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会议鞭策地方改革

6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改革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决议。这次会议除了通过财税、户籍和纪检制度改革方案外,还对地方改革进行了鞭策,再次要求地方积极主动做好改革。

在6月7日召开的中央深改组第三次会议上,“审议”了财税、户籍和司法制度改革方案,但只“通过”了司法制度改革方案,财税和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则“建议根据会议讨论情况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报批实施。”经过20多天的修改完善后,由中央政治局会议来“通过”这两个方案,规格更高,也更具权威性,显示了财税和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凸显了中央推动这两个改革的决心。

中央深改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成立的专门领导改革的小组,人员配备规格高,有多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兼任小组成员,习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中央深改组作为全国改革的最高领导机构,肩负顶层设计、督促检查、协调等重任,其关于改革的决议具有权威性。按照中央深改组前三次会议的节奏,第三次会议审议的事项,如果要待下次会议再行通过的话,可能要等几个月时间。这次由中央政治局会议直接通过,不再等几个月后的中央深改组第四次会议,凸显了户籍和财税制度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那样,财税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户籍制度改革是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基础性改革,对于全面改革的任务来说,这两个改革确实需要加快推动、加快实施。

除了改革的紧迫性外,由中央政治局会议来通过改革方案,也有鞭策地方改革的政治涵义在里面。

目前,对于改革来说,中央积极推动,做出了很多部署和安排,但地方改革则显得按部就班,中规中矩,敢闯敢试的少,创新更少。这种情况是不利于改革的。学者郑永年就曾撰文指出,中国的改革,许多方面中央政府是主体,例如财政、收税、货币、土地政策等,但在大部分领域,尤其是地方、企业和社会层面的改革,中央政府并非是改革的主体,改革的主体是地方。现在中央政府动起来了,但地方仍然无动于衷。郑永年的观点不一定完全符合实际,但地方自主改革、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不高则是事实。

地方的改革不敢闯、不敢试,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太依赖中央,无论什么改革都希望中央有明确指示,有明确设计。中央虽然肩负顶层设计的责任,但顶层设计不等于全面设计,更不是事事设计,对于那些地方作为主体的改革来说,如何改、如何变,需要他们自身来解决。改革应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只有中央和地方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改革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向前推进。

这次政治局会议多次强调了地方的改革责任。例如,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会议强调“由各地根据中央的总体要求和政策安排,因地制宜地实行差别化落户政策。”再如,在财税制度改革方面,会议强调,“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以及部门间权利调整,是一场牵一发动全身的硬仗。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要求,增强大局意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安排部署,注重统筹协调,把握力度节奏,精心组织实施,确保改革取得成功。”这是对地方的督促,给他们施加压力。

除了鞭策之外,进行纪检制度改革则是加强具体监督。这次会议通过了纪检制度改革方案,并指出地方纪委书记、副书记人选考察要由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通过这种方式,中央在对地方的监督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改革是当前中国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央重点推动的工作,老百姓也对改革翘首以盼。这样的改革形势和氛围,其实为地方领导人提供了重要的机会,既是实干的机会,也是出彩的机会,只要有智慧,有能力,有改革成绩,就一定会受到高度瞩目。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也证明,那些锐意改革、有实际政绩的官员,也往往是最容易获得升迁的。而且,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在改革成为全国主要任务的前提下,中央选人用人也肯定会倾向那些认同改革、实施改革的人。

改革不是一时之兴,而是中国发展的长远之策。中央已经设计好了改革蓝图,现下需要实践者,未来需要继承者,面对改革浪潮,习总书记在今年两会期间曾说过,“面临改革大潮,我们要做改革的弄潮儿。”“革命战争年代冲锋陷阵、英勇献身,现在,就是要勇于改革、善于改革。”这既是感悟,也是期待,期待能涌现更多勇于改革、善于改革的人。(文/姜志勇)

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平衡”

6月30日举行的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请了5位部委和地方的领导就加强改进作风制度建设问题来发言,这在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中尚属首次。

作为一项学习制度,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一般是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某个问题为政治局委员们做辅助报告,当这个问题实践性比较强,而且与现实正在开展的某项工作有关联时,也会请相关部门的领导来做主讲,借此机会,部门领导既可把本部门的工作向政治局做个汇报,又可谈一些个人的思考。因此,如果真有真知灼见的话,会给政治局留下好印象,从而,对未来晋升会有帮助。

但是,本次集体学习请了5位部委和地方的“一把手”来给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上课”,与历次集体学习相比,它创下了讲课人数最多,同时既有部门领导又有地方领导两个纪录,从一个侧面显示政治局对这次集体学习的重视。个中原因,在于这次学习的主题。

此次集体学习临近中共建党93周年,主题是党的作风建设。这个主题当然要紧扣当前正在推进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所以,这次集体学习可以看作是对各地各部门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也是为下一步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发出的一个动员令。

5位发言的领导分别是,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希,他汇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的情况;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他侧重于领导的作风制度建设问题;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他主要就夯实基层的作风建设制度发言;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他谈的问题是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四风”源头治理;以及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他就锤炼过硬作风、强化制度执行谈个人的认识和体会。

可见,尽管5人谈的都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作风建设的内容,但侧重点不一样。选择3个国家部门和2个地方代表来汇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的情况,显然是经过了一番考量。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这一届领导第一次在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开展的整风活动,它聚焦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以改“四风”为主。而作风问题的核心是党(实际是领导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所以,加强作风建设,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为指导、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把出发点和落脚点归结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来,此乃是次整风被冠之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原因。

按照规划,教育实践活动分两批进行。第一批于2013年6月18日启动,时间一年左右,对象是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如何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第二批活动于2014年1月开始进行,预计于2014年10月结束,这次活动以县处级以下领导干部为主,更为贴近基层。从时间来看,第一批已经结束,第二批也临近尾声。从而,有必要来进行系统总结活动的经验。

因为像这种在全党范围内、涉及人数众多、时间跨度较长的活动,最怕的是虎头蛇尾,搞形式主义,开始时轰轰烈烈,干劲很大,临近收场则无声无息。中共执政后几乎每一任领导人都会在其任内发起整风,规模不一,但效果均不是很好,整风过后问题反弹。这里原因当然很多,可整风的虎头蛇尾是个重要因素。接受此种教训,要防止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束后“四风”问题反弹,就必须将这种运动式的作风建设转向常态化,探索制度化的作风建设路子。

正如习在主持这次集体学习时所强调的,解决作风问题是一项经常性工作,必须在抓常、抓细、抓长上下功夫,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确保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如此,才能有效防止“四风”问题反弹,不至于使教育实践活动白做了。

因此,把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时间选在中共建党93周年前夕,聚焦于如何加强改进干部作风建设,就很有必要。这是在向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发出一个信号,教育实践活动会结束,但作风建设问题是没有时间表的,反“四风”不能结束,以打消各级领导干部的懈怠心理。

要将作风问题常抓不懈,就需了解各地各行业和部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以来的情况,客观评估其效果,查找问题,制定对策。显然,请部门和地方领导来汇报,比专家学者要好。专家学者有理论水平,对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意义会分析得很深刻和全面,但这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是理论认识问题,邀请在一线亲自指导和全程参与活动的领导干部来发言,就这个问题谈他们的认识,会更有针对性,更能让政治局了解和掌握活动的真实状况。上述5部门和地方的精心选择就体现出了这个意图。

从5人汇报的重点来看,中组部介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的情况,这是因为整个教育实践活动的具体操盘和指挥就是中组部。教育实践活动的领导小组也设在中组部。作为中共主管党员组织建设、党务活动和干部考核的机构,教育实践活动和作风建设由中组部来抓,无疑在情理之中。而由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希而不是部长赵乐际发言,是因为后者为政治局委员,其他汇报的4人虽是其所在部门和地方的一把手,但论职衔,只是省部级,而赵已经身为国家领导人,自然不适合在这种场合由他来代表中组部做发言。另一方面,陈希虽是副部长,但级别已是正部级,而且是常务,具体负责全国党员的组织建设和干部考核,他了解的情况应比作为部长的赵乐际更全面和深入,由他代表中组部就教育实践活动总的情况做汇报,显然很恰当。

国家发改委和国家工商总局的汇报则体现出此次教育实践活动欲达到的结果,教育实践活动和改作风的过程要成为贯彻执行中共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过程。作风问题的产生,与制度机制建设有关,也与制度执行不力有关,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就需要从源头上治理,理顺体制机制,同时狠抓制度的执行和政策的落实,凭空强调领导干部要有群众观念,与群众打成一片,发动群众提意见,是不管用的,最后会沦落为另一种形式主义,所以在抓作风建设的同时,要辅之以体制机制的改革,强化制度执行,才会起到效果。

显然,由这两个机构来谈这两个问题,很合适。国家发改委作为中国负责国家发展规划和改革设计以及执行宏观调控的部门,“四风”问题的产生,与其有直接关系。因为它掌握着项目审批的大权,是诱发腐败的一个重要源头。与发改委的职能不同,国家工商总局主要负责市场秩序的建设和规范,它直接同市场微观主体打交道,其工作人员的政策水平、执法态度如何,直接影响市场主体对政府的评价。一个宏观的制度建设,一个微观的制度执行,这两个机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如果说,上述三部门的汇报涉及到全局及具体领域,那么,两个地方的汇报则落实到面和点上,是从面上和点上充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汇报内容,让政治局对活动有一个全面了解。另一方面,相对部门,地方的教育实践活动更重要,因为部门直接处于中央的监督下,而地方是一级政府,尤其是基层,直接与群众打交道,中央的监督力度相对较弱,其作风如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党作风建设的成败。像上面讲的工商总局,其对市场秩序的管理,也主要是通过基层工商所予以体现的。所以,地方政府如何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如何推进作风建设,就不能不令中央关注。

中国大陆有31个省区市,选择谁来向政治局汇报,是颇有讲究的。首先,最重要的标准,是要在教育实践和作风建设方面搞得好,成绩突出;其次,汇报内容还要有所侧重,不能都是某个方面;第三,汇报人数也不能太多,中央领导和政治局委员都很忙,有大量的事情需要处理,汇报人数多,会占用他们太多时间。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选择哪个地方来做报告要有很强的代表性,以两到三地为佳。

最终的结果是河北省和贵州省来向政治局报告。前者的一个主要考虑是习总亲自督军该省的教育实践活动,曾花几个半天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的专题民主生活会。但习总参加督导的教育实践活动还有河南省,而且两下河南兰考,为何没有选择河南,或者把这两个都选上,这就要说到一个重要的原则:平衡。

在汇报人数和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习亲自督导的省份必须要选上一个,这是为政治需要。但是又不能两个都选,否则就有间接为最高领导歌功颂德之嫌,而且也会引起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因为他们也都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联系了一个地方。另外,选择河北而非河南,这跟汇报的主题有关。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汇报的是领导如何抓好作风制度建设问题,习亲自督军的恰恰是河北省委的领导班子。所以这里就体现出了三重平衡关系:一是习主抓两个典型的平衡;二是习同其他常委的平衡;三是其他常委之间的平衡。

当确定了河北汇报的主题是地方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那么,另一个肯定就是基层干部和党员的作风建设。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主打的就是这个。在基层作风建设方面,搞的好的省市也有很多,根据前面讲到的平衡原则,总书记和其他政治局常委联系的点都要排除,这就剩下24个,再排除政治局委员兼任省委书记的5个省区和河北省,候选者就只剩下18,在这18个里贵州出线合乎逻辑。

贵州有几个优势,一是它是欠发达地区,也是革命老区;二是在前几年出现了瓮安事件,但是在几届省委的努力下,已经修复了之前的干群关系,省委书记赵克志在总结瓮安事件的教训时,说根本原因是一些领导干部的作风出了问题,官僚主义盛行,严重脱离群众,干部和群众关系对立。而瓮安这几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心稳定,也是因为改进了领导作风,克服了官僚主义,密切了干群关系,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三是贵州为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地区,经济比较落后,但党建工作相对搞得不错;四是贵州也是前任领导人花费很大精力树立的样板地方,这就是毕节开发区。毕节同时也是个民族地区,该地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个带领村民发家致富,改变了农村落后面貌的少数民族村党支部书记文朝荣,所以赵克志在贵州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倡导要远学焦裕禄,近学文朝荣。此外,贵州还是习的大总管--栗战书主政过的地方。

上述种种因素,促使政治局把贵州作为基层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典型,也就很自然。(文/邓聿文)

中央巡视组为何指导省级纪委办案?

6月30日举行的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请了5位部委和地方的领导就加强改进作风制度建设问题来发言,这在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中尚属首次。

作为一项学习制度,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一般是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某个问题为政治局委员们做辅助报告,当这个问题实践性比较强,而且与现实正在开展的某项工作有关联时,也会请相关部门的领导来做主讲,借此机会,部门领导既可把本部门的工作向政治局做个汇报,又可谈一些个人的思考。因此,如果真有真知灼见的话,会给政治局留下好印象,从而,对未来晋升会有帮助。

但是,本次集体学习请了5位部委和地方的“一把手”来给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上课”,与历次集体学习相比,它创下了讲课人数最多,同时既有部门领导又有地方领导两个纪录,从一个侧面显示政治局对这次集体学习的重视。个中原因,在于这次学习的主题。

此次集体学习临近中共建党93周年,主题是党的作风建设。这个主题当然要紧扣当前正在推进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所以,这次集体学习可以看作是对各地各部门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也是为下一步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发出的一个动员令。

5位发言的领导分别是,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希,他汇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的情况;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他侧重于领导的作风制度建设问题;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他主要就夯实基层的作风建设制度发言;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他谈的问题是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四风”源头治理;以及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他就锤炼过硬作风、强化制度执行谈个人的认识和体会。

可见,尽管5人谈的都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作风建设的内容,但侧重点不一样。选择3个国家部门和2个地方代表来汇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的情况,显然是经过了一番考量。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这一届领导第一次在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开展的整风活动,它聚焦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以改“四风”为主。而作风问题的核心是党(实际是领导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所以,加强作风建设,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为指导、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把出发点和落脚点归结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来,此乃是次整风被冠之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原因。

按照规划,教育实践活动分两批进行。第一批于2013年6月18日启动,时间一年左右,对象是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如何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第二批活动于2014年1月开始进行,预计于2014年10月结束,这次活动以县处级以下领导干部为主,更为贴近基层。从时间来看,第一批已经结束,第二批也临近尾声。从而,有必要来进行系统总结活动的经验。

因为像这种在全党范围内、涉及人数众多、时间跨度较长的活动,最怕的是虎头蛇尾,搞形式主义,开始时轰轰烈烈,干劲很大,临近收场则无声无息。中共执政后几乎每一任领导人都会在其任内发起整风,规模不一,但效果均不是很好,整风过后问题反弹。这里原因当然很多,可整风的虎头蛇尾是个重要因素。接受此种教训,要防止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束后“四风”问题反弹,就必须将这种运动式的作风建设转向常态化,探索制度化的作风建设路子。

正如习在主持这次集体学习时所强调的,解决作风问题是一项经常性工作,必须在抓常、抓细、抓长上下功夫,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确保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如此,才能有效防止“四风”问题反弹,不至于使教育实践活动白做了。

因此,把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时间选在中共建党93周年前夕,聚焦于如何加强改进干部作风建设,就很有必要。这是在向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发出一个信号,教育实践活动会结束,但作风建设问题是没有时间表的,反“四风”不能结束,以打消各级领导干部的懈怠心理。

要将作风问题常抓不懈,就需了解各地各行业和部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以来的情况,客观评估其效果,查找问题,制定对策。显然,请部门和地方领导来汇报,比专家学者要好。专家学者有理论水平,对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意义会分析得很深刻和全面,但这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是理论认识问题,邀请在一线亲自指导和全程参与活动的领导干部来发言,就这个问题谈他们的认识,会更有针对性,更能让政治局了解和掌握活动的真实状况。上述5部门和地方的精心选择就体现出了这个意图。

从5人汇报的重点来看,中组部介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的情况,这是因为整个教育实践活动的具体操盘和指挥就是中组部。教育实践活动的领导小组也设在中组部。作为中共主管党员组织建设、党务活动和干部考核的机构,教育实践活动和作风建设由中组部来抓,无疑在情理之中。而由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希而不是部长赵乐际发言,是因为后者为政治局委员,其他汇报的4人虽是其所在部门和地方的一把手,但论职衔,只是省部级,而赵已经身为国家领导人,自然不适合在这种场合由他来代表中组部做发言。另一方面,陈希虽是副部长,但级别已是正部级,而且是常务,具体负责全国党员的组织建设和干部考核,他了解的情况应比作为部长的赵乐际更全面和深入,由他代表中组部就教育实践活动总的情况做汇报,显然很恰当。

国家发改委和国家工商总局的汇报则体现出此次教育实践活动欲达到的结果,教育实践活动和改作风的过程要成为贯彻执行中共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过程。作风问题的产生,与制度机制建设有关,也与制度执行不力有关,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就需要从源头上治理,理顺体制机制,同时狠抓制度的执行和政策的落实,凭空强调领导干部要有群众观念,与群众打成一片,发动群众提意见,是不管用的,最后会沦落为另一种形式主义,所以在抓作风建设的同时,要辅之以体制机制的改革,强化制度执行,才会起到效果。

显然,由这两个机构来谈这两个问题,很合适。国家发改委作为中国负责国家发展规划和改革设计以及执行宏观调控的部门,“四风”问题的产生,与其有直接关系。因为它掌握着项目审批的大权,是诱发腐败的一个重要源头。与发改委的职能不同,国家工商总局主要负责市场秩序的建设和规范,它直接同市场微观主体打交道,其工作人员的政策水平、执法态度如何,直接影响市场主体对政府的评价。一个宏观的制度建设,一个微观的制度执行,这两个机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如果说,上述三部门的汇报涉及到全局及具体领域,那么,两个地方的汇报则落实到面和点上,是从面上和点上充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汇报内容,让政治局对活动有一个全面了解。另一方面,相对部门,地方的教育实践活动更重要,因为部门直接处于中央的监督下,而地方是一级政府,尤其是基层,直接与群众打交道,中央的监督力度相对较弱,其作风如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党作风建设的成败。像上面讲的工商总局,其对市场秩序的管理,也主要是通过基层工商所予以体现的。所以,地方政府如何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如何推进作风建设,就不能不令中央关注。

中国大陆有31个省区市,选择谁来向政治局汇报,是颇有讲究的。首先,最重要的标准,是要在教育实践和作风建设方面搞得好,成绩突出;其次,汇报内容还要有所侧重,不能都是某个方面;第三,汇报人数也不能太多,中央领导和政治局委员都很忙,有大量的事情需要处理,汇报人数多,会占用他们太多时间。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选择哪个地方来做报告要有很强的代表性,以两到三地为佳。

最终的结果是河北省和贵州省来向政治局报告。前者的一个主要考虑是习总亲自督军该省的教育实践活动,曾花几个半天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的专题民主生活会。但习总参加督导的教育实践活动还有河南省,而且两下河南兰考,为何没有选择河南,或者把这两个都选上,这就要说到一个重要的原则:平衡。

在汇报人数和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习亲自督导的省份必须要选上一个,这是为政治需要。但是又不能两个都选,否则就有间接为最高领导歌功颂德之嫌,而且也会引起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因为他们也都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联系了一个地方。另外,选择河北而非河南,这跟汇报的主题有关。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汇报的是领导如何抓好作风制度建设问题,习亲自督军的恰恰是河北省委的领导班子。所以这里就体现出了三重平衡关系:一是习主抓两个典型的平衡;二是习同其他常委的平衡;三是其他常委之间的平衡。

当确定了河北汇报的主题是地方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那么,另一个肯定就是基层干部和党员的作风建设。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主打的就是这个。在基层作风建设方面,搞的好的省市也有很多,根据前面讲到的平衡原则,总书记和其他政治局常委联系的点都要排除,这就剩下24个,再排除政治局委员兼任省委书记的5个省区和河北省,候选者就只剩下18,在这18个里贵州出线合乎逻辑。

贵州有几个优势,一是它是欠发达地区,也是革命老区;二是在前几年出现了瓮安事件,但是在几届省委的努力下,已经修复了之前的干群关系,省委书记赵克志在总结瓮安事件的教训时,说根本原因是一些领导干部的作风出了问题,官僚主义盛行,严重脱离群众,干部和群众关系对立。而瓮安这几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心稳定,也是因为改进了领导作风,克服了官僚主义,密切了干群关系,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三是贵州为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地区,经济比较落后,但党建工作相对搞得不错;四是贵州也是前任领导人花费很大精力树立的样板地方,这就是毕节开发区。毕节同时也是个民族地区,该地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个带领村民发家致富,改变了农村落后面貌的少数民族村党支部书记文朝荣,所以赵克志在贵州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倡导要远学焦裕禄,近学文朝荣。此外,贵州还是习的大总管--栗战书主政过的地方。

上述种种因素,促使政治局把贵州作为基层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典型,也就很自然。(文/邓聿文)

学“习”笔记:党建要从基层“抓”

本周的头号大新闻,非“大老虎”徐才厚落马莫属。在6月30日“七一”前夕,政治局会议公布这一了消息。于是在第二天,政治局会议内容和徐案的消息均占据了各地党报头版位置。

不过,本周学“习”笔记要谈的重点不在此。徐案再劲爆,也只是反腐大业上的一个节点,而加强党的建设,才是配合着“七一”在本周的学“习”重点。因此,与政治局会议配套在同一天召开的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自然把主题对准党建。

在此前的6月28日,中组部、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整改落实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中组部30日发布党内统计公报显示,2013发展党员的数量与往年相比出现骤降。这两个文件的发布,让人们把目光又一次聚焦在中共这个庞大组织的基层党建问题上。

无论是整治现有党员的“存量改革”,还是发展新党员,门槛逐步提高的“增量改革”,都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在今年这个并非逢五逢十的“平年”,排除了各种纪念活动的忙碌,集中精力关注实在的、接地气的党建问题,成为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进行的工作重点。

梳理这一周各地方关于基层党建的活动,大致能分成三个类型。第一类是直述该省在基层党组织上做了哪些工作。例如安徽构建基层党组织立体服务网,“扩大组织覆盖面 服务群众'零距离'”;广东潮州以四级联动,增强基层党建,“力争贯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海南则借助自然旅游资源优势,将基层党建与乡村旅游有效对接;青海和西藏也分别致力于“严把关 实效果”地发展党员、注入源头活水,和基层党建“一村一支部”、“一社区一支部”工程两方面加强工作。这对于地广人稀、民族构成较复杂的青藏地区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类是以讲故事的形式,讲述某位基层党员干部的事迹。例如福建日报2日在头版刊文“深山拓路的'铁犁头'”,江西日报同样头版刊文“生命的丰碑”。文章内容均以一位当地基层干部为线索,讲述他们在基层如何团结力量做事,如何联络各方关系,如何以身作则等等。基层党组织要想发挥实在作用,一个优秀的干部是必不可少的角色。

第三类则是以省市区领导牵头,进行视察、举办座谈会等。以北京为代表,王安顺在6月30日视察了北京各社区的基层党组织;河南则召开纪念建党93周年座谈会,会议上决定命名表彰“焦裕禄式好干部”和“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好干部”,省委书记郭庚茂也强调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推进“有形”覆盖与“有效”覆盖相统一;在黑龙江,中央第七巡回督导组与省委书记王宪魁“对接”,沟通教育实践活动的督导情况。王宪魁在会中同样重点表达了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强调“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把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作为当务之急”。

党建还得要从基层“抓”。据前文提到的《通知》,截止到今年4月底,全国共排查确定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织57688个(内地584172个建制村中,583975个已建立党组织),占到总量的9.6%,将近10%。这个比例看似不高,但绝对数量惊人。而基层党组织的涣散导致的各种后果不言而喻,这里就不展开。

自从中共在延安建立根据地,之后夺取全国政权,再到今天成为党员数量超过德国总人口的超大规模政党,在完成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整合与重建过程中,无数的基层党组织始终是中共得以存在的生命线。而中共之所以能在中国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也正是因为通过党支部的形式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最基层(村一级)。而当基层党组织由原来对弥合社会矛盾的良性作用蜕变为瓦解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加剧社会冲突的负面作用时,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就是当下执政党不得不进行的长远规划了。尤其在目前反贪腐、反四风的大气候下,基层党建治理这一“制度建设”如何配套跟进考验着各级党员干部的智慧和作为。(文/宋代伦)

一月6省市赴疆考察 胡春华直抵喀什


6月26日下午,河南省人民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在郑州签署云计算和大数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本周,省级互动活跃度超乎以往,本周省级互动涉及11省(市),达七次之多,远超过政商互动和央地互动。

在央地互动层面,贵州获中央关照。继此前国务院对贵州进行专题调研之后,本周,全国政协常务副秘书长孙怀山到访贵州考察,主要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毕节试验区重要批示精神进行调研,助推试验区改革创新发展。本周,宁波市党政代表团也赴黔进行考察,主题则是对贵州的对口帮扶。

河南与阿里巴巴再签约

政商互动层面,本周有两个签约仪式值得关注。一个是河南与阿里巴巴的签约合作,一个是上海市与中国电信的合作。

本周四,上海市府与中国电信在沪签署共建智慧城市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国电信将于2014—2016年在沪投入350亿元,建设包括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光纤网络、互联网国际出口、云服务在内的信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应用平台。此番合作属于前缘再续。2012年,上海市府曾与中国电信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同在26日,河南省府与阿里巴巴集团在郑州签署云计算和大数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此前,以大数据为依托,阿里巴巴集团已经与海南、浙江、贵州、广西、宁夏等地方政府以及统计局等中央部门签约。

此番牵手是继去年11月河南省与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后,再次与阿里巴巴集团“联姻”。对于新约,郭庚茂称之“将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产生深刻影响”。

河南目前正在积极打造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与阿里的两次签约亦是与此布局有关。河南省长谢伏瞻在致辞时表示,“构建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平台,这与河南积极发展新业态经济,加速调整产业结构的发展思路高度契合”。

6省市赴疆考察 胡春华直抵喀什

在省域互动层面,新疆和湖南是省域互动较为活跃的省份。继上周前往上海考察自贸区之后,本周湖南书记、省长一行又前往湖北考察。

26日,两省在武汉举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交流座谈会,两省书记、省长齐聚一堂。两省谋求抱团取暖,布局长江经济带建设与洞庭湖生态区建设。按照湖北书记李鸿忠的话来说“建议两省以‘湘鄂情’为纽带和动力,以命运共同体为定位……”

同样在26日,广西党政代表前往湖南考察学习,代表团由广西书记、省长挂帅。按照广西日报的表述,广西代表团是以“抱着真取经、取真经的强烈愿望,带着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真诚态度”去学习。在湘期间,两省还签署了《广西湖南关于加紧落实进一步深化湘桂合作框架协议的会谈纪要》。

广西书记彭清华表示,“我们这次来湖南,是一次访亲之旅,通过上门‘走亲戚’,感谢湖南多年来对广西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将此次湖南之行称为“洗心之旅、学习之旅、合作之旅”。

新疆的活跃度尤为值得关注。本周共有三省书记到访新疆,活动主题均为考察对口援疆工作。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以及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先后到访新疆。

自中央新疆工作会议之后,已经有6省市到访新疆考察对口援疆工作。此前,天津市副市长任学锋、宁波市委书记刘奇、安徽省长王学军也分别带队考察对口援疆工作。6省市代表团均获得了张春贤本人的亲自会见。

最先抵达新疆考察的是胡春华。胡春华于21日至24日赴新疆喀什地区考察对接援疆工作。胡春华也是最近一个月,到访新疆级别最高的官员。与其他两省书记不同的是,胡春华没去乌鲁木齐,而是直接前往南疆喀什调考察。双方于21日下午,在喀什举行广东•新疆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

广东省、深圳市对口支援的南疆喀什地区相关县市和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既是维稳重地,更有改善民生的迫切需求。今年4月,习近平曾赴喀什调研反恐与民生。22日,在张春贤的陪同下,胡春华一行还考察了喀什市和疏附县。

罗志军24日到达新疆乌鲁木齐,参加江苏•新疆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随后,在努尔白克力的陪同下,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等地考察江苏对口援疆工作。

强卫则是于23日至25日,利用三天时间考察江西的对口援疆工作。23日到达乌鲁木齐后,两省区领导就举行会谈,共商进一步推进对口援疆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强江西、新疆合作交流。此后,在新疆人大常委会主任雪克来提•扎克尔、常委哈尼巴提•沙布开陪同下,江西代表团又赴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阿克陶县进行实地调研。(文/方乐迪)

融资“替身”剥离 各地自谋“钱”程

近期,开正门、堵偏门的地方债清理整顿工作正次第展开,遍布全国的近万家城投公司与地方政府之间十几年“相濡以沫”的缘分,将因一份改革方案的出台而戛然中止,迎接它们的将是一场“去政府化”变革:它们不再是政府的融资平台,不再被允许为政府融资,而将转型为纯粹的企业。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在融资“替身”剥离之后,如何想方设法自谋“钱”程,应是严峻经济形势下需要共同摸索的难题。

5月20日,国务院批转的发改委《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这意味着,“半官半商”的城投公司将从此与地方政府分道扬镳。

当日,安徽省马鞍山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更名为“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为本轮清理行动中全国首家城投公司改革案例。随后,安徽亳州、安徽阜阳、江苏镇江、无锡等地的城投公司也积极酝酿改制。湖南郴州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城投公司转型发展问题,提出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真正实现从政府性融资平台向经营性平台转型。再加上此前广东广州已将地铁总公司、城投集团从“融资平台类公司”整改为“一般类公司”,这一系列动作,标志着在地方财税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城投公司改制大幕正式开启。

切割“第二财政局”

可以说,城投公司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地方投资与土地财政的交融史。全国各大城市设立政府投融资平台,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正值“分税制”推行,“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现象愈发明显,地方税源有限且无权直接发债,却承担着大量的基建、教育和养老等支出,又面临严格的GDP考核。“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压力之下,各地积极“变通”通过各种隐蔽渠道融资。1991年上海率先成立城投,之后,重庆、广东等省市也相继成立。

但其真正繁荣昌盛始于2008年下半年,在4万亿元投资的刺激政策出台后,各家商业银行纷纷高调宣布积极支持国家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其条件便是城投等投融资平台以从地方政府手中获取的土地开发权作为抵押。这一路径对地方而言,如获至宝、受用无穷。于是,各种名目的城投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最疯狂时,一度出现一个地级市同时并存10个以上平台的情况,近万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举债额超过10万亿元,这在世界财政史上都蔚为壮观。

城投公司与地方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人事关系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很多公司高管多由当地财政局、国资委等相关部门官员兼任,因此也有业内人士将城投公司戏称为“第二财政局”。

不可否认,在多年大规模城市建设过程中,地方融资平台可谓“居功奇伟”。不过,利用政府兜底轻松获得贷款的“快感”背后,是“城投债”迅速膨胀,地方隐形负债大幅增多。据审计署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约11万亿元。基于此,国务院才连连发文,坚决制止地方政府为地方融资平台做担保,财政部和银监会等部门也纷纷出台规定为融资设关卡。

不过,要让地方融资平台平静退出历史舞台,并非易事。首先,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应完成切割,让具有公务员性质的人员回归政府,从管理上与政府脱钩。另外,这场“被分手”的大戏,或许也将揭开在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城投公司千疮百孔的运营弊病。政府与企业之间,存量项目如何分清界限、旧账如何清算,势必都是剪不断理还乱的难题。

新融资方式浮出水面

而对更多地方主官而言,他们所担忧的,恐怕是失去了城投公司这个“替身”,地方政府将如何融资的问题。事实上,为了卸载城投公司这块地方隐形债务,中央政府早已未雨绸缪,逐步放开地方合法发债。经国务院批准,2014年上海、浙江、广东、深圳、江苏、山东、北京、江西、宁夏、青岛都将试点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与此同时,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也将让地方政府的财力与事权逐步匹配。

其它融资方式的探索也在积极鼓励中。广州市政府就把目光投向了保险资金,在不久前落幕的“新广州新商机”2014年招商推介会上,三家保险公司和广州市政府签约,协议将400多亿保险资金投入广州基础设施和城建项目。在引入险资的过程中,“广州产业基金”逐渐浮出水面。这是2013年专门成立的政府产业投资平台,注册资本1亿元。

与城投、交投等融资平台不同,广州产业基金更侧重资本运作,管理团队基本空降。相关资料显示,保险资金和广州市政府合作的方式主要是股权投资,而不是发放贷款的债权模式。这意味着广州市政府无需每年向保险公司偿还债务本金和利息,只要用城建项目本身产生的营业收入偿还即可。这种方式能否为地方政府自谋“钱”程打开新的一扇门,仍有待密切关注。(文/郑曼玲)

动车“公交化”助力区域经济纵横大联动

7月1日,全国铁路调整运行图,这意味着承载了几代国民记忆的绿皮车彻底进入历史,也预示着中国铁路运输全面进入高速运行的动车时代,更明显的是将联动新增高铁路线所到之处省市地区的发展互通。这是绿皮车的结尾,却更是中国内地高铁网络的全新开始,是东至上海、西至青藏、南到昆明、北含首都的区域交通与经济大联动。

铁路大调整,增运力加存量

这次铁路大调动,被中国铁路总公司运输局调度部负责人认为是2007年至今范围内最大的一次调动,它不仅牵扯到全国动车组列车数量、运行时间、开行方案等等的改变和增加,更涉及到全国多省市地区间高铁动车的建成开通,是纵向提高运力与横向加大存量的相加。

自7月1日始,调整后的全国动车组列车将达到1330对,占到客运列车总对数的54.4%,动车跃而成为客运列车的“主力军”。而针对具体线路,这次调整也做了细分部署:京沪高铁最繁忙区段开行动车组列车101对,京广高铁最繁忙区段开行动车组列车100对,逢假日高峰开通专线,各地逐层调整运力。

是次调整,不仅针对已开通列车做出调整,更引人注目的是一批新高铁的建成开通。

北京南站首开到厦门北的高速动车组列车,这是北京通往厦门地区的首趟高速动车组列车;北京西新增至运城北的列车,首次实现从北京乘坐动车组通往山西省会以外的城市;而随着大西高铁太原南至西安北高铁客专的开通运营,西安到太原行车时间缩至3小时内,秦晋正式携手进入了“高铁时代”;而成渝地区到上海、南京、厦门、福州等方向的17对出川动车首开,也将有效拉近川渝地区与内地东部发达城市间的距离。各地的高铁路线网正在接连贯通,日趋成型。

高铁带来快速,更联动发展

逐渐编织成型的高铁网络遍布全国,动车“公交化”趋势进一步凸显,不仅加快了全国各地间的通行时速,更带动了列车所到区域间人、财、物的联通。不断提速和增量的高速列车,贯通了中国西部内陆和东部沿海的往来,拉近了中国北方首都和南部港口的距离,提升的不仅是距离和时间,更是互通有无的联动发展。

悉数东京、洛杉矶、上海等世界著名城市,交通便利带来的经济出路和发展机遇是众多国家和城市发展崛起的关键。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理坐标广袤的国家来说,地与地之间的交通网络是经济往来的根本,而发展快速交通,也是现实环境下,能最快最有效的聚拢经济资源、释放地方潜能的唯一发展战略。不管是引进外资建设、深挖本地资源、还是融合周边潜能,交通是最核心的发展前提。

快速成长起来的高铁网络,对加快沿线地区产业升级、周边省域资源互通、相关地区城市化建设都将产生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地区崛起发展注入强大推力。

中国铁路迎来从“普铁时代”到“高铁时代”的关键转折,身处其中的当事省份也无不为这样的发展建设而振奋。

《海峡导报》7月1日头版即显著发文《厦门明天起开通往北京重庆动车》,6月30日傍晚两趟开往北京和重庆的列车票就已售罄;7月2日的《山西日报》头版右角也以醒目标题刊登《大西高铁正式开通运营》的消息,并不惜版面配印着大西高铁线路图;同样不谋而合同振奋的还有陕西、湖北、重庆多地,7月2日的当地党报头版都纷纷注目大西高铁、沪汉蓉动车开通的消息,为参与“高铁时代”大潮、跻身高铁城市而振奋。

寄托总理冀望,高铁成“中国品牌”

为高铁而兴奋的不仅是身处新开高铁线路的当事地区,更少不了中国高铁的“超级推销员”李克强。

7月3日,李克强总理来到酷暑下的湖南长沙,考察沪昆高铁施工现场。沪昆高铁作为我国“四纵四横”铁路客运网主骨架之一,建成后将是我国东西向里程最长的铁路,沿途将联通上海、杭州、南昌、长沙、贵阳、昆明等多个大城市,连接华中、华东和西南地区。

李克强总理身处长沙考察现场,踩着的是还未建好的、凹凸不平的道床石子,而中国的铁路建设和高铁品牌却正乘着平稳广阔的良好前景在世界市场上延伸。

在正被全世界数万亿人关注的世界杯的圣地巴西里约热内卢,地下和地面轨道交通车辆的80%都是中国北车的产品,这些“开往世界杯的中国列车”正在走出国门被世界所津津乐道,这正是“高铁代言人”李克强总理走到国际舞台能底气十足推荐中国高铁的原因,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的必需。“中国制造”的高铁在世界的火爆,是对中国高铁技术的十分信任、高铁品牌的百分认可,也是对中国高铁未来发展提出更高的需求和要求。

三年前的7月23日,温州发生动车事故,惨剧的教训和悲痛并未走远,对灾难的记忆和反思三年来一直贯彻在中国高铁建设的实干操作中,快速高效是中国高铁发展的节奏,安全舒适必将是时时悬挂在高铁建设关卡的绿灯。在中国进入“高铁时代”的路上,步履矫健和稳扎稳打必将结伴而行,高铁增量和地区联动以此应运而生。(文/汪晓青)

外联内合 天津深挖海空两港新优势


第七届津台投资合作洽谈会开幕式现场

继发动“六月攻势”后,天津再成为本周内地最活跃省份(直辖市)。孙春兰坐镇津台洽谈会、黄兴国访问欧亚三国、何立峰进京任职、“通关一体化”启动,四件“大事”构成了本周天津在党政外系统的主要动作。这些看似相互独立的事件背后,实际上满是“看点”。

按照海关总署《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方案》安排,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本周二(7月1日)率先在北京、天津海关启动实施,10月份前后石家庄海关正式加入。

京津冀通关一体化,将为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创造更加便捷的条件,进而为三地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工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创造良好的海关监管服务条件。据北京海关官方的初步测算,总体上,物流成本可降低20%-30%。

这一天(7月1日),天津市长黄兴国正率团在欧亚之行的最后一站以色列访问。黄兴国已于早前访问了爱尔兰(6月26日至28日)和希腊(29日至30日),在这两地访问期间,黄兴国无一例外把推介天津航空港和港口合作建设项目,当成此次外联之行的重要课题。这一外访重点,恰与“通关一体化”的改革试点启动遥相呼应,显示天津在参与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深挖自身传统优势,主动适应新定位,打造经济新高地的积极作为。

“通关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先期成果。为顺利实现通关试点目标,京津冀三地陆续完成了海关通关管理系统的开发调试、业务验收测试等工作,并制定好各业务领域操作规范和相关制度,确保执法统一、标准统一、流程统一。这一多赢项目的协作方式和操作过程,无疑会对其他领域的协同合作产生一定的示范效应。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天津航空港与北京首都机场,天津港与河北几大港口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初期,三地多个领域的协作仍将以竞争的形式存在,因此,真正实现通关一体化的预期效益,需要中央顶层规划及三地积极协商,以进行更合理的功能定位和战略调整。但在规划出台前,为自身谋求更高的位置和更丰富的内外资源,则是理所当然的。在这方面,天津显然走在了前头。

在“飞机租赁占全球40%份额”的爱尔兰,黄兴国与多名金融航空和金融租赁公司的大佬进行了会晤,详细了解爱尔兰租赁公司运营模式等情况,表达了欢迎爱尔兰融资租赁企业在津投资发展、推动更多平台公司落户天津的希望。此外,黄兴国第一时间在海外进行改革部署,要求随行单位加大改革创新力度,为融资租赁产业营造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这一“马上学习马上办”的工作作风,在此前省级党政一把手外访期间极为罕见。

在外访第二站,黄兴国会晤了希腊多位重量级航运界人士,并冀望与希腊航运企业推动物流、金融、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黄兴国特别提到,天津“正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机遇,加快建设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早前孙春兰也曾提到“京津冀一体化,交通要先行”,“海空两港是推进京津双城联动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大优势”。把航空港、港口等交通枢纽建设作为撬动天津参与京津冀一体化和打造外向型经济结构的支点,已然成为天津共识。

2日晚,黄兴国正在以色列访问,而此时,以“抢抓新机遇、拓展新合作”为主题的第七届“天津-台湾投资合作洽谈会”在“老家”天津开幕了。孙春兰坐镇主场蓄“内合”之力,接待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海协会会长陈德铭、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荣誉副主席詹春柏、台湾贸易中心董事长王志刚等多位高规格嘉宾。孙春兰在致辞时指出,津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下拥有港口建设等领域广阔的合作空间。

一场以经济合作为主题的洽谈会,却没有主掌经济的主官坐镇,这在内地省份并不多见。但以通关一体化为契机,天津党政主官接力开展“内合外联”,彰显了天津在新一轮协同发展中,谋求错位发展,实施“走出去,引进来”策略,把建设北方物流、交通中心作为贯通京津冀“脉络”,打造北方经济中心的新路子。

在此前一天(7月1日),一项涉及天津的人事调整同样引发多方关注。天津市政协主席何立峰进京,出任国家发改委第五位正部长级副主任,临时分管“地区经济司、西部开发司、东北振兴司”等区域协同发展部门。有政情观察人士分析,这次人事变动可能与国家新一轮改革布局有关。

对天津来讲,一个最新消息是,习总主导中韩关系持续走暖,韩国总统朴槿惠重申希望将韩国的“欧亚倡议”和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结合起来。因此,不排除习总把丝路经济带的起点东移到渤海湾,将其与韩国实现合作对接。如此,在港口方面具有得天独厚优势的天津,在新一轮欧亚协同发展周期内,或迎来更大的施展空间。(文/辛忠)

宋楚瑜“布局”

跳开内地省市区的政经生态,将目光投向更大范围的两岸四地,本周热点不断。

最受两岸四地媒体关注的,莫过于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大陆并获习近平、俞正声的高规格接待。宋于本月6日晚间率团抵京,7日一早即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共总书记会面。会面中,习近平提出的对两岸政策新"四不"主张,成为两岸媒体头条。而在8日下午,身兼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率领市长王安顺以党政组合的规格与宋楚瑜会见,宋在会见中以2008年北京奥运为喻,自称甘当两岸和平发展的志愿者。

在两岸交流的大背景下、在台湾政治势力版图的现实面前,有媒体将宋楚瑜此番大陆之行定调为布局:既是宋的布局,也是大陆高层的布局。

沿着上述的"布局",内地省份与台湾之间的交流,在上周的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之后,本周轮到了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张此访台湾主打"皖台一家亲"的亲情牌,既有参访出自安徽的刘铭传之纪念馆这样的活动,更有参加台湾皖籍新娘见面会的安排。与赵克志一周前访台相比,其共同点都是台商大佬郭台铭,在此番张宝顺访台期间继续高调亮相。据报道,张宝顺8日晚参访台北有名的通宵书店--台北诚品书店,郭台铭全程陪同。当看到书架上摆放的《淮南子》,张宝顺当场买下一套送给郭台铭,并向郭介绍此书与安徽的渊源。

实际上,近年来,随着两岸政治关系逐渐解冻,内地赴台参访日趋活跃。而能否从参访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找到该省与台湾的切合点、找到能两岸逢源的台商大佬,成为两个必须的前提条件。

香港方面,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访问团本周来京,得到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的会见,李副主席在会见中提出了"爱国爱港爱乡"的三大期望;而同为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在会见访问团时,则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全市人民"对客人来津表示欢迎,重视程度从官方新闻稿可见一斑。

香港媒体向来是联系内地与香港地区的桥梁和纽带,各类媒体参访团高频度来往于各省份。本周,以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为团长的港澳媒体高层参访团于8日来到重庆,全面参访重庆发展。身兼政治局委员的市委书记孙政才率党政高层集体会见参访团成员。另一路香港媒体参访团,则由香港商报等数家香港主流媒体组成,赴山西进行考察。

香港作为中共外宣工作的桥头堡,由于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媒体发达。因此,对于相互间政绩、曝光度、口碑、媒体形象等各项竞争日益激烈的中共地方大员来讲,如何发挥好香港媒体的重要作用,自是重要的为政之举。而在最低限度的层面,这些港媒高层的到来及其媒体报道,对于促进所访省份的政经外宣工作,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文/陈国栋)

“候补中委+省委副书记”群体再现官员荣升案例

何立峰 资料图

在大多数职务为副部级的171名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团队中,省级党委副书记群体尤为惹人关注。这是因为,十八大后不到两年时间里,已有至少6位身兼候补中委的省级党委副书记陆续擢任正部级要职。本周(6.30-7.6)披露进京履新消息的何立峰、尚勇就是最新案例。

国家发改委官网6月30日前后披露,身兼候补中委的天津市政协主席何立峰已于今年6月调入“小国务院”国家发改委担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排名位于副主任、中财办主任刘鹤之后,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吴新雄之前。刘鹤、吴新雄都是十八届中央委员。

何立峰(1955.2)是广东兴宁人,在福建成长,历任厦门市财政局长,泉州市长、书记,福州书记等职,期间与习近平有过工作交集,2001年升任省委常委后继续主政福州。2005年,何立峰以省委常委身份改兼厦门市委书记,重回其母校厦大所在地工作。

2009年,何立峰北上天津,进入彼时同样毕业于厦大的张高丽任书记的市委常委会,任市委副书记兼滨海新区区委书记。2012年11月,何立峰入选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并在2个月后接替届龄的邢元敏(1949.11)当选为市政协主席。今年6月进京后,何立峰也再次回归至一线梯队岗位任职。

与何立峰类似,2012年11月同由省级党委副书记身份入选十八届候补中委的尚勇近日进京履新级别更高的职务。7月2日,中国科协召开机关、直属单位干部大会,中组部副部长王尔乘受委派宣布中央决定,拥有13年副部级履历的江西省委副书记尚勇任中科协党组书记。

中科协党组书记这一正部级职务这次调整是申维辰“落马”并被免职后的补缺程序。今年4月,时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的申维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宣布受查,申维辰由此也成为十八大后首位“落马”的中纪委委员。中央随后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

尚勇(1957.1)是山东梁山人,20世纪80年代曾先后就读于山东矿业学院和中国矿业大学,并获工学硕士、博士学位,历任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部副主任、国家科委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等职。

2001年,尚勇擢任科技日报社长(副部级)、科技部党组成员,并于2004年改任科技部副部长、党组成员。2008年8月,身为十七届中纪委委员的尚勇由科技部“空降”江西任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2012年升任省委副书记,同年11月入选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事实上,本周(6.30-7.6)进京的何立峰、尚勇仅是“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省级党委副书记”这一群体中最近晋升的两个案例。在他们之前,尤其是2013年3月全国两会后,多位身兼候补中委的省级党委专职副书记晋升至一线正部级职务,譬如现在的青海、湖南、浙江三省省长郝鹏、杜家毫、李强在2012年入选十八届候补中委时的职务分别是: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和浙江省委副书记。

近期另外一个知名案例是李希。2012年11月,李希以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身份入选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并于2013年4月升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从而成为“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省级党委副书记”群体中的一员。今年4月底、5月初,李希北上辽宁接替陈政高代理省长。《解放日报》7月1日宣布,中央日前批准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应勇接任上海市委副书记。

如果循这一群体中的成员郝鹏、杜家毫、李强、李希、何立峰、尚勇等人先例,今年上半年分别兼任西宁市委书记、苏州市委书记的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青海省委副书记王建军、江苏省委副书记石泰峰)等人不久后可能将晋级至更重要的职务。(文/王俊)

破局除障 “超级引擎”郭金龙领跑京津冀协同发展


郭金龙、王安顺在周本顺、张庆伟等陪同下,到首钢京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考察

在省域交流的历史上,这或许是创纪录的一幕。

在六月的最后一个周末,郭金龙率领一组堪称豪华的交流团赴河北学习考察,团员包括市长王安顺在内的7名市领导,16区县的书记或区长,以及全市27家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全团总人数超过80人。与此相对应,河北方面以周本顺为首的要员也悉数组团相迎。

郭金龙此行目的很明确--与河北省领导共商落实中央指示精神,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计。

作为全权掌管京畿要地的“一把手”,头顶“局委”政治光环的郭金龙,在京津冀一体化的政经场域中,有理由在自家地盘等待前来取经的邻友,以主场的身份占尽互通优势。然而,此次他身先士卒,一破传统观念中“自下而上”的交往原则,俯下身子率众与近邻的兄弟一道钻研未来改革发展路上的“破解术”。

不可否认,这种积极有为的行动背后,郭金龙自身也负载着很多发展困境,譬如北京的人口、交通、产业转移等压力,这是此次考察学习的动力其一。但在更宏观和纵深的角度审视,这不失为一种顾全大局的政治智慧,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诸如长江经济带、一路一带、长三角、珠三角等各种区域经济概念如火如荼,然而,京津冀一体化、环渤海经济圈等以北京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因各种现实和历史原因的掣肘而进展略显缓慢。于此,京津冀三方需要一个破解困局实现突破的急先锋,这是大势所需,郭金龙因应这种需要,顺势而为。在此意义上,郭金龙承担了一个“超级引擎”的角色,领跑京津冀协同发展。

在冀交流期间,郭金龙深藏“龙头角色”,责任意识一再凸显,高举习总和中央的大旗,反复阐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性和北京身在其中的担当精神。郭金龙称习总的指示要坚决贯彻落实,破解首都发展面临的难题别无他途,必须从京津冀的战略空间来考量,有利于河北破解难题的事要主动做。

郭金龙这种责任意识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当下中国的最高统领者,习总早在今年2月26日在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是次会议上,习总将京津冀协同发展定调为一个国家重大战略,要求三地坚持优势互补,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也是在当天会议上,习总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七点要求,主旨是加强顶层设计,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力。

在内地的传统政治观念中,作为党的总书记,一般是负责总路线和重大决策的拍板权,在微观的经济领域少有涉猎,但习总颠覆常态,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一提再提,除了上面提到的专项座谈会,在一年时间内,亲赴京津冀三地考察,在每次考察中都会提到三地协同发展的理念,督促地方官员。2013年5月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要谱写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2013年8月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2月考察北京时提出要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

鉴于最高领导人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动决心,郭金龙这个“超级引擎”的角色更富有一种政治正确性,每向前推动一步,便是对中央意旨贯彻的更进一步。这种角色也印证了郭金龙在当选北京市委书记时所立下的誓言,当时,他称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贯彻中央决策,维护中央权威,保证中央政令在首都畅通无阻。

在京津冀的另外两翼中,周本顺的角色略显尴尬,其一是因为河北的地缘劣势,长期以来,河北的角色一直被定义为是首度的“保姆”,即便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北京的利益,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河北的积弱积贫;其二是周本顺的个人角色,相较于孙春兰和郭金龙的政治局委员身份,周本顺少了很多决策机会和资源渠道。因此,可以用一路艰辛来描述周本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之路,在此次与郭金龙的会面中,周本顺坦诚,河北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面临的困难多、压力大。而在更早前给中央汇报相关事宜时更显辛酸,称河北对首都功能疏解不讲价钱,不挑肥拣瘦。

在天津一翼,孙春兰与郭金龙同具个人角色和直辖市的双重利好,再加上天津的区位优势和较早的产业升级,在三地协同发展的格局中处于心态平稳的中间方,缺少郭金龙的“破局”意识,也少有周本顺的辛酸。

7月1日,也就是郭金龙返回北京的第二日,一则对三地协同发展的重大利好消息见诸报端,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试点启动,跨关货物最快不到1分钟完成全部手续,这种政策的改革对外贸业务的增长具有很现实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在2014年5月13日,郭金龙与海关总署署长于广洲就推动京津冀通关一体化改革进行座谈,时隔未及两月,“超级引擎”的后续效应便浮出水面。

“老臣”郭金龙在当下的中国政治生态中属于一个标杆性人物,他是唯一一位出生于四十年代的地方大员,其历经多个省份,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执政经验,尤其是早年的西藏和后来的奥运经验,为其赋予了他者无法比拟的政治资本和执政优势。

遇事冷静、把握大局、决策果断、思想开明、儒将、体育健将……这一系列关键词是媒体赋予他的性格语言,这些词汇或许在一定意义上能解释为什么是他镇守京畿,为什么他能充当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超级引擎”。(文/马俊茂)

    • 主持会议与中央第七巡回督导组沟通

    • 会见国家国防科工局局长许达哲

    • 会见参加"哈洽会"的韩国、芬兰外宾

    • 会见与会的罗马尼亚和蒙古客人


    • 向国务院第六督查组汇报工作

    • 会见马来西亚企业家代表团

    • 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地方合作圆桌会

    • 出席2014中俄大型企业项合对接会

    • 会见海峡两岸纺织业客人

    • 会见向巴平措及全国人大专题调研组

    • 会见西藏日喀则地区党政代表团

    • 到一汽集团公司调研

    • 会见向巴平措及全国人大专题调研组

    • 到汪清县调研 促县域经济转型发展

    • 出席省纪念建党93周年座谈会

    • 出席省企业家大会并讲话

    • 会见中国工程院专家调研团一行

    • 会见国家信访局局长舒晓琴

    • 到丹东就防汛工作进行专题调研

    • 出席省纪念建党93周年座谈会

    • 出席省企业家大会并讲话

    • 会见中国工程院专家调研团一行

    • 主持常务会研制稳增长若干政策措施

    • 会见新加坡人力部部长陈川仁

    • 调研葫芦岛 加快建设生态宜居城市

    • 在市第一次网信小组会议上讲话

    • 与国务院第六督查组一行座谈

    • 主持常委会 研究投资促进等工作

    • 向基层党组织和老党员送去节日问候

    • 与国务院第六督查组一行座谈

    • 会见瑞士联邦议会联邦院议长一行

    • 出席第七届津台投合洽谈会开幕式

    • 深入渤海钢铁集团天钢公司调研

    • 率代表团访问希腊

    • 率代表团访问以色列

    • 到清华大学考察

    • 出席省纪念建党93周年座谈会

    • 出席省县城建设工作调度座谈会

    • 指导阜平县委常委专题民主生活会

    • 到清华大学考察

    • 就稳增长到邢台进行调研

    • 会见中国工经联调研组一行

    • 出席省县城建设工作调度座谈会

    • 主持常委会暨教育实践活动小组会议

    • 在大检察官研讨班青岛开班式致辞

    • 会见中国残联理事长鲁勇

    • 出席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并讲话

    • 出席李克强主持的部分省企座谈会

    • 出席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并讲话

    • 出席省纪念建党93周年座谈会

    • 到洛阳调研 开创发展新局面

    • 陪同缅甸总统登盛造访白马寺

    • 出席李克强主持的部分省企座谈会

    • 出席省纪念建党93周年座谈会

    • 主持省委中心组集体学习会

    • 率省党政代表团赴沪学习考察

    • 指导宿豫区委常委专题民主生活会

    • 考察南京禄口机场二期工程

    • 主持苏南片经济形势和深改座谈会

    • 率省党政代表团赴沪学习考察

    • 会见中国华电集团公司董事长

    • 会见台湾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孙洪祥

    • 会见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一行

    • 到灵璧县调研

    • 指导泗县县委常委专题民主生活会

    • 赴淮北、亳州调研经济运行情况

    • 看望"2014天下浙商家乡行"浙商代表

    • 指导嘉善县委常委专题民主生活会

    • 与国务院督查组一行进行座谈

    • 出席浙苏两省经济社会发展交流会

    • 出席省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经济工作

    • 现场观摩2014浙江科技成果竞价会

    • 在杭州调研新生代企业

    • 出席浙苏两省经济社会发展交流会

    • 出席互联网走势与信息发展学习会

    • 出席省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经济工作

    • 出席省纪念建党93周年座谈会

    • 会见罗志军李学勇江苏代表团一行

    • 向国务院第五督查组汇报情况

    • 赴杨浦黄浦徐汇调研 创新社会治理

    • 主持常务会研究支持"四新"企业发展

    • 会见罗志军李学勇江苏代表团一行

    • 与市政府9位参事进行座谈交流

    • 与上海七区区长座谈

    • 会见了德国蒂森克虏伯董事会主席

    • 会见斯里兰卡经济发展部部长一行

    • 在桃浦镇召开教育实践活动座谈会

    • 要求省干部向"龚全珍式好干部"看齐

    • 参观大型图文展 重温江西红色历史

    • 在教育实践活动小组十次会议上讲话

    • 到省网信办信息研究中心调研

    • 出席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工作座谈会

    • 出席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工作座谈会

    • 与省部分“一先两优”代表座谈

    • 会见“蛟龙”号科考人员一行

    • 会见华电集团公司董事长李庆奎

    • 出席李克强主持的部分省企座谈会

    • 主持省深改小组第二次会议

    • 会见徐克成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

    • 在京会见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

    • 观看话剧《焦裕禄》

    • 会见爱尔兰前总理埃亨

    • 主持常委会研究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等

    • 要求查明海口慧谷药业车间爆炸原因

    • 指导文昌市委常委专题民主生活会

    • 专题听取巡视工作情况汇报

    • 在全区机关党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

    • 会见华润集团董事长总经理一行

    • 到贺州钟山、昭平两县调研

    • 专题听取巡视工作情况汇报

    • 与国开行签署备忘录 陈武见证签署

    • 会见华润集团董事长总经理一行

    • 出席西江经济带基础设施建设大会

    • 在贵港主持大藤峡水利工程推进会

    • 主持省深改小组第三次会议

    • 在昆明与部分重化企业负责人座谈

    • 会见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调研组

    • 主持常务会加快滇中城市经济圈建设

    • 蒙砚高速路开建 李纪恒宣布开工

    • 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调研




    • 拜会全国政协副主席马飚

    • 会见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一行

    • 会见上海市代表团殷一璀一行

    • 到黔西南州兴义、安龙、册亨等调研

    • 主持召开省政府第33次常务会议

    • 会见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一行

    • 拜会全国政协副主席马飚

    • 出席省属国企改革发展督导推进会议

    • 拜会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黄孟复

    • 会见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一行

    • 会见上海市代表团殷一璀一行

    • 会见成都军区空军司令员战厚顺少将

    • 开常委会通过"贯彻好干部标准"文件

    • 出席李克强主持的部分省企座谈会

    • 会见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哲洙

    • 主持常务会 部署铁路建设等

    • 出席李克强主持的部分省企座谈会

    • 会见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哲洙

    • 张家界调研 着力打造精品旅游城市

    • 在武汉走访慰问基层党员

    • 开常委会传达中央教育实践活动精神

    • 在武汉走访慰问基层党员

    • 率团出访哈萨克斯坦土耳其伊朗

    • 在伊斯坦布尔出席经贸活动

    • 在江汉区调研服务业和经济运行

    • 开省直部门部分企业经济形势座谈会

    • 召开“稳促调惠”专项督查工作会议

    • 主持专题会 部署湖泊保护工作

    • 出席璧山铜梁撤县设区干部大会

    • 向国务院第八督查组汇报情况

    • 出席省纪念建党93周年座谈会

    • 会见香港文汇报董事长王树成一行

    • 出席与神龙汽车公司签约仪式

    • 赴成都部分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调研

    • 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

    • 出席中(四川)德新型城镇化合作论坛

    • 主持常务会研究稳定和扩大投资工作

    • 出席与神龙汽车公司签约仪式

    • 出席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会议

    • 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

    • 出席中(四川)德新型城镇化合作论坛

    • 到陕汽集团调研 看望慰问一线职工

    • 到省政协党组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 会见国务院第七督查组一行

    • 深入中石油和中科院在陕研究所调研

    • 会见国电集团董事长乔保平

    • 会见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

    • 向国务院第七督查组汇报情况

    • 会见国电集团董事长乔保平

    • 会见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

    • 在省中小企业局调研

    • 应县调研:依托资源发展县域经济

    • 会见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钦敏

    • 在民政系统窗口服务单位调研

    • 在晋中市调研县乡人大工作

    • 会见法国驻华大使白林

    • 会见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钦敏

    • 在大同市调研经济运行情况

    • 出席与中海油工作会商并讲话

    • 陪同王岐山在内蒙古调研

    • 开专题会贯彻王岐山巡视会讲话精神

    • 对"大排量越野车草原拍马"作出安排

    • 陪同杜青林在内蒙古调研

    • 率自治区代表团出访蒙古国

    • 陪同王岐山在内蒙古调研

    • 对"大排量越野车草原拍马"作出安排

    • 看《璀璨星空》新创草原歌曲演唱会

    • 到区档案馆参观党的群众路线档案展

    • 参加纪念建党93周年报告会

    • 会见西部机场集团董事长何喜奎一行

    • 会见邢元敏、尚福林

    • 会见经济日报社总编辑张小影一行

    • 到区档案馆参观党的群众路线档案展

    • 参加纪念建党93周年报告会

    • 会见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

    • 会见工信部副部长刘利华一行

    • 会见邢元敏、尚福林

    • 作出批示要求加强雷电避灾防范

    • 视察兰洽会展馆

    • 出席兰洽会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签约式

    • 视察兰洽会展馆

    • 出席兰洽会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签约式

    • 与伊朗库姆省省长举行会谈

    • 主持省深改小组第三次会议

    • 主持会议听取省落实"稳增长促改革"

    • 会见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

    • 会见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裔炯

    • 会见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裔炯

    • 出席弘扬焦裕禄精神专题报告会

    • 会见武警部队司令员王建平一行

    • 会见中纪委副书记陈文清一行

    • 会见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姜建清

    • 会见了神华集团董事长张玉卓一行

    • 出席区各地州市视频会议并讲话

    • 参加张高丽在陕主持西北五省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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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6.30-7.6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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