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海外版截图

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由此，相关的顶层设计已经基本搭建完成。而在这一改革中，与人事制度有关的改革最为引人关注。随着顶层设计的搭建完成，未来党内如何选人与用人都将逐渐明晰。

改革的关键在于人

这次有关党的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方面，关于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出了13项重点改革的举措。众所周知，干部群众最为关心的也是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所以《实施方案》突出了这部分内容，提出改革举措的数量占据了一半，涵盖了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管理监督、教育培训、激励保障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

事实上，有关人事方面的改革，已经作出了不少相关的动作。比如，以修订和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为抓手，构建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落实“拓宽来源、优化结构、改进方式、提高质量”的重要方针，加强和改进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和后备干部工作等等。

此外，对于聚拢天下英才方面，人事改革也作出了很多创新的举动。比如，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以更大力度推动“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统筹推进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队伍建设等。

人事改革中也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着墨颇多：如整顿涣散基层党组织，强化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治理“裸官”和领导干部违规兼职等；解决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完善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和责任追究制度，坚决整治跑官要官、说情打招呼、超规格超职数配备干部等问题。

选贤任能与构筑梯队，构成了整个政治体系中十分重要的部分。邓小平曾表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这其中，既包括现有政治局的班子，也包括未来的政治局班子--接班人问题。这也是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侧重点。

具体到措施方面，我们看到本届领导集体对于过往干部选拔路线做出了一个系统性的调整。最为明显的就是对于青年干部的选拔。

四“唯”不彰斧正路线

在选拔干部层面，本届领导还斧正一些过往的人事选拔标准。其中最重要一个方面就是四“唯”不彰。中组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要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评价制度改革，解决“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取人用人问题。

在这其中，破除GDP迷信已经在地方政府层面进行较好的落实。尤其是河北省，已经选择了为了生态而让自己省份GDP增长面临腰斩的危险。而据统计，全国已经有70多个县市明确取消了GDP考核，开始实施以环境和民生为主的差异化考核。

无论是量化考核还是得票选人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这种因素可以作为一种丰富的组成或者有益的补充，而不应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人事上人的作用还是具有决定性的。而且，目前无论是票也好，分也好都没有起到对于人事非正常干涉的抑制。

在考察人的方面，人的因素也更为重要。在最近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中组部如何选官》中透露，为了考察一名正部级干部人选，被中组部约谈的对象有时可以达到上百人。“只要是被考察对象工作过的单位都要去，有工作关系的人都要找，一些有疑点的问题都要想办法解开。”报道援引一名组工干部的话称，熟悉干部是组织部的职业要求，必须亲自接触、亲自谈话。别的方法都可以研究，但都代替不了亲自接触、亲自谈话这个方法。

涵养年轻干部为后备干部蓄势

在2002年版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对于有关人事选拔的规则做了这样的描述：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一般应当从后备干部中选拔。……应当注重选拔任用优秀年轻干部。……特别优秀的年轻干部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以破格提拔。破格提拔程序另行规定。

不过，上述措词在2014年版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则变为，应当注重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注重使用后备干部，用好各年龄段干部……经历单一或者缺少基层工作经历的年轻干部，应当有计划地到基层、艰苦边远地区和复杂环境工作。

通过对比看，中央对于年轻干部与后备干部做了软化性处理，不再强调与干部选拔的直接联系。由“注重选拔任用年轻干部”到“注重培养选拔年轻干部”，而破格提拔年轻干部的内容也消失了，这意味着高层更注意涵养青年干部，而不是揠苗助长。此外，对于后备干部的任用也更为审慎。这也符合此前中央层面“墩墩苗”的过程。（文/方乐迪）

为了更好地宣传本省政策，省委高官们与媒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来来往往，已经成为中国官场上的惯例性动作。而本周，高官“触媒”更是达到了一个峰值，是近几个月以来，与媒体接触最频繁的一周。

一般而言，省委高层与媒体互动依据对象不同大抵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中央主要媒体为代表的官媒层面；其次是与北京关系密切的港台媒体，主要是以参访团等形式互动；第三个层次是外媒，省委高层也会与部分外媒进行互动，不过这一类较少。

8月18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在呼和浩特会见全国省级党报总编辑采访团一行。

省委高层青睐官媒是有原因的。官媒在塑造舆论影响力上具有其他媒体不可比拟的优势，能够将舆情转化为政情，为省域谋得一定的政策优势和发展身位。只有官媒才具有将舆论转化为政策的优势，这也使得官媒成为本省造势的最佳伙伴。

在杨振武履新人民日报社社长后，其选择的地方第一站即是天津市。彼时，孙春兰在会面时就提出《人民日报》要为天津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希望《人民日报》一如既往地关心天津、宣传天津、推介天津，帮助我们总结好的经验做法，为实现更高水平发展积聚更多正能量。此次会晤之后，天津市在《人民日报》上的曝光度就得到了提高，还曾几次出现在最重要的位置——头版上。

经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统计发现，本周共有5次省委高层与媒体互动，涉及四个省份（内蒙古、西藏、宁夏、陕西）。在这4个省份中，有3个是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宁夏与西藏。此外，西部省份也在“触媒”中占据绝对多数。而在这其中，西藏高层更是在一周之内两度“触媒”。

如此密度的官员“触媒”，也到了自《政经周报》创立以来的峰值。这一轮“触媒”的主要对象是以中央主要媒体为代表的官媒。

西藏备受媒体垂青亦是可以理解的。今年是全国对口支援西藏20年。自今年年初开始，就有十多个内地省份的书记、省长带团赴西藏考察相关工作，召开座谈会，以便进一步拓展工作。西藏与新疆一道成为内地省域互动最活跃的省份。

16日，西藏书记陈全国先是与中央党校课题调研组和中央主要媒体座谈，全面介绍了西藏改革发展稳定的情况。中央电视台赴藏采访组负责人杨松涛作为代表发言时表示，（要）全面生动地报道好西藏，把一个和谐稳定、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展现在世人面前。是次“触媒”，在大气候上是为援藏工作20年周年进一步造势。此外，省委高层也借此凝聚媒体力量，宣传西藏新气象。

18日，陈全国与洛桑江村也会见了另一路媒体参访团——“北京网络媒体红色故土·西藏行”媒体团。

据北京市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北京网络媒体红色故土行”活动在中央网信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领导下，由北京市网信办、北京网络媒体协会与各地网信部门联合主办，组织百度、新浪、搜狐、网易、凤凰网等网络媒体负责人赴革命圣地走访。

该活动自2003年开始，每年一届，至今已连续举办11届，先后走过了河北西柏坡、江西井冈山、陕西延安、贵州遵义、广西百色、安徽皖南、湖南韶山、重庆、上海、浙江嘉兴等地，先后有600多位知名网站CEO和高层管理人员参加活动。根据媒体报道，此次将地点选择在西藏，亦是看重了援藏工作20周年这个时间节点，借此进一步宣传西藏工作。

另一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的书记王君也在18日会见了全国省级党报总编辑采访团一行。

不过，相比西藏的到访，这一次活动则属于“请进来”的主动而为。据相关媒体报道，这一活动是由内蒙古日报社主办，呼和浩特市、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协办。据《内蒙古日报》称，这次活动是“为在更大范围内宣传我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我区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打造经济发展风景线、文化繁荣风景线、民族团结风景线、边疆安宁风景线、生态文明风景线、各族人民幸福生活风景线所取得的成效，宣传全区各地贯彻落实‘8337’发展思路的经验和举措”。

宁夏书记的“触媒”不是群面，而是只针对一家媒体。18日，宁夏书记李建华在银川会见了中国日报社社长朱灵等人。与这份涉外报纸的主要负责人会面，其目的则是聚焦于宁夏对外形象的塑造。李建华在会见时表示，中国日报社在宁夏设立记者站，标志着宁夏对外开放又增添了一个新窗口、新视角。希望中国日报社向海内外受众全面展示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历史风土人文等情况，提升各国和社会各界对宁夏的认知感、认可感和亲密感，助推宁夏走向世界。

显然，在西部各省聚焦“一带一路”展开省域博弈时，谋求对外形象塑造亦属于关键的一步。(文/方乐迪)

时间进入9月，天气渐凉，这当然是气象意义上。但地缘政经的大气候，伴随习近平9月中旬的外访，显得热闹非凡。

一个细节因为媒体的传播大家都知道了。习近平几天前在塔吉克斯坦访问时，塔国总统在各种场合总是与习近平手牵手。这在外交场合实属罕见，不过也颇为直观地看出，中国与中亚诸国的关系，实在不一般。

也正是在中亚，在去年几乎同样的时间，习近平在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一晃整整一年过去。相比概念提出之时，短短一年时间里，“丝路经济带”经历了从概念到具体实践再上升为区域战略的演变，一套内政外交话语也正被完整地构建出来。

习近平在是次演讲中，就共建“丝路经济带”概括了五个方面的“加强”：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覆盖全面，层次递进。而一年后的今天，从高层外访、国家项目到地方操作，这五方面正齐头并进地推动这一构想的日臻成型。

新起点

仍是在这次研究中，习近平不忘自己身份，称家乡陕西，就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如今，陕西作为新起点，有着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涵。

适逢习近平新丝路经济带战略构想一周年，陕西社科院特意编写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报告（2014）》。蓝皮书中称，随着丝路经济带建设不断深化，未来将展现六大趋势：区域合作协商机制将更为深入；多路径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速；能源合作更为紧密；贸易与投资发展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金融服务的改善助推货币流通；科教文卫交流大大促进民心相通。这与习近平演讲中“五个加强”不谋而合。

作为首部专述丝路经济带的蓝皮书，因为是省级发布，所以陕西在报告中作为主线被梳理，但整体而言，该报告是为打造区域发展战略“升级版”提供相对完整的参考。陕西作为中国曾经的政治中心，靠近地理中心，又同时连接华北、华中、西南、西北四大板块。在内地区域合纵连横的交往中，其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陕西能在今天作为丝路经济带新起点，除了其区位优势外，深厚的历史背景不能忽视。这其中，既有长时间作为古代中国政治中心和古丝路起点的传统背景，也有四五十年前“三线建设”时期积累的现当代背景。传承至今，新丝路经济带战略在时间向未来推进过程中，无疑又将形成一个进行中的新背景。这样，古代、现代和对未来的展望，共同构成了陕西作为丝路新起点的大背景。

学者甘阳在论说中国思想史与重构中国文化时曾提出一个“通三统”的概念，简言之即打通融合中国的古代传统、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传统、和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传统。笔者认为，陕西当今丝路新起点的形象描绘，同样需要一个“通三统”的思路，以应对更加复杂与多元的新时期。

核心区

与陕西侧重在中国境内做文章相对，新疆则扮演着丝路经济带“核心区”的角色。作为国土六分之一的大省与向西开放的大门，新疆面临的挑战巨大，机遇也是空前。

上海合作组织因反恐而生，而新疆去年到今年上半年频繁的暴恐事件使得跨境反恐的压力前所未有。习近平在这次上合组织峰会演讲时提出，当前应以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和网络恐怖主义为重点。这从源头和新特点两方面抓住了反恐重点。这也在未来考验着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沟通、协调与执行力。

经过高层、地方与民间联手的反恐“人民战争”，新疆目前的暴恐气氛有所缓和。而上合组织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其意义也早已突破打击“三股势力”，成为经贸往来、人文交流，以及探索新型区域合作形态的平台。新疆作为新丝路经济带的“核心区”，被推向了内地与域外交往的最前沿。

大公网省级政经周报第20期曾关注内地中欧班列带来的区域竞合格局。其中的重庆～杜伊斯堡、成都～罗兹、郑州～汉堡、武汉～捷克、波兰四个班列，均由新疆阿拉山口而出，经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俄罗斯进去中西欧地区。阿拉山口已在2012年12月升格为县级市。而西南200公里的312国道终点霍尔果斯，也在今年7月成为县级市。作为新疆最重要的公路口岸，霍尔果斯是内地前往中亚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必经之地，继续延伸则串联起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和塔吉克三国首都。“交通走廊”的地位，随其行政级别抬升也水涨船高。

北疆双口岸组成向西亚的交通要道外，南疆则以喀什地区为中心向外展开，来建构与西亚和南亚双方面的互联设施。比如这次开工的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途径中亚诸国后进入中国最西端的县城乌恰。喀什到乌恰伊尔克什坦口岸的高速公路也在去年底通车，并继续西延至吉尔吉斯国。而中巴边境的红其拉甫口岸则是新疆通往南亚地区的陆上唯一要道。喀什到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铁路公路，也随着李克强去年5月访巴重新提上日程。习近平这次因巴内部局势问题未前去访问，相信未来习访巴国，这一通向印度洋实现海陆联运的的交通大动脉也势必成为对话的主题之一。

除交通与油气管道外，新疆还就近对中亚诸国开展特高压电网建设、网络通信、矿业投资等经济活动，与中亚联手举办“中国-亚欧博览会”构建经贸交流平台，并凭借自身文化多元性和现代化发展程度对中亚诸国产生着重要的示范作用。这对于提升中国在中亚地区的软实力也是重要的推动力。

世界岛

英国的地缘政治学家H.J.麦金德在上世纪初曾提出过“大陆腹地说”和“世界岛”的地缘概念，认为谁控制亚欧大陆心脏地区就控制了亚欧大陆这一世界岛，进而主宰世界。这在当时是为帝国主义国家扩张而服务。二战后苏联曾长期控制这一心脏地带。

不过，在后冷战的今天，中国的西进战略在平衡海洋战略的同时，也正在与周边中亚、俄罗斯、南亚，以致外围的阿拉伯国家和东欧地区，在“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下，构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些区域板块大致与世界岛的范围重合。中国与周边和周边外围的交往关系早非冷战期间的意识形态同盟关系，也非苏联由一国主宰，而是正在开创一种新型的区域合作形态。在内部，包括上文所述陕西、新疆和所涉各省，也在为同一大目标各尽其能。

未来，中国将是一个海陆并重、东西互济的大国，而“泛一带一路”地区涵盖的超六成的世界人口，也因中国主导这一战略而普遍受惠，并促进中国重新崛起为世界的新型超级大国，改变世界的政经格局。（文/宋代伦）

在中国经济摸着石头过河的岁月里，政治领域是一片静寂吗？如果将注意力放在基层，其实各种各样的试点并不罕见。近期，广东和四川等地的改革便引起了学界的兴趣。

台湾学者蔡文轩等将川粤两省相对顺利的改革体验与滇浙两省相对受限的改革经历做了对比。结果表明，某项改革之所以能在特定的省份而非其它地方试点并铺开，其背后存在省委书记对“改革风险”的审慎管控。如果基层的试验没有被中央叫停，那么该试验至少是在红线范围内的。在基层试验得到高层默许的基础上，如果省委书记确信自己的举动能在中央获得足够的支持，那么高调认可基层试验并将其推而广之的概率就大幅增加。概言之，中央对试验本身的认可以及对省委书记本人的支持是推动改革的必要条件。

不过，政治风险的排除仅仅给了省委书记信心。改革的具体内容还取决于省委书记对所在地经济条件的判断。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的任务呈现出两条主轴：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富裕省份的领导人倾向于提升行政效率以确保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反观相对落后的省份，领导人无法奢望经济在一夜之间腾飞，反而会在社会稳定上下注。四川和广东都凭借高层的政治支持将基层的改革推广，但因为社会经济的需求不同，二者改革的侧重点也大相径庭。

在四川，基层领导的任命机制曾被认为是社会冲突的潜在源头，因为由上级任命的基层干部往往只注重个人言行的政治正确性而缺乏对群众需求的尊重。90年代末，遂宁市曾经在其下属的步云镇开展镇长直选工作，但因为竞争者中存在非共产党员而触碰了政治红线。

吸取了教训的成都市新都区开展了镇党委班子“公推直选”的改革。所谓“公推”，就是由党员推举和筛选出他们认为合格的党委领导人选，而“直选”则指在“公推”完毕后由党员投票决定最终的领导班子。相比于步云的试验，新都区既扩大了党员群众的政治参与，又将基层选举严格控制在党内，所以得到了高层的认可。迄今，“公推直选”作为一种突破性尝试依然为人称道。不过，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张学忠与高层的互信关系，也被认为是新都区试验得以推广的必要条件。

在较四川更为富裕的广东，改革的重点不是通过扩大群众政治参与来保证稳定，而是通过优化行政程序来提升办事效率，进而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鉴于党政部门的职能过分重叠的状况，广东佛山下属的顺德区将纪委、审计、信访和监察等部门整合为崭新的“区纪委机关”。从此，佛山市与顺德区之间不再有纪委、审计、信访和监察等四套系统各自垂直联系的纷乱局面，而是由市级机关直接与单一的“区纪委机关”合作。

相对于川粤两省，浙江和云南的改革就显得磕磕绊绊。2007年,浙江省杭州市下辖的富阳也曾尝试党政部门的整合，将职能类似或者相关的党政部门合并到数个委员会下。数年之后，国内媒体以“老问题依旧未获上级认可”的标题间接否定了富阳的大部制改革，指出固有的部门依旧各自为战、委员会形同虚设的现实。2004年，云南省红河州的泸西县也进行过与“公推直选”异曲同工的尝试。当时，该县在下辖的十个镇党委尝试“公推直选”。与浙江的情况类似，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白恩培也因缺乏来自高层的信任而没有高调推广泸西的试验。按照部分体制内学者的说法，富阳和泸西的试验都因为“朝中无人”而埋没于江湖。

在全国各级政府的诸多创新中，四川、广东、浙江和云南的努力仅是沧海一粟。不过，影响改革的因素却很可能大同小异：高层的认可程度与当地的实际状况。如果能排除政治风险，那么省级领导“因地制宜”地采取改革也会为所在地的发展提供良性的政策环境，从而成为自己执政的亮点。（文/政见研究员刘岩川）

本周（9.8~9.14），“顶层设计师”习近平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满一年，下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也将满周岁。一年来，由“一带一路”战略带动的省际资源博弈，成为区域经济竞合中覆盖范围最广、战略视野最开阔、竞争也最激烈的省级政经大戏。

周四（11日），号称“全球最大规模投资盛会”的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投洽会，在福建厦门落幕。如同今年各地举办经洽会、博览会一样，“一带一路”毫无悬念地成为最核心主题。作为东道主的福建省，有意在这一主场活动中彰显自身优势，与多地竞争中先打赢一场舆论战。

此前，第20期《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曾刊文，论述丝路经济带战略下的省域竞争困局，特别是各省在功能定位尚不明确时，对丝路经济带的“过度消费”和盲目攀附。相较于陆上丝路战略，各省对海上丝路战略的争夺虽然也事实性存在，但尚未如前者般疯狂。

在目前有意借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谋划大局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东南沿海，即历史上就与古海上丝绸之路渊源颇深的城市，比如青岛、宁波、福州、泉州、厦门、漳州，以及粤、琼、桂三省区的部分港口城市。其中，福建省因其独特的历史和地理因素，尤其是处于中国与东南亚交流合作的哨岗，扼“一点一线一面”的核心位置，有望成为“海丝之路”上的重要枢纽，发挥独特的作用。

“一点”，即福建作为两岸发展的排头兵，在政治、经贸、文化等方面，均承担着“桥头堡”作用。加强两岸交流合作，对福建来说不仅是一个经济任务，更是一项政治任务。“一线”即习近平倡导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福建在这条“路线”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中国大陆出海的重要港口集聚省份，是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北非等地经贸、外交联络，并将其“连点成线”的地理起点之一。“一面”则是指福建背靠中国内陆面向海洋，内地省份尤其是中部省份，可作为支撑福建发展海上运输业的经济腹地。

福建“一点一线一面”的战略角色，并非官方定位，而是笔者根据福建在参与“一带一路”战略中，所处位置及所承担的功能提炼得来。这一战略定位，虽不是官方口径，但在中央高层对福建发展指示中有所体现。今年7月中旬，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福建考察时就专门提出，“要建好港口、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构筑沿海地区连接中西部地区的快速运输大通道（一面）。福建要进一步发挥优势，为深化两岸合作作出新贡献（一点）。要用好多边双边等多种合作机制，促进各领域务实合作（一线）。”同时，张高丽要求“福建要合理确定功能定位，既符合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又体现自身特色和比较优势”。

如何落实中央指示精神，走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福建道路”，是一道重大的课题。

在加强与关键“点”联系上，福建无疑优势明显而且责任重大。继2008年底两岸实现“三通”以来，闽台经贸、文化、旅游往来大大增加，海西经济区、厦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成为两岸经济进一步对接合作的平台。由福建与10多个部委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已成功举行了六届，两岸官方层面的互动也日渐频繁，今年7月，省委书记尤权带团进行了5天4夜的“破冰之旅”。 在习总表态“台湾问题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后，福建扮演两岸“桥头堡”的地位日益吃重。但也要看到，由“反服贸”运动造成的民意反弹，已经成为深化两岸经贸合作的障碍，大陆方面有必要将两岸经贸合作放到更大的框架下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便是一个契机。福建省在这一新框架下居于“桥头堡”位置，通过加强与台交通、文化、产业等对接与合作，有助于把台湾囊括进“海丝之路”战略。这一战略及对亚太地区国际环境的改变，对未来两岸关系的前景也将产生一定影响。

就“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来说，它本身即融合了经贸与外交两层属性，中央冀望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为工具，加深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政治互信与相互依存度，实现互利共赢。因此，“海丝之路”战略构想的实现，必须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等国之间基础设施、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的推进为基础。作为东部沿海港口聚集地，福建拥有福州、泉州、厦门、莆田港等多个港口，在近期海运业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福建区位优势明显的港口城市迎来了新的机遇。但同时，如何应对邻省竞争，以及统筹协调省内竞争，在现有资源基础上打造一两个定位明确、功能完备、运输便捷的超级大港，是福建在这条“线”上发挥串联作用大小的关键。

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以点连线、以线带面是交通枢纽城市的最优选择，这个“面”当然越广越好。福建“靠陆临海”的区位省情，使其在这方面潜力很大，但要想在与其他省份抢夺腹地的锦标赛中获胜，首要工作还是营造良好的经商环境。近年来，福建做了不少工作，但也面临着动力不足的困境。近期，厦门海关表示将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14项监管创新制度，打造贸易合作基地，探索设立中国（福建）自由贸易园区；福州、厦门两地的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决定，自2014年9月8日起全面实施通关单无纸化。据报道，由两家企业出资，福建正在筹建海上丝绸之路银行，将来业务范围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于扶持中非合作项目。

另一方面，福建与江西、湖南等内地省份的互动并不热络，既是福建受“一南一北”广东浙江虹吸效应拖累，也因福建省经济结构与内地省份多有雷同，外向型经济体量小，对接合作的市场空间不大，并未把内地省份出海口的特点发挥出来。对于福建来说，最近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则是，国家交通部并未将福建港口列入“一带一路”战略，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铁水联运”的海运通道中，而是选择了大连港、连云港和青岛港、天津港；在计划建设的五大国际航运中心名单上，也没有福建各市的影子。因此，福建要继续在加快“铁水联运”等基础设施建设上下功夫。（文/辛忠）

受驻港部队司令员7月调整牵动，同时涉及“戎装常委”的琼、鄂省军区换帅无疑是本周（9.8-9.14）地方人事的亮点之一。广州军区司令员徐粉林、政委魏亮本周先后赴军区下辖的湖北、海南省军区，宣布中央军委关于调整这两个省军区军事主官的命令。

据《海南日报》消息，9月10日下午，海南省军区召开宣布中央军委关于海南省军区司令员调整命令大会，广州军区司令员徐粉林上将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任命张践为海南省军区司令员。海南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罗保铭等出席大会。

张践是湖南益阳人，长期在广州军区服役，曾任第42集团军参谋长、副军长等职，2010年7月晋升为少将，2013年5月升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步入正军级将官序列。今次同岗“转战”海南之后，张践也开始在其军旅生涯第二个省军区司令员岗位历练。

与张践南下同步，中央军委同时敲定了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继任人选。据《湖北日报》消息，9月12日，湖北省军区召开宣布中央军委命令大会，广州军区政委魏亮上将出席大会并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张践任海南省军区司令员，陈守民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

陈守民是湖北汉川人，1978年2月入伍，曾在北京卫戍区、总参作战部等单位服役。2011年11月总参谋部战略规划部成立后，当年晋升为少将的陈守民调任该部副部长。至少在今年5月之前，陈守民由总参“空降”广州军区任副参谋长，从而步入正军级序列。

事实上，中央军委9月同步调整海南、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系2014年夏季解放军高级将领职务大调整的后续。今年“八一”前夕，魏亮曾到驻港部队宣布中央军委命令：海南省军区司令员谭本宏升任驻港部队司令员，接替改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王晓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因谭本宏少将之前在海南任职时，除担任省军区司令员（由张践接任）外，还同时担任海南省委常委，因此谭本宏的海南“戎装常委”职务的继任人选将在新任海南司令员张践和海南省军区政委刘新二人当中产生。

类似的，湖北的“戎装常委”也将在新任司令员陈守民和2个月前调任湖北省军区政委的冯晓林二人中选任。湖北省军区今年7月11日召开大会宣布中央军委命令：驻港部队副政委冯晓林接替调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陈大民任湖北省军区政委。湖北省委常委会中的军方席位代表至今仍未确定。（文/王俊）

9月9日，吉林代省长蒋超良（前排左三）到长春市养正高级中学和宽城区实验小学走访慰问。

在山西官场“强震”的“蝴蝶效应”下，被称为“转型设计师”的蒋超良完成了自身的一次转型。

8月31日，吉林省长巴音朝鲁原地任省委书记，王儒林去职，农行董事长蒋超良“临危受命”任吉林省委副书记。9月1日，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在四位现任省委常委会同事落马的大背景下黯然离晋，王儒林接棒“乱局”。9月5日，57岁的金融全能蒋超良任吉林副省长、代理省长。

这是特殊时期中央顶层人事设计下的一次“非常规”人事布局，“空降”蒋超良是大棋局上的一个“正着”，由次而主，让其再一次走入了“政商旋转门”。

吉林初体验

截至大公网发稿时，蒋超良赴任吉林恰满月半，这十五日可称为蒋超良在吉初体验，工作主轴围绕着“人定局稳”来渐次展开。

两次被任命，三次被评价，两次表态拉开了蒋超良为官吉林的帷幕。

8月31日下午，中组部副部长王秦丰出席吉林省领导干部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蒋超良任吉林省委副书记。在是次“交接会议”上，王儒林与巴音朝鲁先后评价了蒋超良，王儒林重点褒奖了蒋超良政治上的定力与经济上的全能，巴音朝鲁则突出了蒋超良在国家机关和地方任职的双重履历。作为回应，蒋超良做了首次自我表态，分别从政治、经济、作风、为民和廉洁五个维度竖起了在吉执政的原则性旗帜，承诺跑好“接力赛”。

9月5日，吉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任命蒋超良为吉林副省长、代省长。蒋超良在会议上又饱含深情地完成了最后一次表态，在赞扬了吉林瑰丽的自然风景和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后，蒋超良将话锋转到习总身上，称要在学习好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的基础上少说多干。随后，吉林省人大副主任荀凤栖对蒋超良做了总结性的评价：政治坚定、思想解放、熟悉经济、经验丰富、决策果断。

穿插在前后两次的任命之间，蒋超良逐渐进入了作为代省长的“新角色”。9月1日蒋超良以上下午两场活动开启在吉履新首日，上午与新科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共同出席吉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式，下午两人又共同走访看望省人大、政协机关干部职工，但两次活动均未见蒋超良公开讲话。

中秋小长假后，蒋超良密集出席各种会议和公开活动，9月9日首次在没有巴音朝鲁的情况下代表省委、省政府到长春中小学走访慰问，这也是省领导在教师节前的例行活动。当日，蒋超良又主持召开了“主场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这才是他作为一省之长的最本质工作，会议主要研究国务院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落实意见等事项。次日教师节，蒋超良又与巴音朝鲁一道参加长春市庆祝教师节大会。

9月11日上下午共参加三场会议，分别是省委常委会、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以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三会议议题主要围绕着学习习总讲话、群众路线、改善民生和振兴吉林经济状况为旨。

透过上述活动，可以清晰地观察出蒋超良作为吉林省长的角色转换，没有预演、没有过多事前准备，由农行董事长任上进入一个新的工作场域，由“转型设计师”完成初步的自我转型，参与一方全面的经济及社会治理。

吉林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在当下的经济发展大潮中处于明显劣势，重化工业和能源产业处于下行的调整期，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增长也难以为继，2014年上半年，吉林GDP增速6.8%位居全国倒数第四。恰在此当口，有“救火队长”“金融能手”“转型设计师”之称的蒋超良赴吉治经，这对吉林经济发展和产业调整无疑是一剂超强强心针，不管是在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新兴产业还是资源引入上，“超良功效”令人期待良多。

政商史再回首

回首蒋超良前三十年的政商史，其中与几个人的结缘尤为值得关注，两位现任政治局常委俞正声与王岐山，现任证监会主席肖钢，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天津市市长、十五、十六、十七届中央委员戴相龙。

1957年出生于湖南汨罗的蒋超良是机遇的垂青者，文革后高考恢复第二年就考入湖南财经学院（湖南大学前身），自此前半生与金融结缘。与其同校同年毕业的另外一位湖南人肖钢，未来也成为叱咤中国金融圈的大佬之一，且二者在央行有六年的共事经历，年轻蒋超良一岁的肖钢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十八届中央委员。

蒋超良曾与王岐山因共同“救火”结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处于内地全球化前沿的广东首当其冲。彼时，王岐山任广东省委常委，负责金融的副省长，同年，蒋超良在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司副司长任上南下协助年长其11岁的王岐山，救金融之火，处置问题金融机构风险，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广州分行行长。2000年，金融风暴渐去，蒋超良返京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与此同时，王岐山也回京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更巧的是，二人同于2002年又被分别外放至湖北和海南历练，蒋超良任湖北省副省长，而王岐山更进一步，任海南省委书记。

2000年蒋超良返京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时，行长正是上文提到的戴相龙。

蒋超良大学毕业后即入农行工作，在十五年的时间里，“草根出身”的他从普通员工成长为国际业务部总经理，而据内地媒体报道，这匹千里马的伯乐正是八十年代末期任农行副行长的戴相龙，也是由于戴相龙的赏识，后又入中国人民银行做戴本人的助理。在2004年蒋超良出任交通银行董事长不久，赴天津考察，彼时戴相龙从央行转任天津市市长，二者在津相谈甚欢。

2002年蒋超良“空降”湖北，完成了首次仕途试水，从金融准官员转身为名符其实的地方官，但两个职位有较多的共通点，因为在副省长任上蒋超良主管金融、体改、市场监管工作，这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延续了他自身的专长。在湖北期间，主管全局的“一把手”正是现任政治局常委俞正声，二者又在彼时共事结缘。

除了在湖北任副省长的两年，蒋超良在金融圈精耕细作31年时间。熟悉他的人称，蒋超良沉稳干练，做事果敢，附带着一种低调与专横的混合气质。在其职业生涯中每每被委以重任，屡屡上演“转型设计师”的角色。2004年从湖北返京任交通银行董事长，由其主导完成了财务重组，并成功登陆海外证券市场，成为中资银行中的第一家。值得一提的是，蒋超良主导引入汇丰投资，让其持股19.9%，迫近监管20%上限,这被蒋超良解释为引入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和产品，推动体制机制的变革。

在交行完成上市一役后，蒋超良被委以国家开发银行行长一职，推进股份制改革，完成了从政策银行到商业银行的华丽转身。2011年，蒋超良“回炉”农行，任董事长，接续前任项俊波的“三农”金融改革事业，在一定意义上缓解了内地农村金融困境。至今次，又从农行董事长空降吉林任代省长（将会在下次吉林人代会上去代转正），无疑这是组织上对他的又一次全面信任。

凡是涉及到中国金融准官员的调整，且事关全局时，总能看到蒋超良的名字。作为资深的银行家，又有上市和与外资打交道的经历，在守住底线的同时，蒋超良总能将内部体制改革的空间撑到最大。在此意义上，蒋超良与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最引人关注的决议不谋而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这种改革的气质无疑又给吉林经济发展的换挡升级带来了无限可能性。

如今，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的行政主官，蒋超良面临着化解复杂经济局面和“弯道超车”的重任，这对于“政商旋转门”中“二进宫”的他来说，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和操作层面的经验，更需要对全局的掌控，宽广的视野和敢拼的勇毅精神。关键时刻被委以重任，这既是对他过往经历的肯定，亦是所谓“可靠性”的彰显，对于现年57岁的蒋超良来说，未来的路还很长。（文/马俊茂）

编者按：7月16日，大公网举行"深化改革：从顶层设计到省级战略暨首届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研讨会"，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联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出席研讨会并致辞，来自重庆、新疆、河南、北京等省区市的外宣部门领导，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分别在研讨会上发言。其中，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的王续添教授和经济学院孙久文教授，分别围绕中国省级治理、区域经济等进行了精彩的发言。现将两教授的现场发言摘编如下（稿件未经本人审阅），以飨读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系主任王续添教授：

透视省情，助力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上的省级治理及其观察

十八大以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发展新的历史时期。在全面改革的背景下，在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当中，省级治理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1、制度层面，或者说治理结构层面。中国作为一个单一制大国，这种单一制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它实际上是地方参与同中央集权相结合的单一制。更准确说是以地方参与为基础，以中央集权为主导的单一制。这种单一制，有两个基本制度属性：一个是中央集权，这是最基本的，也是主导的，地方参与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央集权;第二个方面，地方参与在这种制度安排当中又居于基础性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不可动摇的，中央集权必须建立在地方参与的基础之上。这种统一与隶属、主导与参与构成了现代中国单一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属性。这种制度安排，凸显了中国的历史传统、现实的政治生态和时代的印记，它既实行中央集权，又赋予了地方参与的自主权;既坚持全国统一性，又包容地方多样性;既集中统一，又因地制宜。两个方面的兼顾和平衡，既是这种制度安排的优点，也是它的难点。

在实际的运行当中，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不会是原封不动地没有任何变化，某种程度的变形走样也是正常的。比如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制度的运行中，改革开放之前大体上就是中央高度集权，这种情况多一些;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地方逐渐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地方主义或者是地方保护的情况，又比改革开放之前明显了许多。实际上这两种偏向，在制度实际运行中都是存在的，所以说如果观察省级的治理，这个基本的制度框架、制度安排有一个实际的运行的情况，总体的把握就是一个基础。

2、从省级治理的特殊性，从政策层面，或者从过程层面来看。简单说可能有这样几点：在整个政策过程和治理过程中，省级治理毫无疑问是中间环节，也可以说省级是落实中央大政方针的第一个环节，也是中央政策地方具体化的第一步。第二，省级治理也是统筹兼顾与因地制宜的桥梁和纽带。中央的大政方针，或者顶层设计，如何能够在地方得到落实。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我们包括港澳台有34个省级单位，统筹兼顾很重要。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同样重要，在这两个方面起桥梁和纽带作用的就是最高级的地方单位，即省级单位。

省级治理也是一致性施政和差异性施政的衔接和过渡，只是这一点和前面某种程度上是有同等的意义。任何一个国家中央政府都是一致性施政，而对地方而言，它要结合本地的情况，它在各地的施政是有差异的，它体现了一种差异性施政。从一致性施政到差异性施政这个衔接和过渡，毫无疑问在中国也体现在省级层面。

我们如果与整个国家治理相比较，省级治理无疑属于中观治理的范畴，但是如果从省级治理的空间和治理模式，尤其是与它下面各级的地方治理来说，它无疑又具有宏观性。所以从经济治理来讲，省级属于二级宏观调控。从政治和社会治理来说，它影响也具有全局性，所以如果从省级治理的特殊性，从制度或者是治理结构，以及从治理过程两个方面结合来看，在中国整个国家治理结构以纵向结构为主轴的治理体系当中，中央和省级的关系居于一个轴心或者是核心地位。

如何观察中国省级治理?

《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尽管说创办时间不长，但是实际上已经取得良好的效果。为了这份刊物能够办得更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想就关于省级治理观察的方法谈两个方面。

第一，从观察的视角来讲，应把握省级治理观察的“根”、“情”、“势”。这里所谓的“根”就是历史的根、制度的根、文化的根。一种观察，或者是一种思考能够影响他人，能够发挥它应有的，或者预期的作用必须是有深度的。深度来自于何方?那就不能够仅仅满足于就事论事，这种分析必须有历史的厚重。我们说今天的省级治理是如何来的?它的昨天过去是什么?这种制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怎么样运行?这种制度背后的文化内涵又是什么?所谓的“情”就是现实的情、国家的情、地方的情，也就是现实的情况，整个国家的情况，各地的情况，这也是观察的基本点。所谓的“势”，就是大势、趋势，这里面主要把握三个方面，一是把握整个国家深化改革的大趋势，在这种大趋势下来观察省级的制度;二是把握整个地方治理的新趋势，包括省级以下各种地方治理的新趋势。今天实际上地方治理有很多新的做法，创新，这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也包括学界的高度关注;三是比较视角下的域外观察。也就是说要把海外或者国外地方治理，尤其是最高级地方政府的治理方式和经验作为我们观察中国省级治理的一个比较和借助。

第二，观察方法和取向的全面性。我认为不仅仅局限于省级的政经生态，它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包括文化、社会等等各个方面，都应该纳入其中，或者是融入其中。

第三，客观很重要。定位为高端或者作为学术智库型的东西，客观我觉得很重要。客观才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大公报办报秉持的基本理念，就是不戴有色眼镜，你要冷眼旁观。

第四，求是，也就是以事实说话。观察必须来自于事实，也必须忠于事实。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教授：

新领导上台后中国区域经济的变化

1，新一代领导人更加重视经济区和经济带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比如京津冀协同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这些跨省域的经济区和经济带，在国家设计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2，出现多极多点支撑地区发展的态势。以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沿海地区支撑，现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了十几年之后，中国出现了一种经济支点向各地扩散的态势。除了东部原有的三大支点之外，像中部的中原经济区，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经济区、成渝经济区、西北关东天水经济区等等，都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支点。

3，一些地方规划进入了国家战略层面，这样地方经济发展能和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结合得更紧密。像国家级的一些新区，它作为国家战略进行开发建设，既有地方的特点，同时又贯穿了中央对这个地区的精神。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联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左11）在研讨会开始前与出席会议的外宣部门领导、学术专家等合影留念。其中，左10为中国人民大学王续添教授、左9为中国人民大学孙久文教授、左8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高国力副所长；左7为北京大学刘艳博士、左6为中国社科院张在成副研究员；右10为重庆市委宣传部部委会成员、市外宣办、网信办刘晓年副主任，右9为大公网行政副总裁兼总编辑韩红超，右8为河南省委外宣办赵钢副主任，右7为在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挂职的中宣部左锋副局长，右6为北京市外宣办徐和建处长。

大公网7月22日讯（记者方乐迪）7月16日，大公网举行“深化改革：从顶层设计到省级战略暨首届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研讨会”，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联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出席研讨会并致辞，来自重庆、新疆、河南、北京等省区市的外宣部门领导，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分别在研讨会上发言。研讨会举行前，姜在忠社长分别会见上述省区市的外宣部门领导。

姜在忠社长在研讨会上致辞，首先介绍了大公全媒体格局，阐述了《大公报》作为香港与内地、中国与世界“超级联络人”在宣扬一国两制、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等方面的独特作为。在谈到本次研讨会的时代背景时，姜在忠社长说，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就深化改革做出顶层设计的整体部署，中央领导也多次强调各地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敢于开拓创新，敢于先行先试，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们希望通过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推动各省市、各地方在改革的道路上大胆探索，大胆前行，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更大的发展。祖国的发展强大，也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

在研讨会举行前，姜在忠社长分别会见了重庆市委宣传部部委会成员、市外宣办、网信办刘晓年副主任，河南省委外宣办赵钢副主任，在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挂职的中宣部左锋副局长和北京市外宣办徐和建处长，以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王续添教授、孙久文教授和来自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的高国力副所长等出席研讨会的专家，向各位来宾介绍了当前香港的主要形势、尤其是港府向全国人大提交政改报告的最新进展。

研讨会上，与会的学术专家、宣传部门领导就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就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这一产品在促进学术成果的转化、促进内地各省市区政治经济交流、促进中央大政方针在地方的落实等方面的作用，进行了真知灼见的发言。

《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是大公网于今年四月推出的一份研究型、智库类报告，聚焦中国省市一级的政治经济生态，关注中央政策在地方的落实、关注省份之间的政经发展，意在为关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政府部门领导、学术专家、商界人士提供一份专业的参考报告。该《周报》系国内首家聚焦省市区一级政治经济生态的智库型产品，首家提出“媒体智库”这一概念并进行实体化运作的研究类报告。

研讨会由大公网行政副总裁兼总编辑韩红超主持，大公网副总编辑陈国栋介绍了《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的相关情况，共有包括学术专家、地方政府宣传部门领导、知名企业家等各界代表人士近50人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