很普遍。要让地方改革有动力和积极性，首要的应是保护那些实践改革的人，其次才是其他改革问题。否则，改革在遇到阻力的情况下，很难推动。（文/姜志勇）

跳开内地省市区的政经生态，将目光投向更大范围的两岸四地，本周热点不断。

最受两岸四地媒体关注的，莫过于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大陆并获习近平、俞正声的高规格接待。宋于本月6日晚间率团抵京，7日一早即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共总书记会面。会面中，习近平提出的对两岸政策新"四不"主张，成为两岸媒体头条。而在8日下午，身兼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率领市长王安顺以党政组合的规格与宋楚瑜会见，宋在会见中以2008年北京奥运为喻，自称甘当两岸和平发展的志愿者。

在两岸交流的大背景下、在台湾政治势力版图的现实面前，有媒体将宋楚瑜此番大陆之行定调为布局：既是宋的布局，也是大陆高层的布局。

沿着上述的"布局"，内地省份与台湾之间的交流，在上周的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之后，本周轮到了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张此访台湾主打"皖台一家亲"的亲情牌，既有参访出自安徽的刘铭传之纪念馆这样的活动，更有参加台湾皖籍新娘见面会的安排。与赵克志一周前访台相比，其共同点都是台商大佬郭台铭，在此番张宝顺访台期间继续高调亮相。据报道，张宝顺8日晚参访台北有名的通宵书店--台北诚品书店，郭台铭全程陪同。当看到书架上摆放的《淮南子》，张宝顺当场买下一套送给郭台铭，并向郭介绍此书与安徽的渊源。

实际上，近年来，随着两岸政治关系逐渐解冻，内地赴台参访日趋活跃。而能否从参访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找到该省与台湾的切合点、找到能两岸逢源的台商大佬，成为两个必须的前提条件。

香港方面，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访问团本周来京，得到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的会见，李副主席在会见中提出了"爱国爱港爱乡"的三大期望；而同为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在会见访问团时，则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全市人民"对客人来津表示欢迎，重视程度从官方新闻稿可见一斑。

香港媒体向来是联系内地与香港地区的桥梁和纽带，各类媒体参访团高频度来往于各省份。本周，以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为团长的港澳媒体高层参访团于8日来到重庆，全面参访重庆发展。身兼政治局委员的市委书记孙政才率党政高层集体会见参访团成员。另一路香港媒体参访团，则由香港商报等数家香港主流媒体组成，赴山西进行考察。

香港作为中共外宣工作的桥头堡，由于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媒体发达。因此，对于相互间政绩、曝光度、口碑、媒体形象等各项竞争日益激烈的中共地方大员来讲，如何发挥好香港媒体的重要作用，自是重要的为政之举。而在最低限度的层面，这些港媒高层的到来及其媒体报道，对于促进所访省份的政经外宣工作，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文/陈国栋）

福建省委书记尤权在第六届海峡论坛开幕式致辞

以“和谐发展 幸福两岸”为主题，第六届海峡论坛于14-20日在福建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赴闽宣示中共对台的一贯政策。作为福建一把手，尤权在开幕式致辞以尽地主之谊。

开篇即以习总为引子切入正题。尤权言称，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论述、新主张，深刻阐述了“两岸一家亲”的重要理念和重大方针。这既是作为地方官的政治正确，亦可看出尤权个人的角色意识与上层理念保持了一致性。作为福建的一把手，很显然，尤权充当了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排头兵角色。

正题中尤权先描述了闽台的历史渊源，从物质到意识形态的纵深佐证了两岸本就一家人的历史事实，进而阐释自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在大的历史环境和中央帮扶下实现跨越式发展及当下的转型升级之路。在谈到福建取得的发展成果时，尤权称这得益于两岸关系的改善，并将更进一步促进闽台的深度交融。厦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即是两地经济进一步对接合作的有利探索，以开放继续消融横亘在两岸之间的坚冰。最后，尤权以“兄弟若共心，黑土变黄金”收尾，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局面来之不易，一定要倍加珍惜、全力维护。

从历史到现实再到未来的期许，尤权将“排头兵”的角色演绎的滴水不漏，看似是惯常的论述，但内里顺应了当下两岸关系纷繁复杂的局面，以及用三位一体的表达延伸了最高层对两岸关系的期许，总的基调是软性的，以经济推动两岸关系的深层和解与交融。

习总统领中国后事无巨细，从整党到治国，从反腐到强军，从经济发展到社会民生无不如此。这一切都是其“中国梦”实现的核心要件，而“两岸关系”更是其着力需要解决的外围补充要件，如缺了台湾，伟大复兴前冠以的中华民族将会留有遗憾。

习总关于两岸关系的论见，可见于会晤来访台湾客人时的讲话中。尤其是一年内两次会见台湾旗帜性人物、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2013年2月25日两人的第一次会面中，习总便亮出了关于两岸关系的真切想法，称有信心克服困难，促进两岸和平统一，是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责任。在2014年2月18日再次会面中，习总称尊重台湾同胞选择的社会制度，但我们同属一个国家、同属一个民族从来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2014年5月7日，习总在会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时提出的“四不原则”，即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政策不会变；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互利共赢的务实举措不会放弃；团结台湾同胞共同奋斗的真诚热情不会减弱；制止“台独”分裂图谋的坚强意志不会动摇，此番讲话极具宣示意味，亮明了底牌，尤其是最后一条，作为其不可妥协让步的“压轴不”。

虽然尤权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来之不易，但现实并不尽意。近来，两岸关系趋于更复杂的一个向度上，尤其是源起于3月18日的“反服贸风波”，虽然没有定论是黑手在背后蓄意挑拨，逢中必反，但至少在台内部有部分对抗和敌视情绪是即成的事实。这一方面是台湾部分政客的小伎俩，但对中共而言，需要在局部做调整也是必修课之一，而尤权以及即将进行“逆风之旅”的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们所做的就是这样的功课，不能以对抗化解对抗，而以改革和经济互利作为抓手会更趋理性。这些功课的绩效在一定意义上将决定被舆论热炒的“习马会”成行与否。

骨肉之亲，析而不殊。福建与台湾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尤权在两岸关系上无法置身事外,作为两岸关系发展的第一触角，建立有利于“两岸归一”的闽台局面将是尤权的重心所在。

尤权任职福建前是一个标准的“京官”。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研究生毕业，经过一段时间的留校任教后，入国务院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工作，半学半官，起始于一个政治高点。在国务院一路精耕细作拾级而上，曾先后协助过两任常务副总理黄菊和李克强的经济工作，及至十八大结束后的人事布局中“空降”福建。

尤权学而优则仕，属于专家型的官员。在国务院的长期经历让他拥有了出色的全局统筹协调能力，自身的学术背景又赋予了其善于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本领，尤其在经济领域。任职福建，掌控一方，对尤权即是机会又是挑战，机会是能抓住各种有利于经济增速的节点，挑战则是全面的社会管理和上文中提到的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排头兵”的角色，如何演绎好后两者的角色是其在未来执掌地方的重心所在。

“中国梦”必然包括“两岸归一梦”。习总曾言，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总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现实至此，留给习总实现梦想的时间只有八年，而作为“排头兵”的尤权，在两岸关系第一触角区运筹帷幄的时间定然有限，而做出加分和被传颂事情的机会或许很多。（文/马俊茂）

最近一个月，大陆与台湾的政经交往日渐活络起来。有了陆台关系热络的大气候，也给了省委书记和省长们更多机会。同时，陆台关系也是省委书记和省长们的考验。习近平曾在陆台关系的桥头堡--福建，做了17年的官。作为少有的在出任总书记前便与台湾颇有渊源的领导人，习近平的地方经验值得当下官员们借鉴。

就目前局势看，两岸关系将是大陆政府面对的一个长期性话题，因此，具有丰富的两岸关系经验，对于一省主官的仕途是大有裨益的。随着陆台关系变得更加开放，来自大陆的书记、省长们与台湾方面的交往也变得更为宽泛与活络，对台关系工作成为更多省份主官们的施政考验。

政治上要有大格局

1985年，32岁的习近平从河北调到福建，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此后的17年，他先后担任过宁德地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省长等职务。17年的经历使习近平能更加熟稔地操作两岸关系，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曾评价他是一位对两岸事务充分掌握的领导人。

“悠悠万事统一为大，福建是对台前沿，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肩负着光荣使命。福建将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推动早日实现祖国统一。” 2000年全国两会上，时任闽省长习近平如此表态。由此观之，习近平在领导福建时，对台工作的认识具有大格局和使命感。

2000年1月，“转正”的闽省长习近平在接受采访也曾表示，“二十世纪末，两件大事是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进入新千年，台湾问题更凸现出来，地处特别区域的福建省，应为两岸和平统一做出自己的贡献”。

经贸往来是搞好两岸关系的重要抓手。但两岸关系并不是只有经贸往来、利来利往。对台工作，不仅有经济账，更有政治账。一省主官要将经贸往来置身于两岸关系发展的大背景之下予以考量。

经济上审时度势

政治格局是对台工作的基础，而经济格局则是对台工作的“外立面”。于两岸经贸往来而言，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立足本省特色加深对台经贸合作与交往。

习近平在主政福建期间，多次把握对台经贸合作的机会，促进了福建省的发展。2001年，福建抓住台湾岛内产业转移的契机，吸引了台湾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落地福建。同时，厦门修建了全国第一座台商会馆--厦门台商会馆。到2001年底，福建累计实际利用台资88.79亿美元，约占祖国大陆实际利用台资的30%。

宣建生被称为习近平最熟悉的台商，是全球显示器龙头冠捷科技的创始人。他曾和习近平一道吃涮羊肉、炸酱面。宣建生和他的企业能够快速崛起，就与习近平的审时度势有关。

一九八九年，四十六岁的宣建生到福州市辖的福清市建厂。当时福清市一片荒凉、无任何产业聚落，来和他签署协议的人，正是当年任福州市委书记，三十六岁的习近平。在福清，冠捷一路从年出货量100万台的显示器小代工厂，茁壮发展为年出货量超过8000万台的龙头厂。冠捷科技不但成为当地缴税大户，而该项目也成为习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时，以及在福建十七年的重要业绩。

爱护台商 交好朋友

在担任闽省长时，习近平也是一个善于利用公众外交的官员。2002年春节前，习近平通过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向台湾同胞拜年。通过电波，他热忱地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到八闽大地投资经商、探亲旅游、入学深造、发展事业。此举开了对台工作风气之先。

如何对待台商，也会影响两岸关系。每一个在陆台商就如流动的口碑传播载体。台湾人会通过台商在大陆的遭遇来衡量陆台关系的走向。习近平在福建期间，对台商十分关注，并且结交了很多台商朋友。

习近平曾多次就台商工作表态，体现出其细致而周到的对台工作思维。1999年台海关系紧张时期，习近平就召开座谈会给闽台商吃定心丸--不论两岸关系发生什么情况，福建省各级政府都将切实依法保护台商的一切正当权益，并继续推动闽台人员往来，进一步扩大闽台各项交流。而召开座谈会的当天就是习近平代省长上任的第一天。

前中华汽车总经理苏庆阳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华汽车与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在1995年创立东南汽车，登陆之初，集团面临缺电、缺水、缺基础建设等难题。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帮不少台商“发话”、“拍板”，派人协调解决水力、电力供应问题。

习近平还同台湾政界人士建立了广泛联系，包括2000年回福建永定祭祖的国民党副主席吴伯雄等人。这种基于友谊等非官方因素而建立的关系，也使得他在处理对台工作时有了更多进退空间。习近平在福建17年的任职经历，使他在台湾的“老朋友”们遍及政界、商界。这些朋友构成了大陆对台工作的无形资产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