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央督导组、中央巡视组、国务院督查组等,正在地方同时开展党风、反腐、政策落实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工作,加上其他赴地方调研考察的中央机构,一时间出现了中央监督监察机构强势介入地方权力体系的“风潮”。尽管各类中央派出组早已有之,但如当前这般多管齐下的“盛景”仍显罕见,从这些派出组可以看出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些许变化,也可以此为据,探知十八大以来央地权力再分配的规律和趋向。
在一个权力运行体系中,决策、执行、监督是“权力三分”体制的三个核心环节。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决策和执行高度依赖核心领导层的智慧和魄力,监督的作用往往不明显。但在向现代政治文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权力三分”体制的建构,是消除权力过分集中弊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国家权力配置科学化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监督权在现代政治模式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中国权力谱系中,中央拥有决策的绝对权力,中央政策的落实执行高度依赖地方政府。在这个自上而下的权力层级中,政策的传达学习环节难免产生信息耗损,出现权威递减、政策走形。因此,决策、执行的科学有效,需要监督环节真正发挥作用。
近年来,中共为解开这一难题,不断对政治权力结构进行调整重构,例如把审计权的“块状管理”模式改革为条状“垂直管理”模式。这一调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央地权力再分配中继续推进,主要在司法、监督类机构进行,法院、纪委等成为“垂直管理”改革的核心领域。中共高层显然意识到了此前多年“政令不出中南海”,导致改革缓慢甚至停滞的弊端。此番把地方纪委、法院权力逐级上提,冀望发挥监督机构作用,解决严重阻碍改革攻坚的体制障碍。
曾有学者提出在地方政府之上设立跨区域监察机构。监督监察成为一种制度化安排,有利于地方党政事务的常态化推进,但如果这种监察机构缺乏中央高层的绝对支持、制度设计不完善、没有配套机构的协同,就很难拥有足够的权威和动力履行好监督职能,而且会与部分现存中央监督机构产生职能重合。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在中国政治体系内,难以实现由一个专属机构负责整个党政系统的监管职责。当前,由最高层授权的中央督导组、中央巡视组、国务院监察组等,因其时效性、高规格,能够探入地方党政权力体系内部,成为中南海第一时间掌握地方政情的“探照灯”、惩治基层腐败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探灯所到之处,必有刀光剑影。从十八大之后的实际情况看,在习近平、刘云山、王岐山“治党铁三角”的合力整治下,这些手握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们,除了严格按中央要求履行督导、巡视职责,也在不自觉地铲除基层腐败产生的土壤。轰轰烈烈的“整风打虎”运动,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带来显著影响,也可彰显这些“带刀钦差”们的铁腕作风和巨大震慑力。
这些中央派出小组对地方权力的介入,实际上体现了十八大后央地权力在横、纵两个维度上的再分配。横向调整层面,主要是加强党对经济社会的领导,把以往由政府系统主管的经济改革权收归党内,如中央深改小组;纵向调整层面,主要是中央加强对地方权力系统的管控和督导,中央密集派出的督导组、巡视组、监察组,像一把利剑,插入了原本稳定、僵化的地方权力层,找出权力圈层上最薄弱的环节,扯断相互纠缠的利益链,揪出隐藏在角落里的老虎、苍蝇。
这些独具中国特色的派出组,因其本身权力来源、职责任务、工作方法等不同,在介入地方权力体系的方式和程度上,仍然存在着显著差异。
中央督导组、中央巡视组、国务院督查组,权力来源均为中央高层。其中,督导组由习总亲自发起、刘云山挂帅的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派出,在中共整风运动中承担督促、协调、指导地方整风的职责;从省级党政机构层级到市县区层级,督导组有权“把脉”一个省份各级权力机构的执政“要素”,是介入面最广、程度最深的派出组;拥有多样化的追责手段,批评教育、督促整改,甚至拥有一定的反腐功能,如早前三峡集团人事变动时就曾提到,是“结合中央巡视组和中央督导组掌握的情况”。
中央巡视组由中纪委派出,是“王式反腐”主动出击的一把利剑,可以摆脱地方上的各种网络控制,即各种宗派体系、裙带关系、地方保护主义的控制。巡视组在打虎拍蝇上权力有具体指向:仅能收集线索,不能直接办案;但是不能因此低估巡视组的力量,有些纪检监察室选派人员参加巡视工作,意味着在没有办案权的中央巡视组中,也“埋伏”有直接“打虎”的中纪委办案人员。巡视组通过与数百干部群众个别谈话、接收来访来信、民主测评、走访调研等,对“犯事”官员掌握第一手资料,对后续打虎拍蝇助力极大。十八大以来的三轮巡视,密度远超以往,成绩也十分卓著。
国务院督查组则是中央政府层面的派出组,也有些督查组由部委层面组成。新一届政府的首次督查规格之高颇为罕见, 8个组于6月25日~7月5日期间分别履职督查,第五、六、七、八组正在负责地方督查,其中四个小组皆由部长挂帅,搭配副部级副手。发改委主任、交通部长、水利部长、审计署审计长分别领衔四个地方组。国务院督查组对地方权力介入不深,主要接触各级党政系统人员,目的是掌握地方情况、督促落实。李克强为整治“敷衍了事”和“为官不为”,授予督查组更大的权力:正部级配置、一定问责权,并安排媒体记者跟随报道,让督查的权威性和威慑力更大。(文/辛忠)
信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地方大员们,日子恐怕没那么好混了。本周,李克强总理一声令下,8个国务院督查组分赴各地,展开新一届中央政府履职以来的第一次全面督查。
这一次年中考试,主要督查各地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政策措施执行情况,目的在于打通抓落实的“最先一公里”、“最后一公里”,力破“中梗阻”,树立言必信、行必果的施政新风,兑现新一届政府向民众作出的“说到做到,不放空炮”的庄严承诺。
国务院督查组与中央巡视组常被戏称为“钦差制度”。不同的是,巡视组是中央对部门和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的督查,着重于监督党纪国法的遵守情况,而督查则是行政机构内部上级对下级进行政务政策政令落实情况的事中督促检查。
纠正“尸位素餐”
督查制度并非本届政府的独创,此前国务院曾以听取汇报、核查档案资料、随机抽查、暗访和回访等方式,开展过基层医改、房地产调控、节能减排等多次专项督查。但本次督查不仅内容全面,更在方式上实现了创新,即“自查与实地检查相结合、督查与第三方评估相结合、督查与社会评价相结合、督查与舆论引导相结合”,还组织部分中央媒体以及有关门户网站对督查情况进行报道和曝光,针对性地因应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改起”的推进思路,力争保证督查改革举措落实到位的实效。
更重要的是,此次启动全面督查的背景特殊。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务院已经召开了约40次常务会议,布置了包括棚户区改造、铁路融资、鼓励民间投资、小微企业减负等政策措施。但从实际情况看,很多政策执行并不理想,比如像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仍居高不下,民间投资进入国有企业垄断领域仍困难重重,地方政府也反映,目前投资放慢,出口乏力,融资难融资贵。这使得今年以来不少经济社会目标完成存在难度。比如今年1-4月的全社会投资、工业、经济增速、出口均未完成目标。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GDP增速仅为7.4%,创下20个季度以来的新低。数据公布后,中央和地方的负责人都频频表示,不唯GDP论英雄,并不是不要GDP,希望通过强化投资、出口的措施,稳住经济增速。
自4月份以来,10多项重大政策密集出台,涉及领域涵盖简政放权、外贸以及投资等多个方面。此次督查内容涉及19个专题、60项重点内容,多数都与此前密集出台的“微刺激”政策落地直接相关,其中加快棚户区改造、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的政策措施落实情况,深化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铁路建设的政策措施落实情况以及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等悉数在列。
另外,新一届中央政府上任以来严格落实八项规定,严控地方政府支出,这导致一些地方出现消极情绪,为避免风险而不作为。“我在基层调研时注意到,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一些政府官员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在讨论对国务院已出台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全面督查时,李克强曾加重语气说道。
督查或将常态化
不久前,多位国务院高层已分头奔赴地方展开密集调研。19日至20日,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到重庆调研农村改革工作;16至19日,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先后来到大连、无锡、泰州、南通等地,深入造船、海洋工程装备、相关配套及航运企业调研;18至20日,国务委员王勇先后来到福州、泉州、厦门等地,听取造船、汽车、石化、新材料、民航企业意见建议。而此次决定派出8个督查组,对各地各行业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成效进行全面督查,目的亦在于扭转松松垮垮、大而化之的工作状态,纠正推诿扯皮、拖延应付等庸政懒政行为,推动中央各项政策措施在各省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此番派出的督查组共计8个,其中4个前往部委,4个前往地方,由四位国务院副秘书长及四位部长领衔率队。从目前披露的消息来看,第一督查组督查了住建部、税务总局、国土资源部的情况;第二督查组先后到了人民银行、铁路总公司、开发银行、银监会开展督查;第三督查组听取了科技部的工作汇报;第四督查组到农业部开展督查;第五督查组的行程安排得十分紧密,先分3个小组在山东淄博、青岛、聊城开展实地督查,后又赴江苏省,分头前往南京、苏州、淮安三地督查;第六督查组在辽宁开展项目现场实地督查;第七督查组则到了湖南、湖北,召开座谈会并开展问卷调查;第八督查组则负责两广地区,先到第一经济大省广东,对广州、深圳、肇庆等市进行实地调研,后又抵达广西梧州,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棚户区改造、村改社区建设等情况。
分析可见,此次全面督查释放出几方面信号,传递了新一届政府兑现自身承诺的决心,体现了推动政策落实的力度,彰显了提高行政效能的勇气,表达了回应民众关切的态度,也展示了打造法治政府的信心。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各个层面的落实情况将直接影响后续改革的推进。从高层目前的表态来看,狠抓“政策不出中南海”将成为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全面督查或将更加频繁和常态化。
忧刺激政策走偏
可以说,督查是政府对社会经济运行进行内部监督的重要形式,但能否真正发挥作用,仍有待观察。首先,此次督查的内容多达十九项,细化分解后专项不胜枚举,但督查时间只有短短十天,平均在每个省往往只停留两三天时间,除了按照既定路线走马观花,与各界交流浅谈辄止,能真正督查到哪些基层实况,着实令人生疑。
另外,即便是由国务院委派的督查组,也只能行使相对独立的内部监督,督查权力还需要外在的第三方参与。事实上,如果政府信息公开透明,自查和督查的工作完全有可能被社会第三方监督长效替代。
再次,作为一种评估方式,督查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需要针对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合理界定、分解政策目标,确定评估范畴,设计评估框架和评估标准,不能“一刀切”进行奖优罚劣。而对于那些确实拖延影响经济社会建设进程的行为,则应进行责任追究和严肃问责,不能让督查止步于纸上谈兵。
还有,从督查组与各地方官员的交流座谈来看,虽然也涉及一些体制创新和制度改革的话题,但话里话外的核心却还是“加大基建拉动投资”。在如此政策暗示下,各地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积极应考。一个典型案例是,在国务院督查组出发前夕的6月23日,黑龙江省政府迅速出台了65项稳增长措施,计划投资3000多亿元,而当中超过三分之二将投入到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这不禁让外界担忧,督查制度或将催生各省大干快上开展投资竞赛,导致政策走偏,重蹈“四万亿”覆辙。(文/郑曼玲)
2014年首轮中央巡视组指导省级纪委办案的案例再次出现,这次还是在福建。
6月25日,福建省纪委宣布:“近日,在中央第九巡视组的指导下,福建省纪委对省农业厅副厅长郭跃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查;目前,郭跃进正接受组织调查。”按所任职务,郭跃进应为副厅级干部,管理权限在福建省委。
其实,这不是中央第九巡视组第一次指导福建省纪委办案。今年3月进驻福建后,加上郭跃进,“老纪委”王正福挂帅的中央第九巡视组已至少指导福建省纪委查办了4起案件。十七届中纪委委员王正福2006年至2010年间曾任贵州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郭跃进之前,2014年4月16日、18日和5月4日,在福建省纪委分别通报刘振兴被“双开”、施维雄和舒展“正接受组织调查”的新闻稿中,均出现过中央第九巡视组的身影:
“日前,在中央第九巡视组的指导下,福建省纪委对三明市梅列区区长刘振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4.16)
“近日,在中央第九巡视组的指导下,福建省纪委对省地税局副局长施维雄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目前,施维雄正接受组织调查。”(4.18)
“近日,在中央第九巡视组的指导下,福建省纪委对省广播影视集团原党组书记、董事长舒展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目前,舒展正接受组织调查。”(5.4)
无独有偶,2014年对地方开展常规巡视的首轮10个中央巡视组中,第七和第六巡视组则在5月先后指导了海南省纪委和新疆自治区纪委办案。
“近日,在中央第七巡视组的指导下,海南省纪委对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赵中社(2002年11月至2013年3月,先后任儋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省海洋与渔业厅党组书记、厅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查。”(5.8)
“在中央第六巡视组的指导下,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批准,自治区纪委对新疆自治区公安厅党委委员、新疆警察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李彦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审查。”(5.22)
因前两轮进驻地方的中央巡视组几乎没有指导省级纪委办案的先例(至少在公开报道中),加之巡视工作条例中并未明确提及中央巡视组指导地方纪委办案的职权,以及中央巡视组“只报告、不办案”的运作方式,让2014年首轮巡视中出现的中央3个巡视组接连“发力”的案例广受关注。
十八大后,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后,纪检系统出现了很多变化,譬如聚焦反腐主业、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将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对地方巡视工作的“指导”关系转变为“领导”关系等。
这一背景加上中纪委副书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张军披露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修订工作正抓紧进行,将中央巡视组指导省级纪委办案解读为落实《决定》第36条所指的“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的一部分也未尝不可。
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中央巡视组为何要指导省纪委办案?因为按干部归口管理权限,除非在特殊情况下,中央纪委和“埋伏”了中纪委办案业务人员的中央巡视组一般不“插手”省级纪委办案。
由此,中央3个巡视组接连指导省级纪委办案似乎“另有隐情”。
对此,笔者听闻到一种挺有意思的坊间猜想。这种猜想认为,中央巡视组指导省级纪委所查办的官员可能涉及到了被巡视地区的中管干部。按这种猜想的逻辑,指导省级纪委办案的中央巡视组可能掌握了当地省部级干部的问题线索。
这种猜想是被证实还是证伪,似乎也只能留给时间了。(大公网特约评论员宇文)
本周,一篇习近平的旧文被人民日报下属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翻了出来。这篇文章摘自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期间的著作《摆脱贫困》中的《从政杂谈》。那么这一次旧事重提又是为了什么呢?答案是“担当”。
这篇被海外版重新刊登的小文主要谈的是县委书记的作为问题。通过这篇文章可以看到,彼时在福建任职的习近平就已经对县官们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习近平也在文中对县委书记职责颇有感慨,“我曾担任过县委书记,每与同行谈起,大家总有一致的感慨:官不大而责任不小”。
正因为责任不小,所以领导干部应当有担当的精神,才能处理好问题。同在本周,人民网旗下栏目“学习路上”推出文章《跟习近平学领导艺术”系列之五——敢于担当》。此前,“学习路上”相继推出四篇文章,分别谈亲民乐民、刚柔并济、轻松自如、民主开明。
文章称,习近平让全世界看到“有担当”的执政风格,“在习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中,‘担当’这个词语经常可见,成了总书记反复推崇并身体力行的一种领导行为。他反复强调‘该承担的责任必须承担’,‘要有担当意识,遇事不推诿、不退避、不说谎,向组织说真话道实情,勇于承担责任’,要‘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担当、敢于坚持原则’。他指出:‘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有关担当与责任的问题曾被习近平多次强调。本月,深改组三次会议上,习近平还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敢于担当,积极有为推进改革攻坚”。
本周,人民日报在头版连续推出三篇“本报评论员”文章来讨论“领导干部要奋发有为”。
三篇评论的标题分别为《不贪不占,岂能也不干》、《要调心态,更要在状态》以及《千难万难,畏难才真难》,从不同角度鼓励领导干部有作为与有担当,对当下一些不为现象做出了措辞严厉的批评。
第一篇文章对于“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干部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批评。文章称,“‘干净’与‘干事’、‘三严’与‘三实’,好比一个硬币的两面,……清廉是为了更好地实干,把二者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干部何以修身律己,又如何谋事创业?……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如果平平安安占位子、疲疲沓沓混日子,形如‘政坛摆设’,状若‘公堂木偶’,不仅个人蹉跎岁月、庸碌无为,更把职责挂了空挡、让承诺放了空炮,到头来误了事业、伤了民心”。
湖南政协副主席童名谦的遭遇恰恰可以为这篇文章做个注脚。本周南方周末推出报道《“不作为就是错” “庸官”样本童名谦》,还原了一个不作为的庸官童名谦。报道称,梳理童名谦从政轨迹,无论是湘西泛滥成灾的民间集资,还是邵阳的官场乱象,作为主政者的童名谦,都选择了回避甚至放纵。守住“为人之德”,却丧失“为官之德”,这是“童名谦式悲剧”的最大教训。湖南省纪委书记黄建国则以“不要想着不做事就不会错,不作为就是错!”来标注童名谦的官场遭遇。(文/方乐迪)
6月26日下午,河南省人民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在郑州签署云计算和大数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本周,省级互动活跃度超乎以往,本周省级互动涉及11省(市),达七次之多,远超过政商互动和央地互动。
在央地互动层面,贵州获中央关照。继此前国务院对贵州进行专题调研之后,本周,全国政协常务副秘书长孙怀山到访贵州考察,主要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毕节试验区重要批示精神进行调研,助推试验区改革创新发展。本周,宁波市党政代表团也赴黔进行考察,主题则是对贵州的对口帮扶。
河南与阿里巴巴再签约
政商互动层面,本周有两个签约仪式值得关注。一个是河南与阿里巴巴的签约合作,一个是上海市与中国电信的合作。
本周四,上海市府与中国电信在沪签署共建智慧城市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国电信将于2014—2016年在沪投入350亿元,建设包括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光纤网络、互联网国际出口、云服务在内的信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应用平台。此番合作属于前缘再续。2012年,上海市府曾与中国电信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同在26日,河南省府与阿里巴巴集团在郑州签署云计算和大数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此前,以大数据为依托,阿里巴巴集团已经与海南、浙江、贵州、广西、宁夏等地方政府以及统计局等中央部门签约。
此番牵手是继去年11月河南省与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后,再次与阿里巴巴集团“联姻”。对于新约,郭庚茂称之“将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产生深刻影响”。
河南目前正在积极打造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与阿里的两次签约亦是与此布局有关。河南省长谢伏瞻在致辞时表示,“构建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平台,这与河南积极发展新业态经济,加速调整产业结构的发展思路高度契合”。
6省市赴疆考察 胡春华直抵喀什
在省域互动层面,新疆和湖南是省域互动较为活跃的省份。继上周前往上海考察自贸区之后,本周湖南书记、省长一行又前往湖北考察。
26日,两省在武汉举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交流座谈会,两省书记、省长齐聚一堂。两省谋求抱团取暖,布局长江经济带建设与洞庭湖生态区建设。按照湖北书记李鸿忠的话来说“建议两省以‘湘鄂情’为纽带和动力,以命运共同体为定位……”
同样在26日,广西党政代表前往湖南考察学习,代表团由广西书记、省长挂帅。按照广西日报的表述,广西代表团是以“抱着真取经、取真经的强烈愿望,带着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真诚态度”去学习。在湘期间,两省还签署了《广西湖南关于加紧落实进一步深化湘桂合作框架协议的会谈纪要》。
广西书记彭清华表示,“我们这次来湖南,是一次访亲之旅,通过上门‘走亲戚’,感谢湖南多年来对广西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将此次湖南之行称为“洗心之旅、学习之旅、合作之旅”。
新疆的活跃度尤为值得关注。本周共有三省书记到访新疆,活动主题均为考察对口援疆工作。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以及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先后到访新疆。
自中央新疆工作会议之后,已经有6省市到访新疆考察对口援疆工作。此前,天津市副市长任学锋、宁波市委书记刘奇、安徽省长王学军也分别带队考察对口援疆工作。6省市代表团均获得了张春贤本人的亲自会见。
最先抵达新疆考察的是胡春华。胡春华于21日至24日赴新疆喀什地区考察对接援疆工作。胡春华也是最近一个月,到访新疆级别最高的官员。与其他两省书记不同的是,胡春华没去乌鲁木齐,而是直接前往南疆喀什调考察。双方于21日下午,在喀什举行广东•新疆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
广东省、深圳市对口支援的南疆喀什地区相关县市和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既是维稳重地,更有改善民生的迫切需求。今年4月,习近平曾赴喀什调研反恐与民生。22日,在张春贤的陪同下,胡春华一行还考察了喀什市和疏附县。
罗志军24日到达新疆乌鲁木齐,参加江苏•新疆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随后,在努尔白克力的陪同下,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等地考察江苏对口援疆工作。
强卫则是于23日至25日,利用三天时间考察江西的对口援疆工作。23日到达乌鲁木齐后,两省区领导就举行会谈,共商进一步推进对口援疆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强江西、新疆合作交流。此后,在新疆人大常委会主任雪克来提•扎克尔、常委哈尼巴提•沙布开陪同下,江西代表团又赴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阿克陶县进行实地调研。(文/方乐迪)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6月23日和俄罗斯总统全权代表巴比奇共同出席并主持在俄罗斯萨马拉市举行的“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领导人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吸引外界的亮点有二:一是合作对象“精准定投”,细化到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而两地相隔万里,并不接壤,这在以往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是并不多见的;二是一个小型座谈会,双方却都派出了国家级代表与会,其规格之高,显示了中俄双方的高度重视。
与会的双方中,中国方面长江中上游地区包括四川省、重庆市、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包括下诺夫哥罗德州、楚瓦什共和国、马里埃尔共和国等14个联邦主体。
杨洁篪表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召开这次座谈会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5月上海会晤成果、扩大两地区合作的重要举措。
习李二人联手力推
追溯这一合作机制,早在2012年4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俄罗斯喀山与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地方领导人和中国有关省市负责人举行座谈会时,提出了“从国家层面加大对地方合作的推动”等三条建议。
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俄罗斯,中俄两国元首就加强中俄全方位战略合作达成重要共识。其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五次会面,规划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蓝图,明确指出把中俄两国之间高水平的政治关系转化为丰硕的务实合作成果是双方的主要任务。中俄关系的热络,是十八大之后中国新班子的重大外交成果之一。
2013年4月,俄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率团访华,并举行大规模投资推介会。2013年5月,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俄罗斯总统驻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全权代表巴比奇,在武汉启动了两地区合作机制,签署《长江中上游地区与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合作的议定书》,由此开创了两国非毗邻地区合作新模式。10月,中俄两河流域合作工作组组长会在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市举行。
2013年10月,俄总理梅德韦杰夫访华,中俄总理会晤后发表《联合公报》,明确建立中俄两河流域合作机制,支持进一步深化两地区经贸、投资和人文投资互利合作。
同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程国平与俄罗斯总统驻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副全权代表苏霍夫在下诺夫哥罗德市举行中国两河流域合作工作组组长会晤。今年2月25日至26日,中国两河流域合作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在中国重庆召开,协商制定两地区投资项目清单和人文领域合作路线图。
杨洁篪表示,扩大两国非毗邻地区合作是中俄务实合作的重要开拓方向。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都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和丰富的人文底蕴,双方应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两地区政府和企业要积极商谈落实具体合作项目,争取尽快取得早期收获。
据悉,从去年5月武汉座谈会以来,两地区建立工作联系机制,制定包含153个投资、人文优先项目的合作规划,开展大规模青年交流等人文活动,积极推动开通直航、互设领事机构等工作。两地区合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开始进入实质性合作阶段。
可以说,中俄两河流域合作,是习李二人联手力推、中俄两国元首共同促成的一项非常有创见的合作模式。从这一点来考察,中国国内一年来许多重大经济战略布局,其思路脉络就更加清晰。
“黄金十字”热情引燃
长江中上游地区五省一市(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总面积逾12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八分之一,经济占比超过全国五分之一。处于横向长江黄金水道与纵向京广铁路大动脉的交叉区域,也是经济文化南北融合、产业从东部到西部梯度转移的重叠版块,被认为是“黄金十字”地带。
十八大之后,习李团队对此区域倾注了大量关注。长江经济带被认为,迎来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战略机遇期。
习近平和李克强先后提出,要把长江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2013年11月初,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指出,希望湖南发挥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简称“一带一部”)的区位优势,抓住产业梯度转移和国家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大机遇,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
2014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将“建设长江经济带”列入施政规划。4月28日,李克强在重庆召开座谈会与长江沿线11个省市的主要负责人讨论长江经济带建设。李克强指出,建设长江经济带,就是要构建沿海与中西部地区良性互动的新格局,要依托长江黄金水道,让长江经济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在最高决策层的带动下,长江中上游六省市的热情被大大激发。2月下旬,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江西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王文涛,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齐聚长沙,举行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会商会。共同表示:长江中游四省完全可以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合作发展,把这一优势真正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实现中部崛起。把长江中游城市群打造成我国经济增长的又一重要引擎和未来发展的新高地。
4月23日,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省长王国生在荆州调研时强调,要抢抓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长江黄金水道建设的大好机遇,合力推进长江中游航道整治和黄金水道建设,充分发挥长江航运效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
安徽方面,已经成立了推进两河流域合作联席会议,在2月份就推出了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各类合作项目43个,总投资约35亿元。
而重庆市借助经过俄罗斯直通欧洲的“渝新欧”国际铁路,更是力争成为两河流域合作的枢纽城市。
目前,中俄双方已经确立了“交通先行”的思路,正在推动开通从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直飞重庆、武汉等地的航班。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也有望成为中国西进欧洲的重要跳板和中转站。在这一视域下,长江中上游的对外开放格局焕然一新。(文/马浩亮)
在上期省级政经周报谈“西部大开发15周年”的文章里,我们提到西部省份的“先行者”与“追赶者”,其中举了云贵高原的例子。本周的省情观察,我们就来重点关注贵州。
在本周,贵州的省内动作不可谓不多。实际上,贵州作为一个“追赶者”的角色,在即将过去的这个月,甚至一年多的时间里,都相当活跃。从大公网政经周报创刊以来的统计来看,赵克志与陈敏尔这对搭档每周的活动都相当密集且平均,不但在西部省份中数一数二,放在内地所有省份看也是排名靠前。
左:《贵州日报》6月18日头版。右:《贵州日报》6月23日头版
在电视里,我们经常听到“走遍大地神州 醉美多彩贵州”的旅游宣传语。而长期关注各省党报的朋友们也会发现,贵州日报的版面设计在省级党报里也是独树一帜:标题至少两种色调,有时甚至会用四种,而非其他党报统一黑色。而且,新闻什么主题、用什么颜色也是颇有讲究。如果是大新闻,多用黑色以示严肃庄重;如果是关于经济发展和扶贫的,多用蓝色;如果是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再合适不过;而黄色多用于民生话题或干部服务基层的见闻。
一面是现实风景中的“多彩贵州”,一面是书写在纸面报道中的“多彩贵州”,加上贵州政经气候的活跃,三者可谓相得益彰。
7月10至12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4年会”将在贵州举行。在本周四(26日),省委常委开会听取年会的筹备情况汇报。报道中说,经过去年初中央批准升级后,该论坛成为内地唯一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论坛。报道还提到,会议指出要“办好云上贵州•大数据、‘一带一路’、生态文明与反贫困等主题论坛”。言下之意,即该论坛虽然以生态文明为主题,但其实扩散开来能谈的问题其实很多,开放性非常大。
这四个主题,笔者也愿意总结为当前贵州发展的“四轮驱动”。而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们会发现,这四轮或多或少都在推动贵州加速前进。
首先是大数据产业。因为贵州近一年来的高调宣传与平台建设,已经广为人知,因此具体细节不再展开。笔者注意到的是,在6月初,贵州成立了大数据产业发展领导小组,陈敏尔任组长。并在6月17日召开了第一次小组会议。这里有三个观察点:首先,为一个新兴产业在省级层面设立领导小组,这在各省中实属少见,可见贵州对此之重视;其次,由省长陈敏尔而非赵克志任组长,显示省领导的分工明确;第三,从成立小组到召开第一次会议,进入实质运作效率高,显示贵州对大数据产业的“上心”。
陈敏尔在这次会议中强调,大数据是“大产业、大机遇、大红利”,还明确提出“贵阳市和贵安新区要勇挑重担,协同推进大数据产业持续快速发展”。贵安新区是国务院批准的内地第八个国家级新区。其定位为“中国内陆开放型经济示范区、中国西部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和生态文明示范区”。
可以看出,以贵安新区为平台,大数据为首的新兴产业与生态文明是同步进行的。用句大俗话,就是“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生态文明正是贵州发展的第二轮,也是贵州对外宣传的一大名片。生态文明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既是一个概念也是一个实质的操作,它由环境治理、资源利用、产业布局、循环经济等部分综合构成。因此,生态文明对于贵州而言是四轮当中的底线,所有的发展(手段)都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大方向(目的)。在生态文明年会来临前夕,贵州对于这一话题的“攻势”也必将密集出招,这我们从每天党报头版必有关于生态文明的报道已经可以读出一二了。
第三是反贫困(扶贫)。贫困或许是贵州这个省份给人的第一印象。没错,贵州的确是内地最为贫困的省份之一。长期以来,贵州的人均GDP在内地31省市区中均垫底。但笔者认为无论GDP还是人均GDP都无法完整地反映一个地区的真实情况。如果用其他两个角度来看,贵州不但不垫底,甚至还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一个是GDP含金量,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这反映生产总值最后有多少是真正惠及民生。以这一指标来看,贵州在2013年的GDP含金量排在31省的第14位,甚至超过江苏、天津、辽宁、山东等东部经济大户。而从绝对值看,贵州的人均收入2013年排在26位,超过了5省;二是省内的发展均衡性。贵州人均GDP最高的省会贵阳市与其他较贫困地级单位的差距维持在三倍以内。而在广大西部省份,因为资源分布、区位条件等导致的发展不均,最高与最低差距通常在五倍以上。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贵州表面上的贫困实际上在内里中有着脱贫的巨大优势。
关于反贫困,贵州最拿得出手的当属“毕节经验”。1988年6月,在胡锦涛主政贵州期间,毕节试验区成立。26年后的今天,经过2011年5月新一轮改革的推动,毕节成为了西部地区脱贫开发、生态建设的实验田、示范区。6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就用“毕节之变——披上绿毯子、拔掉穷根子”的标题来反映毕节这个革命老区二十余年的巨变。而贵州日报从6月18日起,更是连续六天在头版显著位置,把毕节经验做了个全景式的描绘。到23日几乎用了头版整版报道毕节试验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大会的召开,并出台《意见》进一步支持试验区发展。其中一个背景,是习总在5月15日对毕节试验区改革发展作出的重要批示。因此,以“毕节经验”为样本,加上中央与地方的背书,贵州的扶贫工作可以说开始了又一轮提速。
最后是“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其实笔者更愿意用“两带建设”的概念,即长江经济带与珠江-西江经济带。前者已经成型,后者仍在概念塑造与完善中。之所以用后者代替“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因为珠江-西江流域覆盖贵州南部,而北部又正好被纳入长江流域。因此,通过这两大经济带的联动建设,贵州整个省域的各个地方都照顾到了,这有利于省内的均衡发展。
在诸多的经济带/圈中,“交通先行”始终是核心概念。正如笔者之前多篇文章从交通建设进度看一省在区域经济中角色扮演的重要性,贵州作为一个交通网尚不完善的省份,同时又作为西南区位极为重要的省份(与五省市接壤),在这一方面的投入可谓不遗余力。据笔者之前在政经周报中制作的“中国高速铁路网线路图”所示,在2020年前,以贵阳为中心向外六个方向均将建成高铁。这样的散射程度未来或许只有广西省府南宁能与之相“抗衡”。当然,这样的建构也分阶段,在2年内完成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高铁对接,在“十三五”之内再完成与西南各兄弟省份的“联姻”。完成这一高铁网建设后,“两带一路”自然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贵州在21区域发展指数中的排名。
2014上半年即将结束,内地的“21世纪宏观研究院”近期推出了一季度的区域发展指数(具体内容见未来的政经周报)。指数显示,贵州在31省区市中排名第四,仅次于湖北、新疆和西藏。鉴于上述的“四轮驱动”效应,贵州在上半年以致全年的成绩单或将助黔继续坐在经济发展“优等生”的席位上。(文/宋代伦)
跳开内地省市区的政经生态,将目光投向更大范围的两岸四地,本周热点不断。
最受两岸四地媒体关注的,莫过于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大陆并获习近平、俞正声的高规格接待。宋于本月6日晚间率团抵京,7日一早即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共总书记会面。会面中,习近平提出的对两岸政策新"四不"主张,成为两岸媒体头条。而在8日下午,身兼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率领市长王安顺以党政组合的规格与宋楚瑜会见,宋在会见中以2008年北京奥运为喻,自称甘当两岸和平发展的志愿者。
在两岸交流的大背景下、在台湾政治势力版图的现实面前,有媒体将宋楚瑜此番大陆之行定调为布局:既是宋的布局,也是大陆高层的布局。
沿着上述的"布局",内地省份与台湾之间的交流,在上周的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之后,本周轮到了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张此访台湾主打"皖台一家亲"的亲情牌,既有参访出自安徽的刘铭传之纪念馆这样的活动,更有参加台湾皖籍新娘见面会的安排。与赵克志一周前访台相比,其共同点都是台商大佬郭台铭,在此番张宝顺访台期间继续高调亮相。据报道,张宝顺8日晚参访台北有名的通宵书店--台北诚品书店,郭台铭全程陪同。当看到书架上摆放的《淮南子》,张宝顺当场买下一套送给郭台铭,并向郭介绍此书与安徽的渊源。
实际上,近年来,随着两岸政治关系逐渐解冻,内地赴台参访日趋活跃。而能否从参访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找到该省与台湾的切合点、找到能两岸逢源的台商大佬,成为两个必须的前提条件。
香港方面,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访问团本周来京,得到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的会见,李副主席在会见中提出了"爱国爱港爱乡"的三大期望;而同为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在会见访问团时,则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全市人民"对客人来津表示欢迎,重视程度从官方新闻稿可见一斑。
香港媒体向来是联系内地与香港地区的桥梁和纽带,各类媒体参访团高频度来往于各省份。本周,以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为团长的港澳媒体高层参访团于8日来到重庆,全面参访重庆发展。身兼政治局委员的市委书记孙政才率党政高层集体会见参访团成员。另一路香港媒体参访团,则由香港商报等数家香港主流媒体组成,赴山西进行考察。
香港作为中共外宣工作的桥头堡,由于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媒体发达。因此,对于相互间政绩、曝光度、口碑、媒体形象等各项竞争日益激烈的中共地方大员来讲,如何发挥好香港媒体的重要作用,自是重要的为政之举。而在最低限度的层面,这些港媒高层的到来及其媒体报道,对于促进所访省份的政经外宣工作,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文/陈国栋)
徐鸣(资料图)
在2013年中国十大GDP城市榜单中分别位居第三的广州和第六的苏州,在本周(6.23-29)先后出现最高领导人变动,格外引人关注。因苏州、广州两市党委书记都“高配”省委常委,因而两市本周的“双城记”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双雄”省份——广东、江苏的政坛变局。
《新华日报》6月24日宣布了3名江苏省委常委任免消息,“中共中央批准:徐鸣同志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杨新力、蒋宏坤同志不再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职务。”其中,“中共中央批准”这一表述确认了江苏省委在这次人事变动中的建议权。
与原任重庆市委常委、现任国家粮食局副局长徐鸣同名的现任江苏副省长徐鸣(1956.5)是江苏土生土长的官员,籍贯无锡,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徐州市委书记等职,2008年升任副省长,2011年11月当选十二届江苏省委委员。
因官方文件明确指出中央批准“徐鸣任江苏省委常委”,而非“徐鸣任江苏省委委员、常委”,故而排除了当年名震海内外的徐鸣(1958.1,安徽凤阳人)“空降”江苏的可能。
在中央任免江苏省委常委的同时,上述江苏省委机关报6月24日宣布了江苏省委决定:“石泰峰同志任苏州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蒋宏坤同志不再担任苏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杨新力同志不再担任省委组织部部长职务。”
蒋宏坤、杨新力职务变动系承接今年1月该省“两会”人事安排余绪。2014年1月,时任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1954.1)获补选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杨新力(1953.12)则当选省政协副主席。二人均因达到卸任一线部级职务的年龄而“转战”人大或政协。
蒋宏坤、杨新力“归位”人大或政协后,江苏省委并未公布组织部长继任人选,由此,仍空缺一个名额的江苏省委最高决策班子料将还有后续变动。与此同时,蒋宏坤的苏州市委书记职务由身兼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江苏省委副书记石泰峰兼任这一人事安排,也被认为是暂时的过渡。
工业重镇苏州不仅是江苏省经济规模最大的地级市,同时也是全国GDP大市。在2013年十大GDP城市榜单中,苏州2013年以13000亿元人民币的GDP位列第六,排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5个直辖市或副省级市之后,直辖市重庆之前。
从政治的角度看,苏州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其市委书记可以进入江苏省委常委班子参与最高决策,还体现在这个城市近些年来为中国政坛输送了多位重量级官员,如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辽宁省委书记王珉以及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等。
2009年,中国经济“双雄”省份广东、江苏的省委常委班子通过王荣工作调动联系在一起。当年6月,王荣辞任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职务,进入彼时由汪洋兼任书记的广东省委常委会,先是兼任深圳市长,其后于2010年兼任深圳市委书记。
与苏州一样,深圳也是中国盛产高官的城市,如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等都曾主政过深圳。类似的城市还有广州,开国元勋叶剑英,十四、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谢非,以及现任和前任广东省长朱小丹、黄华华等都曾担任过广州市委书记。
不过,本周(6.23-29),广州这一中国政坛高官输出地备受关注的原因并非再次官员荣升,而是诞生了中共十八大后广东省首位“落马”的部级官员——万庆良。
今年2月刚过完50岁生日的万庆良(1964.2)2012年以广州市委书记入选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时,仕途被外界普遍看好。然而,其仕途却在本周戛然而止。6月27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宣布:“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万庆良2010年开始前往广州工作,此前曾任揭阳市长、市委书记、广东副省长等职,外界由此猜测其“落马”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案涉“揭阳窝案”。
万庆良在揭阳任职时的搭档、曾任揭阳市长、市委书记的陈弘平已在2013年1月被立案调查,同年7月被“双开”。广东省纪委宣布对其立案调查的结果称,“经查,陈弘平在揭阳市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贿赂,数额特别巨大。”
万庆良6月27日被宣布“落马”后,中央免去其领导职务等都是规定动作,而其广州市委书记一职由谁接任却因拥有2000多万粉丝数的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的“乌龙”报道而成为一个“插曲”。
就在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宣布万庆良受查后几个小时内,人民日报官微6月27日下午发布“广东省委常委会决定并报中央批准:马兴瑞同志兼任广州市委书记”这一人事消息。不过,人民日报官微很快就删了这条微博并于27日当晚20时左右发辟谣消息称,“人民日报记者从广东省委宣传部了解到,此前关于马兴瑞同志兼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消息未经证实。”(文/王俊)
6月26日,李小鹏到朔州市调研经济运行情况。
自6月20日起,李小鹏或出现在各种会议场,或进行高密度地方调研,一手维护晋地官域的稳定,一手破解表里山河的经济难题,而一体两翼的主轴无疑是与中央保持由表及里的同向性。
晋官难当,在刚刚过去的时日中,身为行政主官的李小鹏或许更能体会此中深意,但这种“难”由过往的生态灾难延伸到了政经双界,这种变化的内在逻辑与中国当下的大环境不谋而合。
李小鹏与山西的“复杂形势”
官场持续动荡,令政策、杜善学、王茂设被中纪委“一箭三雕”,霎时引得舆论一片大哗,事实与传谣比翼齐飞。而身在风暴眼中的李小鹏们以最快的速度来表达良币驱除劣币的决心,这即是政治正确性的惯常表达,也是使命和责任的突发显现。
在中纪委通报上述三只“老虎”翌日,李小鹏连续出席两场会议,一则是以省委副书记身份参加的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另一则是以省长身份主持召开的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二会同心,在思想和行动上双重拥护习总深入反腐的决心与举措。附则告诫在场的本地最高官员们,防微杜渐、拒腐防变,经得起权钱色诱惑,清白为人、干净做事。不管舆论与人心有多震荡,他们所做的只能是量力化解这种震荡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算上早前的反腐清障,十八大后,已有二十多名共具“山西标签”的官员落马。往事不如烟,让事关各方更焦虑和揪心的是,对于未来的预判或没有定论,稳定与纠偏“复杂形势”的能力是对李小鹏们的真正考验。
经济上,一方面未走出一季度GDP增速(5.5%)排名倒数第三的阴影,另一方面存有来自于“八马进京”之后的压力。
煤炭资源价格下行是山西GDP倒数第三的罪魁祸首,据内媒统计数据显示,从2011年10月的最高记录每吨853元,煤炭价格下跌到目前的532元,跌幅达37.6%。这是看得见的GDP,但看不见的环境破坏或许更令为政者坐立难安。这可被称为是一档阵痛期,但药方和疗效才是中央高层与普罗大众的共同冀望。
六月初,李克强在中南海主持召开部分省市经济工作座谈会,八位地方行政主官进京入列。其中就有山西省长李小鹏,八地方极具代表性,是为当下中国经济的地区样本,有分析认为山西是因为一季度GDP增速而成为“八马之一”。会上八人各自汇报了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情况、存在的问题和未来打算。借最近被炒得火热的“政令不出中南海”和李克强在会上所言,此次会议总理的督战意味颇浓,李总理称地方官员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不能敷衍了事,更不能为官不为。
上有言则下必行,过去的几天,李小鹏以会议和调研的两种形式督战地方。6月20日调研晋中,6月23日开电视电话会议,6月24日主持省政府常务会议,6月25日调研吕梁,6月26日调研朔州,6月27日调研阳泉。可谓马不停息,而贯穿前后的主线只有一条,保持与中南海政令一致,督导地方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主动出手、精准发力、持续加力,将政策落到实处,收到实效。同时,李小鹏在调研吕梁时直陈形势复杂严峻,但要坚定信心,切实管控好各种风险,此处所言风险既是经济下行的风险,或许还存有另外一层深意,言语间透露出李小鹏对山西“复杂形势”的强力纠偏意识。
政令畅通与执行是一个政治体效率的内在保障,是经济全盘发展的核心要件,如若不照,各种地方利益集团各建堡垒,各自为政,这既是中央所不愿又是百姓所不乐。如上段所述,李小鹏用行动维护了中央政令的尊严,大局观渐趋成型。为政者的所作所为逃不出朝野视域,做或没做,执行未执行,纤毫毕现。
身份、经历与实干的混合效应
总理之子、亚洲电王、高级工程师、弃商从政、晋官难当……这些都是李小鹏身上所附带的人生关键词,有身份有经历也有实干的困境。
从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技术员起步,1991年加入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八年后出任董事长一职。2002年,中国进行电力体制改革后,41岁的李小鹏出任新组建的大型央企-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总经理,行政级别达至副部,亦谓中国特色的官员企业家。在其治下,华能的收益率每年都以两位数增长,这既源于中国式市场体制的便利,但更重要的是掌舵者的视野和理念。
转折点出现在2008年,是年李小鹏49岁,由华能集团入能源大省山西,2010年升任常务副省长,在十八大换届之时,入列中央候补委员,并成为山西行政一把手,官至正部级,从技术员到封疆大吏,李小鹏完成了由商入仕的完美蜕变,但这种蜕变背后附带着各种出发点不一的飞短流长。
晋官,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对李小鹏而言,呈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面向,挑战和机遇并存。机遇在于其自身长期的能源系实战经历,遇上以煤炭及电力主导经济的山西,自然得心应手;挑战在于“晋官难当”和治理地方的经历,尤其是前者,像一道符咒一样附着在晋官身上。
李小鹏的前三任山西省长被舆论称之为“向中央作检讨的熟手”,于幼军、孟学农、王君似乎跟多舛不平的山西一样,各个都不算顺利。于幼军曾戏言,在深圳是长袖善舞,在山西是闻鸡起舞。
李小鹏甫一上任,便遭遇了各种接连不断的重大安全事故。吕梁山隧道爆炸、长治爆炸事故、长治苯胺泄漏事故、阳煤集团瓦斯事故等等。在当时的内地民间舆论场中,有人便言,李小鹏或仕途堪虞,但李小鹏“从负做起”的心态让其逐渐进入状态。事实证明,近年来,由于山西的综合治理,各种生态灾难鲜见于媒体报端。然而与百姓坐而论道,在500米井下慰问煤矿工人的场景则或多或少软化了对其的部分苛责。
然世事难料,未曾想当下的李小鹏又遭遇了政经双重动荡,政治上谋和了“习王反腐风暴”,苍蝇老虎不断显现,窝案重重;经济上未能及早调结构转方式,下行压力愈变愈大,可持续的空间越来越窄。但清者自清,反腐完成由标及本之后或不再是执政累赘,经济下行压力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亦会逐渐化于无形。
在本周,李小鹏言及最多的一句话是“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一致”,这种一致性是其纠偏“复杂形势”必不可少的前提,更是决定其未来能走多远的核心保障。(文/马俊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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