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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亚太政经交响乐首席指挥家

11月9日,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题为《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

大公网评论员马俊茂

十三年前的上海,APEC首次走进中国,在上海滩的华美丽景中,江泽民以“新唐装”领衔,绫罗绸缎,冠盖云集,最终达成《上海共识》。但彼时的中国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大国,GDP总量位居第一阵营之外,在新世纪的全球海陆双权博弈中,依然延续了韬光养晦的姿态,在重大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仅仅体现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那一票上。

四十年前的纽约联合国大厦,邓小平以副总理的身份向全球传音,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邓小平自身在国际舆论场中声名鹊起的同时,中国也亮明了作为现代国家的新世界观。那时的中国在全球格局中被称为少有的异类,内部有天无法,逆道乱常,但距秩序的重建仅一步之遥。

五十九年前的印尼万隆,周恩来在第一次亚非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加具体化。那时的中国刚刚结束了始于1840年的时代离乱,大局初定但积弱积贫,北京政权的“合法性”仅获少数同盟的背书。

九十五年前的法国巴黎,陆征祥以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的身份率六人小组参加巴黎和会,虽然顾维钧们据理力争,做了强硬的发言,但中国依然逃不脱大国博弈的棋子命运,由此也激发了国内汹涌的爱国大潮,进而改变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走向。那时的中国早已没有了“天朝上国”的迷梦,内部军头割据,生灵涂炭,外部列强环伺,暗弱无断。

回到当下,2014年的北京雁栖湖,波光潋滟,秋意盛浓。APEC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但今非昨昔。十三年的时间,全球政经版图悄然生变,国际大格局中的话事权东移,中国经济总量倍道而进,以广袤的内地市场和庞大的外汇储备为开路利器,以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广结善缘,中国将国际秩序附议和顺从者的角色转化为规则的制定者,中国方案的经络交织于全球各处。

首席指挥家

如若将第二十二届APEC会议喻作是一场宏大的亚太政经交响乐,那习近平无疑是此次演出的首席指挥家。不同的乐器,各自相异的参演人员,如何共奏出一曲华美而直指人心的乐曲,本质上取决于站在台前的指挥家,他的自身素养、掌控能力、心理素质等决定了乐曲的质量和观众的情绪。

本次APEC会议是习近平执政后中国主办的首个重大国际会议,期间,习近平或是全球最忙碌的国家首脑。与二十一个经济体和非成员国领导人的双、多边会谈,发表主旨演讲,参加“APEC”之夜,私人会晤,出席各种招待宴会,出席记者招待会,参加植树活动等不一而足。

上述活动中,习近平自始至终表现出了一种从容自信的东道主形象。不管是一对一的接见,还是群体性的各种场合,不管是在水立方、人民大会堂、深夜的中南海还是初冬时节的雁栖湖,不管是着西装领带还是别出心裁的“新中装”,习近平都将各种场面调配的张弛有度。

会议期间及结束以后,不消说陆媒的大加赞赏,连一贯对中国带有东方式成见的西方媒体也纷纷以封面的形式来回应,最新一期《时代》杂志亚洲版以封面来报道“习时代”。内容指出,习近平是中国多年来最强势的领导人,目标要把中国推上世界秩序的最顶端。而此次北京版的APEC正是习近平携主场外交的优势将“中国梦”扩展至“亚太梦”,将中国影响力覆盖亚太乃至全球的一场宏大预演,或许以此为契机,随着“亚太世纪”的到来,习近平所言的民族复兴也将不期而至。

从十八届一中全会登顶党首到当下,过去了整整两年时间,习近平用七百多天的时间颠倒了民众对中共的观感。用一系列眼花缭乱的组合拳在党内外重新传递了强大的正能量,清党、整军、肃贪、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多管齐下,强调已有规则的执行力,重新制定适应现代治理的规章制度。而在这系列的举措背后,习近平无疑肩负着掌控全局的首席指挥家使命。

大国仪容

计利当计天下利。在现代国际政经格局中,蜷缩一隅,独惠独利者终不能成就大国梦想,只有开放的视野和共享的精神才能完成从地理和人口到经济与政治上的大国转变。

大时代、大格局、大智慧,这是习近平在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讲述关于“亚太梦”时所铺陈的前提,这种“大心态”是击穿封闭心理的利剑,是展示大国仪容的内在风貌。所以,中国积极筹办本次APEC会议,打开国门,近邻与远客汇聚一堂,即便是此前龃龉不断的邻居也如约而至,且有包括外蒙古、柬埔寨、缅甸等七个非APEC成员首领与会。

“大心态”之外,大场面往往用来烘托大国的仪容,虽然被部分西方媒体称之为“金元外交”,认为用大场面和大手笔吸睛和博取他者的认同。但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这种仪式感定然是综合国力的一种体现,不管是任何制度模式下面的任何大国,在重大的国际性事务上何尝不会表现出相应的仪式感。

此次APEC期间,最能展现大国风范的莫过于几个场合的选择和“APEC之夜”的宏大场面。在场合上,中方刻意选择了水立方、鸟巢、国家会议中心等被全世界所熟知的奥运地标建筑,以及从很早就开始规划投入了360亿元人民币,占地31平方公里的雁栖湖会址。“APEC之夜”先是在水立方举办了主题为“上善若水同舟共济”的中国风晚宴,充分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与精深,之后在位于水立方东侧与鸟巢西侧的广场上上演了气势磅礴的鼓队表演与“环保烟花”。这些场景化的外在表现与大国仪容相得益彰。

“我希望并相信,通过不懈努力,'APEC蓝'能保持下去。”习近平引用了民间说辞,以近乎自嘲的口吻在所有来宾面前表达了对天气的关注。在APEC来临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坊间都用北京的雾霾来解构会议的庄严性,认为天气的因素会是APEC的一大败笔,然而在经过超大规模的限禁治理之后,“APEC蓝”如约而至。虽然也有许多被诟病之处,例如限行给市民带来的不方便,周边省市大规模停工带来的经济损失,但这些合理化质疑的背后是对大国仪容的净化,于自身来说也是对未来空气治理的一步联动探索。

在外交场合的大国仪容中,“夫人外交”也扮演着一个独特的角色。然而在中国现当代史上,“夫人外交”的光辉岁月还要追溯到七十多年前的民国时代,在中共建政后的六十五年时间里也只有王光美的短暂瞬间。但自习近平执政以来,“夫人外交”又重回大众视野,而在此次的APEC期间,彭丽媛更是全权担纲了这一重任。携多名来京领导人夫人进行了多场活动,在解放军艺术学院、颐和园、首都博物馆、中国残疾人事业展览会等场合都留下了“夫人外交”的印记,以此彰显大国仪容中的柔性色彩。

外交新格局

外交领域的重构是此次APEC期间的一大亮点,尤其以“习安会”为标志的“冷和外交”,突破了习近平执政以来中日两方首脑的正式零会面尴尬局面。此外,习近平还与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进行了双边会晤,并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进行了简短交谈。日、越、菲三国在过去的几年里与中国东海及南海时有摩擦,而此次习近平与三国首脑的面谈或是破解僵局的第一步。

因为在钓鱼岛、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秉持保守右翼路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施政将中日关系降至多年以来的“冰点”。这次之所以来北京参加APEC峰会并且与习近平会晤,既有日本经济发展需要中国市场的内因,也有安倍意识到中国实力上升而必须接触的外在压力。这一切当然有赖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对外交往的大国风范。

于是外界看到,在习近平主导对日关系的规则下,国务委员杨洁篪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达成的四点共识,为后来的“习安会”开了先路。习近平和安倍能够坦诚就双方敏感问题进行沟通,使中日关系恢复到8年前战略互惠的原点,不仅让中日避免危机持续,也让东北亚局势缓和,全世界都为此欣慰。“习安会”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公开表达支持,就是这种外交格局的长尾效应。

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东移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习式外交”步步化解,甚至提前布局,在此次APEC期间也有诸多体现。

首先是习近平与韩国总统朴槿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脑会晤,在此次会谈中,两国就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达成一致,此举意味着中韩关系从经济层面实现了一定意义的捆绑效应,也可有效应对美日在东亚地区的交互联动。至于中韩关系,习近平早在今年7月初就对韩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执政以来的首次单个国家的专访。

其次,“习普会”的“老友记”继续上演,在APEC上的会面是2014年以来两人的第五次会面,在多个活动场合普京总是相伴习近平左右,两人都神情放松,似是多年好友。在此次“习普会”上,两国签署西线天然气大单,这被媒体称为是中国“挽救”俄罗斯之举。其实二者各取所需,中方利用俄方来补充自身的能源短缺,也可以在政治上缓解美日联盟的在东亚的战略挤压,而中国在俄罗斯因乌克兰局势被西方所孤立时间接施以援手。此次APEC“习普会”在两国经贸合作更进一步的同时也使“中俄同盟”更显坚固。

另外,中方邀请了七个非APEC成员领袖与会,并参加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而这些国家涵盖了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区域,一方面为“一带一路”做铺垫,另一方面也是外交上的再巩固,以尽量争取周边的和睦环境。

而与美国方面,在竞争博弈的同时并非是“零和游戏”,在APEC结束之后的“习奥会”上,中美两国在联合发表了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声明,这是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中最重要的双边共识,也是早前被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称为“惊喜”的秘密所在。此举被称为是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亮点,为以后两国在国际重大事务中的合作谈判提供了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案例。

金融输出

在此次APEC期间,最具体和现实的举措大多体现在经济层面,尤以中国的金融输出最为突出。首先是习近平在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宣布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其次是在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决定中方将捐款1000万美元,用于支持亚太经合组织机制和能力建设。

计利当计天下利,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尤其在基础设置建设上,此基金对沿线国家将发挥极其重要的外部支持。在“一带一路”重要节点上的中亚和南亚国家中,大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都不足以支撑“一带一路”的大规模推进,因此,丝路基金的设置将会在资本输出的基础上为“一带一路”开拓出更宽广的前进之路。而更早前由中国倡议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用与丝路基金在本质上殊途同归。

亚太自由贸易区被认为是对冲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的利器,前者由中方主导,后者由美国主导并将中国拒之门外。在此次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宣布启动和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并批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这是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正式启动的标志。此举对中国来说一举两得,一方面化解了TPP所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解决亚太地区“自然分割”现象,为未来中国的金融及产能输入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根据路线图的计划,亚太自贸区将于2025年建成。

针对此次APEC会议,各方媒体又生炒出一个“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虽然在资本输出的形式上有些相近,但是因为时代背景和国际政经版图的大变化,二者已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是习近平2014年3月在巴黎举行的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而本文开头提到的“巴黎和会”也在巴黎举行,站在当下的时间节点上,将这二者联系起来看,意味颇深。

雁栖湖的宾客尽散,APEC所擘画出的“中国方案”将会慢慢发酵,而作为首席指挥家的习近平对于中国本身的指挥仪式才刚刚开始不久。

“一带一路”与四万亿外储

大公网特约评论员邓聿文

在今年的APEC会议上,一个热词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的主旨演讲中,提出设立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加上早先成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以及之后要设立的上合组织银行,中国布局全球金融秩序的意图隐然呈现。

所谓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实际就是“一带一路”规划。已有学者指出,不能简单地把“一带一路”规划称作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因为两者的时代背景、内容、性质和目的都不同,简单套用会混淆“一带一路”规划的意义和价值,中国政策应由中国来命名和解释。这个提醒是必要的。但是,尽管两者有很大不同,可有一点是一样的,即支撑“一带一路”背后的钱。没有大量的资金投进去,“一带一路”就只能停留在图纸上。

从中国公布的对上述金融机构投入的资金来看,数额巨大。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有关基金是1500亿美元,亚投行是500亿美元,加上丝路基金的400亿美元,总共是2400亿美元,若再加上上合组织银行的出资额及其他援助和贷款,至少有3000亿美元。中国为抢占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全球金融治理权,可谓出手阔绰。

那么,这笔钱来自哪儿?国家外汇储备。到今年第三季度,中国外储达3.89万亿美元,3000亿美元不到外储的1/10。

中国曾长期是一个外汇短缺的国家。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也不快,1995年,外储余额是736亿美元,到2000年末,上升为1656亿美元。但进入本世纪后,外储以火箭般速度递增,2001年就达到2122亿美元,2006年2月底,首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该年底,外储突破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从1万亿美元到如今近4万亿美元,只用了8年时间,每年平均增长近4000亿美元。

在中国外储飞速增长的过程中,伴随的是中国经济的规模急速扩大。但即使如此,经济增速也远赶不上外储增长。一直有专家不断呼吁外储太多,超过了经济所必需的外储规模。按照经济理论一国外储规模应能满足在没有任何新的外汇收入的情况下,现存外储足以支付3个月的进口;或在没有任何新的外汇收入的情况下,现存外储足以有能力支付短期债务;或当汇率出现波动时,能有足够的外汇用来干预汇率来计算,中国只需要6000亿外储足矣,多出来的3万亿多外储纯粹是浪费,因为中国外储的取得是以劳动力的低价格和自然资源的破坏为代价的,而且,过多外储也会导致通胀。所以很多专家不明白中国政府要这么多外储做什么。

现在已很清楚,外储是用来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用来支援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用来勾连五大洲的互联互通,一句话,用来支持“一带一路”的,而这背后的目的,是用来争夺全球金融和经济治理霸权。

从中国的外储结构来看,以美欧日的国债居多,单美国国债就占了一半以上。国债虽然安全性高,但收益差,所以如何让庞大外储获得合理回报,尤其是为国内建设服务,是一大难题。由于外储是以外国货币主要是美元形式呈现的,因此,它不大可能直接用于民生,比如,用于养老保障等各种公共服务。但可以用外储投资外国的股票;购买石油、黄金等战略性物资储备,以及西方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产品,用于改善国民福利;增加对一些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以及成立美元技术创新基金,支持国内企业加强与跨国大公司的技术合作和开发等,从长远来看,这都比购买外国国债要好。

除此外,外储还可为国家战略服务,而“一带一路”就是这样的战略工程。美国重返东亚后,在军事与安全上,加强与东亚一些国家的军事联系,尤其是强化美日同盟的安保合作;在经济上,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谈判,即TPP。美国的意图是用TPP来代替APEC和WTO,重新打造一个由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组织。中国届时虽然经济总量可能超过美国,但由于中国外贸的大部分是在亚太地区,中国要想加入TPP,就得接受比WTO更苛刻的条件和规则,在国际组织中,后来者是很难掌控规则和议程的,或者掌控制有一个长期过程,但如果中国不加入TPP,在亚太乃至世界就很可能会被边缘化。

对美国的这一意图,中国当然心知肚明。这也是中国在此次APEC会议上,为什么要力推亚太自贸区的原因,如果亚太自贸区最后建立起来,中国就和亚太国家建立起了紧密的经贸联系,TPP边缘化中国的威力将大为消减;另一个效果,就是使“一带一路”规划在国际上“合法化”。由于前者的实现要一个较长时间,所以中国的重心实际是落在后者。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有两重目的,一是针对TPP的“突围”,二是同亚太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共同发展,让它们分享中国崛起的红利。第一点是包含在第二点中的,由第二点来体现和实现,若中国不能让亚太国家分享中国的发展收益,自然就无法实现破解美国经济围堵的目的。就此而言,“一带一路”不完全是针对美国,而首先是中国和亚太国家的共同需要。

中国发展到现在,积累了庞大的产能和资本,由于国内基础设施相对已经满足了需求,有些地方甚至已经过剩,这就要通过境外转移,实现过剩产能的软着陆。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对经济发展和当地人民生活造成重大障碍。因此,对中国来说,可以利用外储作为拉动全球增长的资本金,同时通过资本输出带动消化过剩产能,在这个过程中,还能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对外国来说,则可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改善,最终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这是一个双赢之举。

尽管如此,鉴于一些国家对中国还有战略上的猜疑,如果“一带一路”战略能够在国际层面取得“合法性”,将利于推进和更好地合作。而此次APEC会议及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就能很好地使“一带一路”“合法化”。因为要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需要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互联互通,以降低亚太自贸区建设的成本。鉴此,有关互联互通倡议如果得到会议认可和通过,形成法律文件,那么,中国就可以在亚太自贸区的名义下,推动“一带一路”了,因为“一带一路”的核心就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此前在“亚欧会议”上,中国政府提出“互联互通”倡议,得到亚欧会议一致通过,这次APEC会议,中方利用主场优势,将“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作为三大议题之一,也得到会议通过。这使得“一带一路”战略不再局限于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和中亚地区,而是向西延伸到了欧洲和非洲,向东扩至美洲,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将辐射到全世界,从而得以化解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围堵。

后危机时期的全球经济治理权争夺非常激烈。某种意义上,“一带一路”战略是确立中国下一步在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中是否真正具有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的关键的一步棋。但它仰赖于庞大的外储支撑。从这一角度看,目前的外储规模,不知这是深谋远虑还是误打误撞的结果,若是前者,说明中国的大战略确实了得;若是后者,说明第五代领导人运气好。

改革中层应加快行动

大公网特约评论员祝戈

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全面改革来说,高层和基层的情况最值得关注,高层是改革的动力和源头,基层是落实改革的最基本单位,几乎所有的政策都要由基层来落实。在这种改革态势下,社会各方对基层的观察和分析较多,对基层的期盼也较多,希望基层能够尽快行动起来,然而,基层的行动不取决于高层,更不取决于自己,而是取决于中层。中层是改革的传导层,如果中层不行动起来,基层是不敢、也不会行动的。

笔者最近在S县的周边几个县市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这几个县市的改革都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只是搭了架子、配了人员而已,即只成立了改革领导小组、改革办公室,明确了相关负责人员。当笔者问到,为什么改革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时,他们回答要和省市保持一致,要根据省市的要求做。当笔者再问,省市有什么要求时,他们回答称还没有具体要求。另外,每个基层县市都会有自己自主开展的改革,根据本地特点选定的改革方向,然而就是这些,没有上级的批准,也很难开展起来。

中层对于改革的意义是重大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经过高层一年多的推动,已经从启动期进入了密集实施期,而在这段时期,改革的核心除了高层的继续推动外,还有中层的及时行动、及时传导。另外,高层对于改革,一般来说只是出台蓝图、制订目标,具体要怎么操作、怎么进行还得由中层来做,如果中层行动不及时,社会就可能认为改革仍然不明朗,中层可以大胆,也可以保守的贯彻中央制订的蓝图和目标。年初,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议公布后,关于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界非常振奋,同时也充满担忧,他们认为,中央的精神是好的,但主管部门是否会完全这么做,什么时候做,都还是未知数,中央明确了改革的方向,但最后改革蓝图能否实现还得看具体负责的各部门。就拿国企混合制改革来说,由于部门的具体操作方案没有明确,一些企业家对混合制改革报以观望的心态,甚至对这样的改革感到担忧,担心自己入了国企的股,又没有话语权,国企怎么运行还和以前一样。

2015年,中国改革应加大对中层的关注,高层应加大对中层的督促力度,让中层尽快行动起来,这个行动包含两方面:一是对于高层的措施要加快落实,二是对于基层自主开展的改革要加快审批进程,甚至大胆放权,减少审批事项和环节,真正让基层改革自主起来。

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虽然都是全面改革,但改革的各方环境都已经发生重要变化,相对于三十年前来说,今天的改革难度更大、矛盾和利益更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改革主导者的政府高层、中层和基层应更为协调起来,保持行动的一致性,中层要及时传导,基层才能及时落实,只有如此,我们的改革才能够取得成功!

省委朋友圈:书记省长上演“车友记”


11月9日中午,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会见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一行。

大公网评论员方乐迪

过去两周,最瞩目活动非北京APEC莫属了。高层领导人在北京玩转国际圈,地方领导也紧跟中央,把地方的国际交流开展的热火朝天。时间已经进入第四季度了,各省也在为下一年度谋篇布局了。所以过去两周,不少书记与省长下地方调研。

同时,地方首脑也会见了不少企业界人士。在这些有幸会见地方首脑的企业家中,福特汽车总裁菲尔兹无疑是比较幸运的,他成了多省的座上宾。梳理发现,过去两周与车企互动的省份也不少。看来,在转型的大趋势下,打汽车主意的省份不在少数。

省域也有国际范儿

过去两周时间里,与国际政要和友人互动的地方首脑还真不少。不仅有省域内的互动,也有首脑走出去的互动。

APEC不仅为中国高层领导人提供了舞台,也增加地方与国际政要互动的机会。例如,天津书记孙春兰就在天津会见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而韩正则在上海会见了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浙江方面则举办了加拿大-中国(浙江)经贸合作论坛,浙江书记夏宝龙会见了加拿大总理哈珀。

部分省份的国际舞台也随着习近平来到了澳洲。习近平的老家陕西和曾经主政的福建,两省去参加首届中澳省州负责人论坛。根据福建日报报道,“为配合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澳大利亚的访问,推动中澳地方交流与合作,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尤权于11月16日至20日率团访问澳大利亚”。陕西方面则由省长娄勤俭带团参加论坛,北京方面,王安顺也率市政府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

在中俄互动的大背景之下,地方首长们,尤其是靠近俄罗斯的区域领导人也与俄罗斯展开了热络的互动。其中、内蒙古书记王君、黑龙江书记王宪魁先后会见了由行政长官伊尔科夫斯基率团的外贝加尔边疆区代表团。黑龙江方面,省长陆昊还与代表团签署了多项协议。对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黑龙江而言,俄罗斯牌已经成了经济稳定的压舱石。

打俄罗斯牌的不仅只有东北地区和内蒙古。同在过去两周,江西书记强卫会见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经贸代表团,与之畅谈经贸合作和签署协议。

地方首脑的车友记

车辆制造企业是过去两周不可错过的一个话题。过去两周,地方首脑与车企负责人互动占据了很重要的部分。

美国福特汽车总裁菲尔兹得到了重庆书记孙政才、江西书记强卫、江苏省长李学勇的会见。三省的诉求也更不相同。

江苏方面与福特早有合作,不过这一次显然想更进一步,进入车辆制造的上游领域。目前在江苏南京已有福特的研发中心。李学勇希冀与福特的合作推进转型升级。在会晤福特总裁时,李学勇表示,“江苏正处在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希望加强与福特公司在汽车制造,特别是研发和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集合福特公司雄厚的研发实力和江苏本土丰富的工程技术人才优势,把南京研发中心建设成为在全球有影响力的汽车研发中心”。

菲尔兹去江西和重庆则是为既有项目站台。在江西方面,福特与江铃20多年合作成果。于江西而言,这已经是受益颇丰的成熟项目了。强卫的关注点同样也在转型升级。他在会见菲尔兹时表示,希望福特公司与江铃进一步改善产品结构,加快新车型研发,推动合作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菲尔兹前往重庆参加长安福特整车第三工厂投产仪式。重庆方面则希望福特在重庆项目能够进一步本地化,“希望福特公司进一步改善产品结构,加快零部件本地化,推动合作取得新的更大成效(孙政才语)”。

孙政才在汽车产业上的布局不仅限于此。在会见菲尔兹的当天,孙政才还会见了中国兵装集团总经理、长安汽车集团董事长徐留平。双方会面的主题还是聚焦于产业链的上游。在会面时,孙政才表示“希望兵装集团及长安汽车集团加快重庆基地建设,加强汽车产品研发,加快自主品牌转型升级,支持长安在渝合资企业快速发展,实现更大程度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贵州方面关注的车企是本土的吉利汽车。双方碰面的契机是落地。11月16日下午,贵阳吉利M100甲醇汽车项目签约仪式在贵阳举行。这一项目落地贵州也契合该省一直主打的生态牌。陈敏尔在会见李书福时表示,“M100甲醇汽车项目完全契合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要求,既是发展项目,又是生态项目,对于带动我省新能源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高官本周频“触媒” 达几个月内峰值

为了更好地宣传本省政策,省委高官们与媒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来来往往,已经成为中国官场上的惯例性动作。而本周,高官“触媒”更是达到了一个峰值,是近几个月以来,与媒体接触最频繁的一周。

一般而言,省委高层与媒体互动依据对象不同大抵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中央主要媒体为代表的官媒层面;其次是与北京关系密切的港台媒体,主要是以参访团等形式互动;第三个层次是外媒,省委高层也会与部分外媒进行互动,不过这一类较少。

8月18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在呼和浩特会见全国省级党报总编辑采访团一行。

省委高层青睐官媒是有原因的。官媒在塑造舆论影响力上具有其他媒体不可比拟的优势,能够将舆情转化为政情,为省域谋得一定的政策优势和发展身位。只有官媒才具有将舆论转化为政策的优势,这也使得官媒成为本省造势的最佳伙伴。

在杨振武履新人民日报社社长后,其选择的地方第一站即是天津市。彼时,孙春兰在会面时就提出《人民日报》要为天津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希望《人民日报》一如既往地关心天津、宣传天津、推介天津,帮助我们总结好的经验做法,为实现更高水平发展积聚更多正能量。此次会晤之后,天津市在《人民日报》上的曝光度就得到了提高,还曾几次出现在最重要的位置——头版上。

经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统计发现,本周共有5次省委高层与媒体互动,涉及四个省份(内蒙古、西藏、宁夏、陕西)。在这4个省份中,有3个是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宁夏与西藏。此外,西部省份也在“触媒”中占据绝对多数。而在这其中,西藏高层更是在一周之内两度“触媒”。

如此密度的官员“触媒”,也到了自《政经周报》创立以来的峰值。这一轮“触媒”的主要对象是以中央主要媒体为代表的官媒。

西藏备受媒体垂青亦是可以理解的。今年是全国对口支援西藏20年。自今年年初开始,就有十多个内地省份的书记、省长带团赴西藏考察相关工作,召开座谈会,以便进一步拓展工作。西藏与新疆一道成为内地省域互动最活跃的省份。

16日,西藏书记陈全国先是与中央党校课题调研组和中央主要媒体座谈,全面介绍了西藏改革发展稳定的情况。中央电视台赴藏采访组负责人杨松涛作为代表发言时表示,(要)全面生动地报道好西藏,把一个和谐稳定、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展现在世人面前。是次“触媒”,在大气候上是为援藏工作20年周年进一步造势。此外,省委高层也借此凝聚媒体力量,宣传西藏新气象。

18日,陈全国与洛桑江村也会见了另一路媒体参访团——“北京网络媒体红色故土·西藏行”媒体团。

据北京市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北京网络媒体红色故土行”活动在中央网信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领导下,由北京市网信办、北京网络媒体协会与各地网信部门联合主办,组织百度、新浪、搜狐、网易、凤凰网等网络媒体负责人赴革命圣地走访。

该活动自2003年开始,每年一届,至今已连续举办11届,先后走过了河北西柏坡、江西井冈山、陕西延安、贵州遵义、广西百色、安徽皖南、湖南韶山、重庆、上海、浙江嘉兴等地,先后有600多位知名网站CEO和高层管理人员参加活动。根据媒体报道,此次将地点选择在西藏,亦是看重了援藏工作20周年这个时间节点,借此进一步宣传西藏工作。

另一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的书记王君也在18日会见了全国省级党报总编辑采访团一行。

不过,相比西藏的到访,这一次活动则属于“请进来”的主动而为。据相关媒体报道,这一活动是由内蒙古日报社主办,呼和浩特市、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协办。据《内蒙古日报》称,这次活动是“为在更大范围内宣传我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我区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打造经济发展风景线、文化繁荣风景线、民族团结风景线、边疆安宁风景线、生态文明风景线、各族人民幸福生活风景线所取得的成效,宣传全区各地贯彻落实‘8337’发展思路的经验和举措”。

宁夏书记的“触媒”不是群面,而是只针对一家媒体。18日,宁夏书记李建华在银川会见了中国日报社社长朱灵等人。与这份涉外报纸的主要负责人会面,其目的则是聚焦于宁夏对外形象的塑造。李建华在会见时表示,中国日报社在宁夏设立记者站,标志着宁夏对外开放又增添了一个新窗口、新视角。希望中国日报社向海内外受众全面展示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历史风土人文等情况,提升各国和社会各界对宁夏的认知感、认可感和亲密感,助推宁夏走向世界。

显然,在西部各省聚焦“一带一路”展开省域博弈时,谋求对外形象塑造亦属于关键的一步。(文/方乐迪)

APEC蓝背后:“区域生态一体化”的机遇和挑战

大公网评论员辛忠

APEC闭幕次日,一封《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致首都市民的感谢信》在媒体发布,主要内容是感谢北京市民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信中特别提到要感谢“兄弟省区市的大力支持”。

信中提到的“兄弟省区市”,包括天津、河北、山东等,正是这些周边省市采取大范围限行、停产,以前所未有的大手笔,保障了北京峰会期间的交通顺畅、天气清新。事实证明,限行、停产等措施效果明显,这从“APEC蓝”迅速走红可见一斑。

此次多省区市“协同作战”,是2008年北京奥运后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央要求之所以得到严格、高效贯彻,除反腐、整风打造的务实风气,还有“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的大力推动。这个以区域大气污染防治为主业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不为外界熟知。据公开报道,这一小组或归属由张高丽担任组长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成员涵盖京津冀鲁晋内等六省区市,以及发改委、环保部、住建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等部委机构。从小组成员均属省部级单位,及大气防治在京津冀一体化中的重要性来看,不排除由张高丽亲任组长。自2013年10月成立以来,该小组已建构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统筹、决策、执行程序,此次推出防霾“组合拳”并不意外。

从地理区位看,这六省区市形成以北京为中心,津冀为内环、鲁晋内为外环的不规则环形分布,成为被捆绑在一起的利益共同体;从发展水平看,北京是唯一一个步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省级单位,其他五省区市仍处于工业化的不同阶段。这突显了当前生态环保的新趋势,即生态环境治理不再限定在一个省内、自己污染自己治理,而是受经济、社会多重因素影响,多地组团、协同出击。这一趋势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发达地区表现尤为明显。

在区域经济成为常规议题时,“区域生态一体化”也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新常态,而且两者正在产生日益紧密的联系。不过,对于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省份,“生态一体化”是机遇更是挑战。

以此次华北六省区市为例,虽说都是配合国家外事活动,对中南海政令无法说“不”,但因身份和地位不同,加之地理区位、经济结构等差异,六省区市面对上级的任务摊派,必然有不同的考量和应对。

其中,京津冀三地属“当局者”,而鲁晋内三地为“旁观者”,划分依据主要是区域一体化架构下,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众所周知,京津冀一体化作为“新设计师”的“一号工程”,中央疼、地方爱,拥有协同作战的主动性和动力。京津冀“一盘棋”,生态压力提升了三地区域协同发展的战略地位,深度经济联系又能助推三地加速实现“生态一体化”。

因此,京津冀在“生态一体化”中有共同的利益取向,尤其是京津,作为落后产能输出地,在环境保护上理应承担更大的责任;而河北历来扮演拱卫京畿的角色,政治因素在其中发挥巨大作用,支持北京义不容辞,同时通过加速淘汰“三高(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产业,推动本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生态一体化”属“京津冀一体化”棋局中的次级议题,且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一体化”等同级议题联系密切。京津冀既有位于治霾一线的压力,也有从中谋利布局的动力。在此次行动中,除秦皇岛外,京津冀以“10 2(河北10市 北京 天津)”的规模积极配合限行、停产。

而山东、山西、内蒙古三省区,则处于京津冀外围,既没有层级明晰的产业结构布局,也没有区域一体化的顶层设计,三省区仅仅因“距离北京就近”原则,成为中央治污防霾的重点地区。这三省区属于京津冀边缘区域,其“生态一体化”同样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一方面,这三地被纳入了中央“泛区域生态一体化”的范围,成为中央生态保护“一盘棋”的样板间。一直以来,鲁晋内的产业结构都以第二产业为重头,能源、矿产、制造等重工业在这三省区GDP占比颇高。根据2013年9月,环保部、发改委等联合发布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三省区必须加大调整经济结构力度,加快产业转型升级速度,才可能完成“双规重任”(规定时间、规定指标),从而领先其他省级单位,更快更好适应经济新常态。

但是另一方面,鲁晋内作为“旁观”省份,在配合首都治霾方面,行政命令强制是最重要推动力,后续动力远不如京津冀三地充足。无利不起早!在限行、停产中无法受益的省份,难免有些“说不出口的抱怨”,对上级要求想对策、打折扣。为此,环保部不得不下派16个督查组联合省市环保系统启动大规模督查行动,而各地方政府及环保部门也均成立各类驻地督查组,每日进行督查。

此外,采用行政手段肆意干预生产生活,扭曲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容易引发民众反感。这点对于京津冀和鲁晋内来说也存在些许不同:对于京津冀来说,环保协同是建立在京津冀一体化系列共识基础上,三地既是责任人又是受益者;而鲁晋内就显得有些尴尬,停产限行要看别人脸色,自己没有实质受益,但又不能抵制。

由此看来,应当对“区域一体化”视野下的“经济一体化”和“生态一体化”进行深层次考量。一般来说,两者的覆盖区域并不完全重合,但在一些特殊地区,例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以及一体化核心区域外围的省区市,探索如何从“生态一体化”的视角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用“经济一体化”保障各省区市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成为地方执政者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京津冀联合绘制专业地图意义重大

大公网特约评论员唐黎明

近日,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天津市规划局、河北省地理信息局在北京召开了京津冀测绘地理信息协同发展第二次座谈会现场,展示了8幅专题地图,包括京津冀行政区划、综合交通、地形地貌和水系流域、人口分布、教育卫生、产业园区、沿海经济分布等八幅地图。三地的测绘部门,跨越行政区划的障碍,联合绘制地图,在全国都属罕见。

河北负责完成的行政区划、综合交通、地形地貌和水系流域,属于对地理、交通等基本信息的摸底工作,北京负责的人口分布和教科文卫图,反映的是人口的聚集度,人口流向,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资源的分布;而天津负责的产业园区和沿海经济图,则是对经济和产业布局的摸底。八幅专业地图,正切合了人口流向、交通设施、教育卫生、产业园区等协同发展的热点。

跨区域的协作,并不是一项简单的搭班子组合做事的问题。编制《京津冀科教文卫分布图》时,如何找出能衡量三地科教文卫现状的标准是个问题,若比较三地每万人中高中、本科等受教育程度的人数,就会发现三地的统计年鉴相应数据统计口径和标准并不一致,有的细化到了大学本科人数,但有的只含混说高中以上。最终,在教育方面,确定了反映京津冀三地中学以上学校数、在校生人数和专职教师人数这3个数据。

当然,这并不影响八幅专业地图发挥重要的作用。

正如安邦一直强调的,一体化发展具有阶段性。最初级的阶段,是基础设施一体化。包括交通、水、电、气等。而交通尤为重要,据统计,河北目前与京津对接的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共存在“断头路”里程达2300公里,县道、乡道则难以估计。可见,贵为国家战略的京津冀一体化,在最初级的阶段都尚未达标。

第二个阶段,是产业的协同发展。盘点京津冀三地的十二五规划,北京和天津的重点产业,“重合项”达7个,双方都着重发展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节能环保等产业。河北也提出,促进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经济快速增长。可见,此项也不甚理想。

第三个阶段,是公共服务资源的均衡分布,此项恰恰是京津冀三地资源分布最不平衡的一项。以教育资源为例,统计资料显示,比较三地高等教育资源状况,研究生培养机构数量北京是河北的68倍;普通高等学校(包括本科、专科、独立学院)的教职工数量,北京是河北省的1.1倍。在师资力量差异、地方财政教育经费投入等方面,河北省和北京市、天津市均有较大的差异。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全国的人流都涌向北京,无怪乎北京的学区房能上10万一平米的天价。

第四个阶段,则是生活方式和文化的一体化,这属于心理和文化的层面。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引导经济要素和人口的流向,而公共服务资源的优劣,则会对不同阶层的人口流向,不同阶段的企业选址流向产生影响,这些要素,最终会反映在文化和政治层面。

京津冀三地绘制的8幅专业地图,基本涵盖基础信息、经济、人口和公共服务等各项领域,对未来的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具有决策参考意义。(作者为安邦集团合伙人、高级研究员)

大时代下的“浙江网事”

大公网评论员宋代伦

经历了11月上半月APEC会议、东亚峰会、G20峰会眼花缭乱的硬外交活动后,11月19日到21日,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花落江南四大名镇之一的乌镇。这个之前大家印象中被各大旅游团和游客占领的熙熙攘攘之地,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全球互联网决策者共商未来网络生态的新平台。

也就在APEC会议各成员领导人进行亚太自贸区等宏大命题时,广大购物族们又迎来了双十一这一民间自发的交易狂欢日。五年前阿里双十一购物节首次设立,当天交易额只5000万。五年后的今天,交易额增长了三个数量级变成令人咋舌的571亿。换句话说,五年前一天的交易额,五年后一分多钟就搞定了。由此双十一购物节正在走向世界。

无论是开大会也好,还是疯狂的网购也好,背后的基石,自然是无数根网线互联互通起来的"互联网"。今年是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二十周年。二十年间,互联网改变了中国,中国也依托互联网正在改造世界。作为中国最发达省份之一的浙江,依托这次互联网盛宴,也向世人昭示着为互联网各方面作出的贡献。

互联网产业的先驱

1994年中国互联网正式与世界对接时,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交流手段尚未产业化。不过正因为起步晚,所以产业构建速度也是各国中前所未有的快。因为互联网产业本质上的民间属性,使得浙江人在互联网领域从一开始就"搅得风生水起"。这其中既有像丁磊、马云、陈天桥、江南春等仍在当下互联网场域中各占一方的得意者,也有像方兴东这样曾经的先锋者、后来的失意者。但恐怕在中国,人们很难找到一个省份短时间内涌现了这么多的互联网精英,并且成为各自领域的开拓者、先驱者。

互联网的平台在浙江打下基础后,浙江人又凭借小商品市场积累的雄厚民间资本,反过来利用这一平台进行二次创业,诞生了无数的行业网站。浙江省长李强在国新办回答记者提问时曾抛出一连串数据显示浙江互联网经济实力之强。中国行业网站百强中,"注册地在浙江的占40%……去年全国约有85%的网络零售、70%的跨境电子商务和60%的企业间的电商交易,都是依托浙江的电商平台完成的"。

在民间资本完成了对浙江互联网产业的搭建后,政府也适时地开始高屋建瓴地进行产业规划。于是在今年接连出台了两个文件,即《浙江省政府关于建设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的实施意见》与《浙江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信息经济的指导意见》。

两个意见一个是打造工信融合示范区,这也是内地目前唯一一个这样定位的;另一个则更具雄心壮志,文件中的主要目标中除要打造工信深度融合示范区外,还一口气罗列了七个中心--浙江要在未来五年成为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还要成为全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金融、智慧物流、数字内容六大方面的中心,打造"智慧城市"、"智慧浙江"。浙江省政府这两项意见的目标,也正是在依托现有互联网产业结构的同时,创造新的节点与平台,让浙江的互联网经济服务于省内的同时,也服务于全国甚至整个世界。

电商的"人民战争"

阿里巴巴近两个月前在纽约上市时成为一时的大新闻。但在台上敲钟的并不是马云,而是受益于这个平台,又不断延展创造了这个平台的八位普通代表,马云比喻是他们组成了阿里的"生态系统"。其中有一位是山西农民网商王志强。如今,全国各地的农民通过淘宝等电商平台来销售本地农产品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浙江这个新传统诞生发扬之地尤为如此。

过去我们常说家电下乡,这是为了增强农民的购买力以扩大内需之举。但在互联网成为一种生产、生活方式的今天,广大的农村同样无法回避,甚至是主动去探索。今年年初,中央一号文件就点到要"加强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加快清除农产品市场壁垒"。民间资本和市场高度发达的浙江,走一条自下而上的"电商下乡"之路,是敢于突破又顺理成章的路径。

前文已经提到,互联网产业因为其本质上的民间属性,使得其发展壮大也必须扎根于基层。以浙江为首,在各地开花的"淘宝村"成为电商乡土化的代名词。电商下乡不但刺激着消费,也带动着商品的生产、流通。这场电商的"人民战争",势必搅动广大农村无限的商品循环。为各大电商创造广大市场空间的同时,每一位农村人也在其中培养着创造性意识。毕竟,电商投入到农村的汪洋大海,最终是要落实到每位具有创造性的人身上才能实现价值。

如今,浙江在全国20个淘宝村中占据了六个,而未来十多年到二十年,农村网购市场或将超越城市。这既是各大电商企业的战略机遇期,更是广大农村人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期。

网络政务的浙江实践

在互联网产业与商业狂飙突进的同时,浙江互联网的另一项实践也在悄然进行。今年6月25日,浙江政务服务网正式上线,这也成为全国首个省市县一体化的网上政务服务平台。这个网上平台的定位即是打造"政务超市",网民可以像逛淘宝一样"逛衙门",在上面办理各项公私事务。依托浙江互联网资源优势,浙江政务服务网还全面依托了阿里巴巴的技术和服务平台,使其运转和服务效果均达到了全国领先。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在八年前还首次提出"法治浙江"的概念,成为地方法治建设的领头羊。现在我们常提政府管理创新。那么创新的形式表现在浙江政务服务网这样平台的设立,创新的目的则是要建立起一套政府管理的法治框架,实现依法行政。那么,政府部门与民众的互动就尤为重要。浙江政务服务网不仅要方便群众办事,还要让政府实现群众的时刻监督,实现阳光执政。权力与责任清单的发布,又使得政府职能与企业、社会在磨合中寻找平衡。在动态的互动之中,官方方能建立一套为各方利益着想的规则,实现社会公益最大化。

法治浙江与互联网思维的双重背景,使得浙江在网络政务上比其他地方也先行了一步。未来浙江在各领域的互联网实践,或依托本次世界互联网大会传播到更多地方,从一座山峰带动更广范围地壳的隆升。

平潭:两岸关系新指标


习近平11月1日在福建平潭考察

大公网评论员马军

“风还是那么大么”,这是习近平此次一到平潭,说的第一句话。

可见,习近平对平潭并不陌生。在福建工作时,习近平曾不下20次到平潭岛调研。20年间,这个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岛屿,已经从福建省委省政府帮扶挂钩点,成为了国家级的综合实验区,并且全岛申报了自贸区。这个曾经的海边穷岛,已经迈向了走向对台工作前沿的美丽琼岛。

2009年平潭岛成为综合实验区,2011年上升为国家战略,彼时劲头曾十分强势。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孙春兰也曾在平潭喊出“二十年再造一个厦门”的雄伟口号。但随着2012年马英九第二任期,两岸经济热络的经济交流逐步降温之后,曾经的平潭试验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提法降温。今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提到了西部大开发、东北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地区崛起,唯独曾经作为国家战略的平潭和海西均未被提及。一时之间,不仅仅是福建,所有关心平潭和台海发展的人都在思索,新一届党中央和政府对台策略是否会发生变化?两岸经济交流会否因岛内政治局势和马英九执政低谷而倒退?平潭和海西是否一如往常般的重要?

2009年至2011年间,笔者正在福州工作,对于当时平潭大桥的落成、平潭综合实验区的成立印象颇深,当时并非所有的福州人都能领会到平潭作为对台工作前沿的重要意义,但飙升的房价和蜂拥而至的投资机会,不仅体现了闽商的机敏,也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平潭发展的信心。

2011年后,笔者到了台湾生活,发现岛内对平潭未来的发展也是相当看好。按照设计,作为对台工作前沿的平潭,为了更多的吸引台资登岛投资,祭出了大陆其他地区无法给予的优惠政策: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税收、基础设施建设、厂房租金等优惠政策之外,为了照顾台商和台籍工作人员的生活,平潭还祭出了台湾电视台落地、甚至台湾拍照汽车可以在岛内通行的便利措施,俨然要将平潭建设成为一个“小台湾”,这对台湾岛内对大陆市场仍有追逐之心,却没赶上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代表的先后两次“西进投资大潮”的台商来说,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前所未有的吸引力。

自此,两岸当局都在极力推动着平潭的发展。和大陆关系往来最为密切的国民党曾经派出重量级别的政治人物参访平潭,而和大陆关系极好的老牌统派政党新党,则干脆成立了“台平关系协会”的平台,介绍台商赴平潭投资,并介绍有志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年轻人赴平潭工作。

笔者曾经参加了“台平关系协会”成立大会,会上新党宣布以民间团体名义、招募、推派人才前进平潭,并为民众处理不必要的法律困扰。会上,新党主席郁慕明还特别表示:平潭是过去清代施琅出兵攻台的地方,现在把以前的战争的聚点变成和平的试点,从战争到和平,台湾应该要有积极态度。

当然,在多元声音的台湾社会,国民党和新党的态度也只代表着台湾一部分的声音,担忧两岸的经济合作会吃掉“台湾主体性”的声音也一直存在。每当大陆有省部级以上官员,或者高级别对台工作官员赴台走访时,除“台独”势力每次必到之外,抗议大陆各地台办“坑害台商”的声音也是如影随行。笔者和这些抗议人士攀谈后得知,这些台商很多都有被大陆有些地方政府的不实承诺“欺骗”而投资失败的经历。当然,在笔者看来,这些台商的遭遇有些属于自身经营问题,但不能否认的时,这些台商对大陆的“由爱生恨”,的确也有很多大陆地方政府和对台工作部门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两岸关系新指标的平潭建设,不仅担负着传统意义上的两岸经贸交流窗口的任务,其建设成就还为两岸关系的发展提供着新的标杆意义。

首先,在传统的政治手段之外,如何利用市场的力量吸引台商投资,不仅是一种对台工作思路的转型和升级,也是对大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治理观念的一个转变。最近两年,台湾岛内“反两岸经济合作”“反跨海峡政商运作”“反两岸权贵”的声音越来越高,传统意义上的“三中一青”(中小企业、中南部、中低收入户和青年)越来越应该受到重视。平潭对台的招商工作能否摆脱出以往依赖国共平台等传统政治交流平台,真正以市场的力量为主,透过固定稳定的经济优惠措施吸引台商,可以说是未来平潭对台招商工作成败的前提。

其次,平潭岛还可以作为两岸共管共治的标杆地域。目前,以笔者的了解,已经有至少六位台籍人士在平潭管委会担任公职,最高一位已经担任到管委会副主任一职。而在台湾,这六位台籍人士已经成功“上榜”,一旦回到台湾,便会被课以重罚,因为台湾相关法律规定台籍人士不能在大陆地区担任公职。目前,大陆已经开放台籍人士在平潭担任公职,这是大陆对台释出的极大善意。如果马英九政府能够根据平潭建设的实际状况,适当修改法律法令,允许台籍人士赴平潭担任公职,这也是两岸在人事制度上的一大进步。仅凭此,平潭综合实验区都值得在两岸关系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最后,平潭能否真正如设想般成为大陆对台工作的新标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自身的发展。新党主席郁慕明曾和笔者聊到从平潭回来后的感受:“硬件很硬,酒店会场道路绿化都很好,但是软件建设,从人的素质到制度建设距离台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要说面对已经形成的珠三角和长三角两大台商聚集地,就算是和厦门、漳州、泉州等传统闽南地区来讲,平潭都没有“完胜”的把握。对此,国家和福建省已经把能给的传统红利都给了平潭,接下来平潭管委会如何利用这些红利,趟出一条对台招商、自我发展的新路,才是平潭能否做大做强的根本原因。

京津渝三大直辖市党委“大管家”纷纷换班


新晋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宗国英

大公网评论员王俊

在中国“主场外交”(APEC)的掩映之下,最近双周期(11.3-11.16)的地方人事变动稍显低调,由此,天津市委“大管家”换班的消息就格外引人关注。

天津市委、政府领导班子大致在10月底有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整,相关的消息刚好在最近双周期内陆续披露。在这次调整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春兰兼任书记的市委常委班子人数在“退1进1”之后仍维持着13人“标配”。

“退常”的是在今年1月已“转战”天津市人大常委会的散襄军(1954.6),“入常”的是副市长兼滨海新区区长宗国英(1963.8)。《天津日报》11月4日公布散襄军、宗国英进出常委班子的消息时称“经中央批准”,由此确认了天津市委在这一人事安排中的主动性。

最高决策团队变阵后,天津市委同时调整了至少5位新老常委所兼任的职务:袁桐利接替散襄军兼任市委政法委书记,同时接替段春华兼任市总工会主席;宗国英接替袁桐利兼任滨海新区区委书记,段春华接替崔津渡兼任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并在11月4日的市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副市长,补缺宗国英;成其圣接替段春华兼任市委秘书长,等等。

其中,成其圣与段春华在10月底完成天津市委秘书长这一市管职务的交接,这从后来《天津日报》11月5日所公布的段春华的简历上获得确认。

值得一提的是,天津是近期第三个调整市委秘书长的直辖市,之前分别是至今仍未补位的北京和重庆。

在北京,曾在北京市政府担任过王岐山下属的赵凤桐6月“转战”纪检系统(中纪委驻国土资源部纪检组长)后,虽然杨晓超其后“入常”并接过了赵凤桐之前所兼任的市委政法委书记职务,但赵凤桐之前所兼任的市委秘书长职务至今仍未确定继任人选。

重庆的情况与北京类似。身兼十八届候补中委的吴政隆9月30日调入山西接任省委常委兼太原市委书记后,市委常委、秘书长职务空缺至今。这也使得中共重庆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会11月5日至6日举行时在主席台上就坐的市委常委只有12人。

事实上,不仅京津渝三大直辖市,作为前任涉嫌违纪被革职或前任转战纪检系统等调整的后续,江西、辽宁、山西等省的党委“大管家”近期也纷纷易人。

在江西,抚州市委书记龚建华进入省委常委班子并接替遭“断崖式降级”的赵智勇兼任省委秘书长。在山西,聂春玉8月被中纪委“干掉”后,王伟中由科技部“空降”山西接任省委常委、秘书长。与北京类似,陈超英今年8月调任河北省纪委书记,从而造成辽宁省委秘书长出缺至今。

除特殊情况(如山西那种“塌方式腐败”),省级党委秘书长这一职务多由本省籍或本土成长的省委常委担任,而非由中央或外省“空降”。因而,有理由相信,至今仍空缺的北京、重庆、辽宁三省市“大管家”人选将分别来自京、渝、辽三地官场。

蒋超良:金融省长的民生情怀

10月29日,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会议选举吉林省省长,蒋超良当选。图为巴音朝鲁(右)与蒋超良(左)在主席台前与人大代表们见面。

大公网评论员卢治 高乙菲

十月最后一周,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落实了该省最新的高层人事变动。“试岗”54天的蒋超良转正,补选为吉林省省长。

在蒋超良“空降”吉林之初,人们的视线往往更多地落在其30余年转战银行业的斐然业绩上。特别是,当蒋超良在到任时即提出,要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吉林一切问题的“总开关”,更让人期待“金融省长”如何以其优势为老工业基地注入活力。

相对的,其“短短”两年的湖北省副省长经历,则大约被视为具备主政一省“资格”的一个“充分”砝码--有地方工作经验。

此次履新并非是蒋超良与吉林省的第一次交集。早在2010年初,时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的蒋超良已经与吉林省当时的党政一把手孙政才、王儒林会面。

当时的媒体有一则报道,如今看来十分有意思。在会面时孙政才提出,希望国家开发银行在城镇化和一批重大产业,以及民生、三农等项目的发展方面,给予吉林省更大的支持;蒋超良则表示,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吉林振兴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金融支撑。

“摸底”全省初露民生情怀

此次补选前,蒋超良已在吉林省省长这一岗位上“实习”近两个月。准确的说,是35个工作日。在此期间,蒋超良用12天陆续走遍吉林省10个地、市(州),进行以“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为题的调研。

这是蒋超良对吉林省的第一次“摸底”。他不只考察了关涉吉林省支柱产业的相关企业,更对吉林省各地开展的民生项目做出了多条指示和要求。

在调研白城棚户区改造时,蒋超良仔细向工作人员了解改造规划、资金筹措、回迁安置等情况。蒋超良说,棚户区改造事关民生,事关发展。要把棚户区改造作为重大德政工程、发展工程牢牢抓在手上,要“让百姓住得安心。”

在调研吉林省西部地区的扶贫开发时,蒋超良与当地干部座谈,强调要“立足本地的农业、能源、生态、政策、区位优势”,提升扶贫开发的水平。

在辽源东北袜业纺织工业园,蒋超良强调,要提供更多创业机会,既帮助实现人生价值,又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在考察浑江区板石沟镇木通沟铁矿时,蒋超良提出,要坚持把生态移民作为生态工程、经济工程和民生工程来探索推动。

可见,蒋超良十分注重把民生事业和经济发展相结合--正如其就任时承诺:“以增进吉林人民福祉为追求,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集中更多精力。”

在面对“三农”问题时,蒋超良思考的是如何更好的运用经济手段发展“农”事。

蒋超良十分关心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看到白城红塔村村民发展蔬菜大棚等多种经营增收致富,蒋超良非常高兴,并强调要发挥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和能人带动作用。由此可见,曾经在农行多年服务“三农”的经验和情感积累,的确是蒋超良人生和仕途一笔最宝贵的财富。

梳理过蒋超良吉林省的首次调研经过后,再重新回忆蒋超良的履历,笔者不禁想到,作为仕途的“起点”,蒋超良从湖北的工作经历中所得或许远超于普遍认知。

从资料显示,在金融以外,蒋超良当时至少还分管过科教文卫等方面的工作,这令其把视野扩大到金融领域之外,并完成了在“专业背景和政府实际运行相结合”这一层次的实践积累。

这为蒋超良如今主政吉林积淀了“底气”。

至少,蒋超良很好地抓住了履新后的第一次契机,不只迅速完成了从“金融高管”对“一省之长”的角色转型,也展现了其内心深处对这一角色内涵的思考定位--一个“地方大员”究竟应该参与一方全面的经济及社会治理?

在资历、人脉、能力等等关乎“专业背景”的种种能力之外,蒋超良展现出更多自身素养,比如情怀、信念与“厚生为器,惠民为旨”的智慧与境界。

大公网召开《深化改革:从顶层设计到省级战略》研讨会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联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左11)在研讨会开始前与出席会议的外宣部门领导、学术专家等合影留念。其中,左10为中国人民大学王续添教授、左9为中国人民大学孙久文教授、左8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高国力副所长;左7为北京大学刘艳博士、左6为中国社科院张在成副研究员;右10为重庆市委宣传部部委会成员、市外宣办、网信办刘晓年副主任,右9为大公网行政副总裁兼总编辑韩红超,右8为河南省委外宣办赵钢副主任,右7为在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挂职的中宣部左锋副局长,右6为北京市外宣办徐和建处长。

大公网7月22日讯(记者方乐迪)7月16日,大公网举行“深化改革:从顶层设计到省级战略暨首届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研讨会”,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联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出席研讨会并致辞,来自重庆、新疆、河南、北京等省区市的外宣部门领导,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分别在研讨会上发言。研讨会举行前,姜在忠社长分别会见上述省区市的外宣部门领导。

姜在忠社长在研讨会上致辞,首先介绍了大公全媒体格局,阐述了《大公报》作为香港与内地、中国与世界“超级联络人”在宣扬一国两制、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等方面的独特作为。在谈到本次研讨会的时代背景时,姜在忠社长说,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就深化改革做出顶层设计的整体部署,中央领导也多次强调各地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敢于开拓创新,敢于先行先试,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们希望通过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推动各省市、各地方在改革的道路上大胆探索,大胆前行,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更大的发展。祖国的发展强大,也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

在研讨会举行前,姜在忠社长分别会见了重庆市委宣传部部委会成员、市外宣办、网信办刘晓年副主任,河南省委外宣办赵钢副主任,在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挂职的中宣部左锋副局长和北京市外宣办徐和建处长,以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王续添教授、孙久文教授和来自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的高国力副所长等出席研讨会的专家,向各位来宾介绍了当前香港的主要形势、尤其是港府向全国人大提交政改报告的最新进展。

研讨会上,与会的学术专家、宣传部门领导就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就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这一产品在促进学术成果的转化、促进内地各省市区政治经济交流、促进中央大政方针在地方的落实等方面的作用,进行了真知灼见的发言。

《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是大公网于今年四月推出的一份研究型、智库类报告,聚焦中国省市一级的政治经济生态,关注中央政策在地方的落实、关注省份之间的政经发展,意在为关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政府部门领导、学术专家、商界人士提供一份专业的参考报告。该《周报》系国内首家聚焦省市区一级政治经济生态的智库型产品,首家提出“媒体智库”这一概念并进行实体化运作的研究类报告。

研讨会由大公网行政副总裁兼总编辑韩红超主持,大公网副总编辑陈国栋介绍了《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的相关情况,共有包括学术专家、地方政府宣传部门领导、知名企业家等各界代表人士近50人与会。

    • 会见海关总署署长于广洲

    • 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

    • 会见海关总署署长于广洲

    • 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

    • 主持长吉图开发开放战略实施小组会

    • 接见省消防总队第一次党代会代表

    • 会见台两岸生物产业促进会理事长

    • 率团到上海市考察

    • 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 率团到上海市考察

    • 到APEC会议现场看望慰问服务人员

    • 出席APEC会议服务工作总结大会

    • 出席京津冀协同创新座谈会

    • 出访澳大利亚和印尼 

    • 深入东丽区津南区调研

    • 会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

    • 出席加快发展现代都市农业工作会议

    • 率市代表团在上海苏州武汉考察

    • 会见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

    • 主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 会见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

    • 会见美国堪萨斯州州长

    • 出席全省人大工作会议

    • 主持省委十届十次全体会议

    • 出席第八届海洽会开幕式

    • 会见韩国仁川市市长刘正福

    • 主持河南文艺工作座谈会

    • 在鹿邑和周口调研

    • 出席中国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

    • 在省和南京市法院检察院调研

    • 在扬州调研

    • 与天津代表团黄兴国一行座谈

    • 到濉溪县调研指导工作

    • 会见德国下萨克森州州长

    • 调研中国十七冶集团承建项目

    • 调研智能语音产业发展工作

    • 出席省政协法治浙江建设专题会

    • 出席深化建设美丽乡村现场会

    • 出席第三届中国转型发展论坛

    • 在舟山调研

    • 与辽宁省党政代表团座谈

    • 会见天津市代表团一行

    • 与辽宁省党政代表团座谈

    • 会见天津市代表团一行

    • 出席省县域经济发展升级现场推进会

    • 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印度

    • 出席省县域经济发展升级现场推进会

    • 会见中国电信集团总经理等客人

    • 会见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

    • 率团访问澳大利亚

    • 会见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

    • 会见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德铭

    • 出席珠海航展开幕式

    • 会见丁肇中和科恩伯格

    • 会见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尚勇

    • 率团访问澳大利亚

    • 本周无公开报道

    • 出席中非合作圆桌会议第五次大会

    • 会见香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

    • 在"美丽广西`生态乡村"动员会讲话

    • 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

    • 深入三江、龙胜检查特色旅游建设

    • 主持召开省委全深改小组第五次会议

    • 拜会缅甸副总统吴年吞

    • 在省发改委调研

    • 在迪庆、丽江、大理等地调研

    • 在贵安新区调研

    • 会见郑必坚魏礼群一行

    • 拜会匈牙利客人

    • 会见正威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文银

       

    • 主持常委会研究部署平安湖南建设等

    • 会见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

    • 主持会议研究推进创新创业园区发展

    • 在湘潭、怀化等地调研

    • 与天津代表团黄兴国一行座谈

    • 与青马培养工程首期学员谈心

    • 主持座谈会研究当前经济运行情况

    • 会见香港贸发局总裁方舜文一行

    • 主持召开生态文明建设大会

    • 会见中组部调研组一行

    • 带队调研重庆华南城

    • 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9次常务会议

    • 会见新西兰总理约翰·基一行

    • 会见中国化工集团总裁蔡希有

    • 现场介绍天府新区规划建设情况

    • 会见新西兰总理约翰·基一行

    • 在陕南移民搬迁工程公司等调研

    • 主持省委省政府治污降霾专题会议

    • 会见全球信息技术主管大会嘉宾

    • 率团出访澳大利亚

    • 调研重汽大齿公司

    • 主持政府第63次常务会议

    • 在太原吕梁临汾运城就水利专题调研

    • 在扶贫开发联系点四子王旗调研

    • 会见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

    • 主持经济和生态文明体改小组会议

    • 主持召开区政府常务会议

    • 主持全省党委秘书长会议

    • 本周无公开报道

    • 在民勤调研环保工作

    • 出席柴生芳先进事迹报告会

    • 在兰州调研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

    • 出席柴生芳先进事迹报告会

    • 到昌都地区就基层发展工作调研

    • 在日喀则萨迦寺调研

    • 在那曲地区西部四县和那曲县调研

    • 在乌鲁木齐考察调研

    • 出席兰新高铁乌哈段开通仪式

    • 在和田地区考察调研

    • 出席兰新高铁乌哈段开通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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